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一開始，街道上、會場上、教室里，到處都書寫著醒目的標語：「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以階級鬥爭為綱」，「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廣播上天天叫喊著要人們繃緊「階級鬥爭」這根弦，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嚴防階級敵人搞破壞。報紙上也經常報導地主是火燒芭茅「心」不死，懷揣「變天帳」，時刻準備「反攻倒算」。語文課許多課文都是講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英雄人物，為保護集體利益、國家利益，與「階級敵人」殊死搏鬥的故事。
一時間，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似乎「階級敵人」無時不在，無處不在。
這種氣氛下，就連我這樣的小孩也被發動起來、組織起來，每人一桿紅纓槍，說是與「階級敵人」搏鬥時要用。晚上，就把學校附近的學生集合到操場上訓練。後來還打算模仿戰爭時期的兒童團，在路口、村邊站崗放哨，但因許多家長晚上都不讓自己的孩子出門，也就不了了之了。
有一年夏天，一則小道消息在我所在的小鎮傳開：小鎮東邊的銀龍山上，晚上經常有連續閃爍的手電筒光，說是敵特的聯絡的暗號。公社組織基幹民兵上山搜查，也沒有發現什麼「敵情」。後來才知道，是當時失勢一派的頭頭，擔心被另一派逮住遭毒打，就躲進山里，晚上以手電筒發信號給家裡報平安。
有一陣子，風傳我們鄰近一個生產隊裡看瓜園的老漢，是從外地流竄過來的解放前國民黨的高官。其實，當地的鄉民都知道，這位老人是因家鄉生活困難，投親靠友來到我們這裡的。但，最終還是把他遣送回原籍。
有位同學，姓代，老家在河南。1960年生活最困難的時候，為活命，舉家逃荒來到我們鄰近的一個生產隊。他家為生產隊伺養幾頭耕牛，他父親起早貪黑，精心伺弄，耕牛養得膘肥體壯，被評為勞動模範，還上過「土電影」（即幻燈片）。文革開始不久，說他們來歷不明，強迫他們回了河南。班主任知道，他恐無上學的可能，就贈送他一本新華字典，臨走時叮囑他有空了利用字典學文化。
1967年上半年，我姐姐的同學，也不知道從哪裡聽說了一條重要消息：某某印刷社裡有潛伏的特務，在毛主席檢閱紅衛兵的畫像里書寫反動標語。
學校老師就找來了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檢閱紅衛兵的幾幅彩色畫像，看了又看，也沒有發現裡面有反動標語。後來，有人提議：找副放大鏡，一點點搜尋，總能找到。於是，放大鏡找來了，人們對著頭部、頸脖、紐扣、衣襟、袖章、袖口等處，一點點排查，不放過一點蛛絲馬跡。終於找出了疑似反動標語的三個字「得」「下」「國」。
「得」字在頸脖處，仿佛是頸脖處縱橫交錯的細紋，你要把它想像成是個「得」字，也勉強說得通；「下」字，在一顆紐扣附近。如果說「得」字還有點像個字的話，那「下」字就純屬主觀臆斷了。因為它筆劃太簡單，幾根線條連接一起，太容易像個「下」字了。「國」字的外包圍，不是方框形的，而是近似圓形的，裡面的圖案似乎是上下交錯的紋路，但被人們想像成是個「玉」字。於是，一條「反標」就這樣被發現了。
我挺納悶：這怎麼是「反標」呢？即使確實是「得」「下」「國」三個字，也不能算作是反動標語吧，不就是說毛主席打下江山，得到了一個落後的國家嗎？這很符合實際呀？後來聽了學校老師的解釋才明白：「得」，是「要」的意思，是說毛主席要下台。
當地有個捲菸廠，生產一種「鴻雁」牌香菸，煙盒上，繪有幾根冬天的蘆葦，蘆葦上面有幾隻飛翔的大雁。有的人又從這幅煙標上發現了「敵情」。
蘆葦葉子與蘆葦杆交叉形成的圖案，被臆會成幾個字：劉文雙。又說，劉文雙是四川惡霸地主劉文采的弟弟，解放前夕，逃到了台灣，後來成了蘇修特務。這幅畫是要告訴他四川的親人，劉文雙現在在蘇聯。因為，冬天刮北風，大雁往南飛，而這幅畫卻是大雁往北飛。
後來又聽說，外地有人在讀報時，不僅橫著讀，還要豎著看、斜著念，看文章里有沒有隱藏的反動標語。這被當成牢記毛主席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教導的典範。
那個荒唐歲月里，似乎最高統治者得了感冒，下面的人個個跟著打噴嚏，都變得神經兮兮的。
當時所謂的「階級敵人」，多是指身邊的「地富」分子。大家明明知道，這些人，都是老實巴交、規規矩矩的人，他們早已接受現實，把自己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新式農民。他們經歷過「土改」等嚴酷政治運動煎熬，飽嘗過「無產階級專政」鐵拳的厲害，個個膽戰心驚的，哪裡還有不滿或反抗的表示？我所在的公社，就沒有發現一例地富分子保存「變天帳」，伺機報復的；也沒有地富說反動話，攻擊社會主義的。相反，他們幹活捨得下力氣，又不多說話，頗得鄉民好感。除了造反派經常拿他們說事，揪鬥他們、毆打他們外，鄉民們沒得哪個把他們當成「敵人」看待。
然而，這並不妨礙人們對偉大領袖的崇拜與信仰，許多人都相信毛主席的「階級鬥爭」理論是真理。人們置自己身邊的所謂「階級敵人」的真實表現於不顧，而要去相信那虛無縹緲的所謂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是客觀存在。
人們為什麼突然間像是著了魔似的？
有人說，人為地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讓他們去鬥爭，是自古既有的馭民術。它能讓吃不飽肚子的人確信：自己雖然苦，但比那些被打入十八層地獄的「階級敵人」，還是要強得多，因此，也就有了做「主人翁」的優越感、自豪感和對統治者的認同感；同時，讓平民鬥來鬥去、自相殘殺，統治者就不用擔心自己的地位不牢固了。
也有人說，和平年代因瞎折騰餓死了許多人，亘古未有，總要有人對此負責。統治者為避免遭到清算，就蓄意挑起人們爭鬥，以轉移視線，躲過清算。於是，把極有可能提起清算的人稱之為睡在身邊的赫魯雪夫，率先將其打倒，自己的權位保住了，也就安全了。
傳統說法是，受蘇共巨變影響，當時的統治者擔心中國也變成修正主義，錯誤估計了形勢，再加上經驗不足，就出現了「以階級鬥爭為綱」這樣全局性的指導思想上的錯誤，爆發了長期動亂。
上述說法都有一定道理，但病根恐怕還是在「極左」。極左，是幼稚病，像個長不大的孩子，舉止乖張，行事魯莽，常常做出缺乏內在邏輯又無法理依據的唐突之事；極左是精神病，不時亢奮，舉全國之力搞勞民傷財之事；極左又是癲癇病，反覆發作，過幾年就要跑出來禍害民眾。
極左的思想特徵是：片面性、絕對化。遇到一點情況，就認為是「風起於青萍之末」，是「樹欲靜而風不止」的「階級鬥爭」。極左的政治特徵是：極權至上，打壓權利；極左的行為特徵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迫使人們匍匐在權力腳下，淪為權力的奴僕。
直到現在，仍然有人相信「階級鬥爭」理論是正確的，他們喜歡以現實中的貪官污吏欺壓百姓作例證，來證明階級鬥爭是客觀存在的，也是殘酷的。這些人不明白治理國家有文明、野蠻之分。民主法治，是公認的文明治理方式，是在法律框架內公正、和平、有序的解決各種社會問題，包括社會不公，避免社會引起大的衝突，逐漸讓人們凝聚在法治的大旗下，信仰法治的力量。這是社會文明進步的標誌。而「階級鬥爭」是權力主導下的人治模式，是叢林法則的變種，是極其野蠻落後的治理方式，它最終導致人們崇拜權力而不相信法律，迫使人們都依附於權力。這種治理模式下，最終沒有一個贏家，每個人都將是這種體制的受害者。
其實，這些人的本意，是希望再來次文革，以便對欺壓過自己的貪官污吏實施報復。他們沒有經歷過文革，以為文革就是老百姓可以隨心所欲地發泄，可以隨便給當官的戴高帽子、遊街、駕飛機。他們不知道，文革中，誰敢對毛主席不敬或反對中央文革，甚至反對掌握實權的當權派，都會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的。文革中打傷、打殘、打死的，數量最大的是平民。
極左是邪惡的根源。社會要恢復良知和理性，回歸文明與進步，就要消除野蠻落後的極左思潮。「極左」不除，民無寧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