中國正處於歷史性的轉型階段。當此之時，中國知識人如何自我救贖，自我定位，使中國擺脫共產主義，進入現代文明世界，是當代中國知識人無可推卸的歷史責任。
毛澤東曾經人云亦云，輕侮知識分子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毛斷言歷史轉型的槓桿只憑槍桿子，知識人無足掛齒。其實，無論是西方四百年來的重要轉型，還是三十多年前蘇聯東歐的史詩式巨變，亦或是中國自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八九六四以來的歷史演變，是非對錯姑且不論，在這些歷史場景中，知識人從未缺席，是重大變遷的先聲。
1、准立憲過程：極而言之，知識界通過深思質疑答辯的思想交流及其精神成果的呈現凝結，實質上是一個國家的准立憲過程。如洛克(JohnLocke)、康德（Immanuel Kant）、盧梭(Jean Jacques Rosseau)、亞當·斯密(Adam Smith)、孟德斯鳩(Baron de Montesquieu)、傑弗遜(Jefferson)、麥迪遜(Madison)、柏克(Edmund Burke)、密爾(S.J. Mill)......之於西方，如康有為講學《萬木草堂》、梁啓超參與設計《欽定憲法大綱》、張謇等起草《清帝遜位詔書》、張君勱執筆《中華民國憲法》，胡適、雷震、殷海光的《自由中國》運動......之於中國，都形塑了歷史演變過程。
換言之，「秀才」並非「造反」，而是「立憲」。他們建立或重塑了公共倫理、憲政架構、人權理念、法治框架。即是說，知識共同體在精神上為政治共同體奠立了基礎。
2、中國式反智主義：各國知識人的生態環境是各不相同的。作為反抗的共同體,比較其他國家如前蘇聯和前東歐國家的知識界，中國知識人的生態環境更為險惡嚴峻。眾所周知，鑑於毛式「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反智主義在中共黨內的精神遺產，中國知識界與執政當局的敵對程度超越了所有前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知識界，不僅是1968年蘇軍碾壓過的布拉格以及77憲章時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論壇，不僅是當年波蘭的團結工會顧問團，不僅是1989年秉燭遊行和平抗爭的東德知識界、基督徒，中國知識人還經歷過知識分子「交心運動」的洗腦，經歷過1957年整肅一百多萬知識人的反右運動，經歷過毀滅文化的文化大革命，經歷過1989年的大屠殺；中國知識界作為反抗的共同體受到當局迫害的殘酷程度遠超他國。甚至在後毛時代，中共頭目周永康還說過，中國就那麼二百多個公共知識分子，把他們全部活埋也是小事一樁。
在習近平時代，中共的反智主義更加粗鄙殘忍，對知識界的敵意愈演愈烈，言論封鎖宛如鐵桶，維穩經費超越軍費，甚至巨額撥款僱傭小粉紅污名化自由派公共知識分子。
中國知識人作為反抗的共同體，在極端的中國式反智主義環境中，勢必付出更高的代價和承擔更大的犧牲。這是中國知識人作為反抗的共同體的第一重困境。
3、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中國反抗的共同體的第二重困境，來自其政治實踐中的困惑。自由主義知識人與政治黨派運作天然有一種隔膜。他們以獨立見識為榮，不容易讓渡自己的思想權利而變成政治機器中的螺絲釘。因此在反抗的共同體內出現異議，本是題中應有之義。強行統一思想將蛻變為列寧主義政黨。鑑於此，反抗的共同體必定是一個相對鬆散的群體，這是自由派共同體應當付出的代價。它在短期的政治博弈中或許表現軟弱，但它的實力將在長時段的競爭中呈現出來。
在香港反送中運動前後，反抗當局的群體分成兩派：「勇武」派與「和理非」派。前者強調勇敢激進的抗暴鬥爭，以年輕學生為主；後者強調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以民主黨等組織內部年長的政治活動家為主。一度雙方曾誰也無法說服對方。但在運動過程中，各自都增強了對不同方式的理解，後來在整個反抗陣營出現了一句潮流用語叫「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它意味著「勇武」派與「和理非」派和而不同的聯繫。這句話充滿智慧。目標一致的派別，即使採取的策略不同，也都遵守了「不分化，不篤灰，不抺黑，不割席」的精神，從而破解了北京當局的分化陰謀。
這也同晚清至民國轉折時期中國知識人中的革命派與立憲派的劃分一樣，當年致力於結束滿清統治的中國士林對雙方莫衷於是、難於抉擇。革命派以孫中山、汪精衛為代表主張共和制；立憲派以康有為、梁啓超為代表主張君主立憲制。雙方曾激烈論戰。但實際上他們欲達成的基本體制並無根本差異，均屬憲政民主體制。只是革命派手法更激烈而已。事實上，當時中國地方精英很多都是既對革命派提供資金，又積極參與立憲運動的。最終，《清帝遜位詔書》體現了雙方共享的價值——「重疊的共識」，導致了其共同的成就：帝制覆滅。
此外，如崔衛平教授披露的，1977年簽署77憲章的捷克斯洛伐克知識人，也包括了一些認同憲章的體制內官員。這正是憲章的價值力量，而不是無原則的妥協。之後1989年天鵝絨革命的輝煌成就，為包容性深廣的77憲章做了見證。
4、凝聚「重疊的共識」：事實上，反對的共同體內部是存在「重疊的共識」的，否則，就不可能有該共同體了。即是說，共同體有其底線，其重要性無論如何強調都不過分。重疊的共識是共同體天經地義的基本價值，是共同體形成之始大家默的前提。
譬如，77憲章的簽署者的重疊的共識就是落實《赫爾辛基協議》(HelsinkiAccords)。那是一份東西方35國政府（含前蘇聯、美國、歐洲各國）於1975年簽署的國際議，77憲章簽署者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履行它已經簽署的人權承諾」。那是無論何種身份背景的憲章簽署者重疊的共識。
《赫爾辛基協議》與《77憲章》之間，是國際承諾轉化為國內公民權利運動的經典案例。前者為後者提供了法律依據、道德正當性和國際槓桿，後者則是前者在東歐陣營內部最具代表性的實踐成果之一。
5、中國知識人與國際社會的互動：目前中國人權狀況日益黑暗，但北京當局被國際主流社會孤立，內外交困，故常常被迫聲稱它將遵守聯合國憲章及其相關法律文獻云云，以擺脫困境。有鑑於此，中國知識人共同體有必要聯手主流國際社會，堅定要求北京嚴格而具體地遵守和兌現對《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的承諾。實際上《赫爾辛基協議》在第7章中就特別提到簽字國應依據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尊重人權、宗教和信仰自由。
有人或以為國際社會的壓力對流氓式的北京政權已不起作用。但人們或沒有看清中共當下的危機態勢。筆者曾預判，近年來北京高層權鬥愈演愈烈，雙方均失卻了退路；而各方又認定同在一條船上，絕不能讓船外知曉。然而，既然內鬥已演變成「死亡的螺旋」，這種螺旋上升的邏輯是：當白熱化權鬥相持不下你死我活時，為壓倒對方必定有一方要訴諸船外——民間力量，以衝破僵局，改變平衡。因而，包裹黑箱船體的鐵幕勢將被撕開一個裂口。近日發生的一個爆炸性消息印證了上述直覺：突然，六四抗命的徐勤先將軍在軍事法庭被審訊的錄影令人驚愕地出現於公眾視野。這份在黑箱裡已經密封了35年的錄影，在當下這個詭譎敏感的歷史時刻破土而出，它意味著什麼？它將是衝決中國知識人作為反抗的共同體的困境的歷史性契機嗎？
值此全球動盪不安的大變局中，那或許是舉世翹首以待的「中國時刻」。
（首發於2026年1月10日《中國民主季刊2026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