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天，在沉睡中突然被鑼鼓聲敲醒，傳來了口號聲和唱歌聲。為什麼事遊行？我馬上起床，衝到馬路邊去看。街上走過一隊隊的紅衛兵，他們都是大學生，臂戴紅色的「紅衛兵」袖章，激動地高呼口號，他們打出的橫幅上赫然寫著「造反有理」。
「造反」？！我一時不能馬上反應過來，造反！自古以來，這是要殺頭的，這是造誰的反？又一批遊行隊伍走到了面前，領隊的紅衛兵領頭高唱，隊伍也隨著激昂地唱起了歌：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蒂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干社會主義。
——沈福祥：《我的文革歲月》
很多年前，假如由我來寫這本《我的文革歲月》，也許這個場景就將是本書的開始。我將著力渲染這一天的紅太陽，它光芒萬丈，同時又帶著幾絲血樣的不祥鋪展在上海的大街小巷。我將對「我」在被喧鬧的鑼鼓聲敲醒之前，「我」睡覺的地方——老上海獨有的、帶著老虎窗的三層閣著力摹狀一番。為了使它具有象徵性，也許我還會寫道：那天的睡眠仿佛有一個世紀那麼長，好象永遠也睡不醒似的。但突然「我」醒來了，是毛主席「造反有理」的語錄歌把「我」喚醒了。實際上，「我」又從來沒有真正醒來過，就糊裡糊塗地衝到了陽光燦爛的大街上，開始了「我」的造反生涯。
它的書名或許就叫《造反記：一個紅工的100天》，因為正是「我」——上海紅色工人造反總司令部的組織部長，為這個擁有40萬大軍的上海第二大造反組織命名了一個響亮的名字——「紅色工人」，而它僅存活了100天就消亡了。
可以肯定的是，這本書絕對不會寫得這麼長，一寫就寫了16年，60萬字。
（二）
王洪文看上去象個小透卵（上海話，混混的意思），留分頭、穿著一條小腳褲。他會故作姿態、熱情地張開雙臂擁抱你，非常西式。
——沈福祥口述
大約是86年或87年，我大舅沈福祥開始向我口述他的「文革」造反史。第一次較為系統地對我——正確地說，是對著一台破破爛爛的老式錄音機講了「紅工司」的形成過程。從他在上海絨布廠和另外兩個「臨兄」一起貼出第一張大字報開始講起，講到外灘的大字報海洋、靜安文化館的「測字攤」；講到最後在風雨操場迫使韓哲一、黃宇齊代表華東局承認他們臨時工、外包工組織為革命造反組織。
這些「秘聞」對我說來是聞所未聞的，也是難以理解的：既為造反，為什麼還要逼迫對手承認其合法性呢？
聽得我目瞪口呆。
大舅還對我和錄音機講了當年「紅工司」在十數萬人民廣場的集會上揪鬥上海市長曹荻秋的真相；披露了即使在造反的年代裡，在被批鬥的「當權派」那裡依然是一個等級森嚴的官府衙門。應我的要求，大舅還特別談到了對王洪文的印象：
「王洪文看上去象個小透卵（上海話，混混的意思），留分頭、穿著一條小腳褲。他會故作姿態、熱情地張開雙臂擁抱你，非常西式。」
這種形象與文革的大時代背景是格格不入的，尤其出現在一個工人造反派領袖身上顯得完全不合時宜，令人匪夷所思。
使我感興趣的是，從大舅的口述中，我得到一個強烈的印象，這就是國家安全系統無所不在的滲透。原先一直以為文革中到處造反，國家機器被群眾砸爛、停止不轉了，可事實上，「上海紅色工人造反總司令部」只造反了100天，上海警局就公開插手調查了。很快，「紅工司」的頭頭們非關即抓，或象大舅一樣，開始了其漫長的審查交代生涯。
細節上，大舅第一次零零碎碎地談到了「神秘的女秘書」、「神秘的吉普車」、「假地址」，其中特別詭秘的是「兩個神秘的老楊」。一個是「測字攤」時期的老楊，他神龍見首不見尾，當組織成立之時，這個早期運動的策劃者卻象武俠書里的高人一樣飄然隱去，直到今天其身份還是一個謎。另一個是出現在造反後期的老楊，他自稱是「中央文革」的特派員，警局則宣稱此人系台灣特務。
這一切都給大舅的回憶罩上了一層撲朔迷離的色彩。它推翻了一般人們對於文革的印象，其複雜性與難解程度遠遠超乎於人們的想像。
現在回頭看，當時我和大舅搞的其實正類似於五、六十年代在西方興起、如今風行於大陸的「口述史」。確切地說，完全可以將它寫成一本「口述史」。大舅的口才是一流的，記憶力驚人。也可以說，「造反生涯」結束後三年多無休止的檢查交代，早已經為這本口述史打下了伏筆。
當年是被迫的，如今卻是自由的，那麼就說吧，盡情地說吧，記憶！
然而，缺乏史學專業訓練的我，年輕時代的文學雄心卻令我只是一心想往這些材料中加進各種文學元素，尤其是現代派技巧。這使我最終與大舅這分彌足珍貴的「口述史」擦肩而過。誰會想到呢？我的半途而廢卻使大舅從此走上了一條寫作的不歸路，將他的壯年再一次奉獻給「文革」，奉獻給了記憶——16年，直至垂垂老矣！
（三）
那太陽和我安葬媽媽那天的太陽一樣，頭也象那天一樣難受，皮膚下面所有的血管都一齊跳動。我熱得受不了，又往前走了一步。我知道這是愚蠢的，我走一步並逃不過太陽……我只覺得鐃鈸似的太陽扣在我的頭上……而在那裡我曾是幸福的。
——加謬：《局外人》
沈福祥的《我的文革歲月》，卷帙浩繁，波瀾壯闊。從他上小學那年——1947年開始寫起，一直寫到文革後期——1970年。對上海文革史上的重大事件：諸如「色織廿四廠事件」、「踏平康平路—赤衛隊事件」、「首列『紅色列車』」、「上柴廠『聯司』事件」、「一月風暴」等等，都以一個親歷者的身份，以寫實主義的手法從正面或側面進行了詳盡的描述。其中的某些篇章十分感人，其意境甚至達到了鬼神同泣的詩史一般的高度，例如作者對被砸爛後的「聯司」的描述：
「就在這天下午，1967年8月4日下午，上海鬧市街區卻響起了聯司的聲音。一輛聯司的用消防車改裝的宣傳車——聯司的象徵和驕傲，衝出重圍，在市區街道中穿梭往來。在消防車的兩旁和駕駛室的兩邊踏板上站著武裝的聯司戰士——他們不得已手握鐵棒，以對付暴力。他們疲憊不堪，滿臉滿身的污泥。為了對付工總司的攔截，車輛以高速行駛。高音喇叭中反覆傳出一位女性悲愴而嘶啞的呼喊：『上柴聯司已被血洗！聯司戰士的鮮血已經染紅上柴廠！革命群眾趕快行動起來！革命群眾趕快行動起來！上柴聯司是不會屈服的，聯司戰士的血是不會白流的……』看著這悲壯的景象，聽著這悲愴的呼喊，我不禁心頭一熱，潸然淚下。
「21年後，我在報上讀到了匈牙利納吉民主政權被鎮壓時，它的電台也曾向世界發出過『看在上帝的分上，請伸出手來，拉我們一把』的呼喊。50年代，沒有人能救得了納吉，60年代的上海，也沒有人能救得了聯司。雖然一個在東歐，一個在東亞，但歷史是何其相似。
「在北站寶山路的熱鬧地段，這輛宣傳車往來奔馳了幾次。路上行人，駐足止步，默默地為聯司被血洗而悲哀，為聯司的威武不屈而感動。但沒有人輕舉妄動，沒有人敢輕舉妄動。人們只是把這段血的歷史默默地埋在心裡，在心中化為火山的岩漿。上海是英雄輩出的上海，不太遠的將來，歷史將會雄辯地證明，創造中國新紀元的，必定是上海！
「聯司的精神永存！」
除了追溯個人的成長史、「文革」造反史外，沈福祥在這本書里，還為讀者提供了一幅當年的上海市民風俗畫卷，為現在的這個書名所難以覆蓋。然而，沈福祥的「文革歲月」確實又是作者一生的精彩華章，本書的真正高潮。更為難得的是，沈福祥在這本書里還以較多的篇幅寫下了自己對於這場運動的獨特思考。
也許經歷過「文革歲月」大風大浪的人，都不僅能言善辯，而且手上也大多有一支屬於自己的健筆。不過從這本書里，讀者還是能夠看到，對於未來的文學生涯沈福祥是有所準備的。小時候，我曾聽大舅沈福祥講過一則軼事，當他還在一個江南小鎮上工作的時候，一天，他誤闖一座荒廢的深宅大院。進去後才發現原來這裡是一個藏書樓，到處都是線裝書，想拿多少儘管取，但他只是拿了一套現代版本的《亞森·羅平探案全集》就出來了。多年後，他還在為自己當年的不識貨懊悔不已，因為在「文革」中，這些書連同這座藏書樓都被燒毀了。正是從《我的文革歲月》這本書中，我第一次發現青年時代的沈福祥除了莫里斯、勒布朗外，還熟讀巴爾扎克、托爾斯泰等經典作家的著作，甚至有過向報社投稿的經歷，只是當年投稿須單位領導開介紹信才壓抑了他的這種文學衝動。因此，當看到這個頗有文學天分的早年「文學青年」，當塵埃落定，就象所有的古典大師一樣，以一種「專業寫作精神」寫著他的《我的文革歲月》的時候，這並不使人感到驚訝。象本書中的那些「閒章」，如《機關瑣事》、《文革冤魂》，事實上，都超出了「回憶錄」的個人範疇而屬於了文學。也正是這本書，雄辯地推翻了當年我所設想的那個「現代派的開場白」：「紅太陽」（毛澤東）使沈福祥暈眩、發燒，使他從來沒有真正地醒來過就加入了「造反派」的行列。
沈福祥不是加謬筆下的「局外人」，「文革」中扣在沈福祥頭上的太陽更不是使「局外人」莫索爾拔槍殺人的「鐃鈸似的太陽」。那些看似非「文革歲月」的早年回憶，其實它們都如「我走一步並逃不過太陽」一樣地服從於、展開於同一種邏輯，這就是：造反有理。就好象水滸中的好漢一樣，正是生活中的邏輯將沈福祥推到了「文革」的風口浪尖。
（四）
我很小的時候就懵懵懂懂地背著書包去上學了。那是1947年，我虛歲六歲，被母親牽著手送進了學校。
——沈福祥：《我的文革歲月》
沈福祥的少年時代十分短暫，15歲就過早地踏入社會了，從來就沒有什麼「幸福」的太陽扣在他的頭上。當時，扣在他的頭上只有兩頂帽子：一是其母在解放前開了一家米店，二是其叔父解放前夕隨國民黨軍隊去了台灣。象這樣「非純無產階級」的家庭出生，在那個年代裡是難以在上海找到工作的，於是他去了一個江南小鎮。
《我的文革歲月》是一本極為抑鬱的書。薩特說：「造反是人民的節日」，可在閱讀這本「造反之書」的時候，「壓抑的年代」這幾個字總在我的心中揮之不去。童年，青春，我們慣常在「回憶錄」里描寫這個時期所見到的歡笑與陽光，在這本書里幾乎一個字都找不到。如果說有，那麼下面就是了：
「小船自在地扭擺著，載著滿船的年輕人，載著滿船的歡笑，洋溢著滿船的青春活力，向湖心搖去。這時有人吹起了口琴，琴聲在水面上飄散開去，顯得格外悅耳，在大家的邀請下，善唱的姑娘在一陣忸怩之後，放開喉嚨唱起了歌，這時琴聲、歌聲使我們把一切人世間的煩惱全忘卻了。」
但實際上，這個曾拍過《林家鋪子》、《蠶桑姑娘》外景的江南小鎮又並非是一個世外桃源。就在沈福祥上班的這家工廠里，他竟然遇到了一個發明「八小時劈半工作制」的廠長：
「麻臉廠長對熱火朝天的競賽還不滿足，他太精明了，他敏銳地發現，在八小時的重體力手工勞動中，前四小時的體力相對充沛，產量必定高於體力下降的後四小時，於是他又想出了新的絕招：把八鐘點工作時間劈成兩個四小時……這樣一來，連吃飯的時間也被剝奪了……到了星期日，是全廠休息日。機器是停止運轉了，機器休息了，人卻規定要檢修和清潔機器不得休息。而且這半天的勞動是義務的、無償的。」
面對「中國的泰勒」，沈福祥造反了嗎？沒有。他只是得出一個結論：這裡的共產黨和上海的不一樣。但上海的共產黨究竟怎麼樣？沈福祥自己也不知道，他只是從自己早年所受的共產黨教育中，臆想出了另一個「不一樣」的共產黨形象。
三年後，沈福祥「倒流」回上海，這時他不再有上海戶口了。在那個年代裡，沒有戶口就意味著沒有工作，沒有糧票。就在上海，為了報上「臨時戶口」——一分使人活下去的口糧，沈福祥終於遇到了一個「不一樣」的警察陳同志：「我只知道他在給我簽發口糧時，立刻顯出刁難人的本事。他給我十天一簽，比如寫上『3日～13日臨時戶口十天』，但是，13日已是第11天，這樣，我11天只有十天的口糧。第二次再去簽，他就順延一天簽成『14日～24日臨時戶口10天』，這樣，24日又是我的『無糧日』」。
有時陳同志還故意刁難讓他白等：「我就硬等，一等就是半天，在穿堂風的過道里，西北風不一會就使我混身發冷，腳趾發麻發痛，寒氣透過棉衣，混身熱氣全無，止不住瑟瑟發抖。更令人寒心的是，走進走出的戶籍警，從不正面看人，最多斜著臉看上一眼，一副不屑一顧的神色，在他們的臉上找不到絲毫的同情與憐憫，比這嚴冬的西北風還冷，冷得叫人心臟也要發痛。」
僅僅因為沒有戶口，被剝奪了工作的權利，警察陳甚至設計陷害，準備把這個在他眼裡閒蕩在社會上的「黑人黑戶」送去勞動教養。當年，沈福祥住的弄堂僅40來戶人家，而由警察陳整材料送去勞動教養和勞動改造的就有四人。儘管沈福祥僥倖逃脫了牢獄之災，可在檔案里，這位陳同志還是為他留下了足以毀掉其一生的文字：「偷聽敵台嫌疑」、「研究毛澤東思想動機可疑」。
面對這位上海警察、家鄉的共產黨，這時候還能再說：「這裡的共產黨和上海的不一樣」嗎？
邏輯似乎到了盡頭。而為了活下去，也為了活下去的邏輯，沈福祥大膽地走上了一條上訪路，開始造這位陳同志的反，並且成功了。從中，沈福祥也得出了另外一個結論：下面的共產黨和上面的不一樣。依照同樣的邏輯，當文化大革命爆發，劉少奇等一大批「走資派」被揭批後，又一個結論出現了：上面這些共產黨和毛主席不一樣。
可以說，這正是文革時期沈福祥的造反邏輯，它由作者早年的經歷與教育所決定。
（五）
「我們臨兄被人瞧不起，受到歧視，沒有人的尊嚴，我們與固定工的待遇也不同，我們不如搞我們自己的事。」他又一次提起人的尊嚴，用認真的目光注視著我。「尊嚴」！這兩個字似乎是那樣的陌生和抽象，但又真實地撞擊著我的心扉，過去幾年的經歷，屈辱而痛苦的經歷，一下浮現在我的眼前。
——沈福祥：《我的文革歲月》
在「上面不一樣的共產黨」的援助下，一張在當時意味著口糧與人的尊嚴的戶口終於報上了，說穿了也就是工作。但最後真正分配到手的工作卻是一分被人蔑稱為「臨兄」的「臨時工」。
「『臨兄』就是臨時工，顧名思義是臨時僱傭的工人，相對企業的固定工來說這些人是少數，隨時有被解僱失業的威脅，流動性大，到了一個新單位後，在工資、勞保、政治等待遇上與固定工有很大的差異，這種差異使臨時工與固定工自然而然產生一定的距離，導致工人之間形成一種若隱若現的等級，使臨時工成了低人一等的工人。在企業中不管知不知道某個臨時工的姓名，貫常以『臨時工』呼之，這就有意無意地帶有輕蔑的成分了。工人之間這種工資、勞保等方面的經濟、政治待遇差別，對臨時工的有意無意的蔑稱，究其本質是人與人之間的等級歧視。」
66年5月，沈福祥以「臨時工」身份正式進入上海絨布廠。再過幾天，「516通知」出籠，標誌著文化大革命全面爆發。偏偏在這個時候，在這家工廠里，沈福祥遇到了第一位明確地向他「提起人的尊嚴」的「臨兄」，從此改變了他的一生軌跡。
那一年，沈福祥24歲，他終於「造反」了。
與文革中成千上萬「造反派」不同的是，這是一個公開以爭取經濟利益為自己組織綱領的造反派，儘管是「羞羞答答」。這種時代的尷尬處境也可以從沈福祥三人的第一張大字報中可以看到：
「臨時工們最怕的就是解僱，失業！對這個問題，我們三人都明白，決不能赤裸裸地提出。唉！文章只能這樣做了。文章的後半部是黎的觀點，他用了不少筆墨，大聲疾呼要爭回臨時工做人的尊嚴，這才是文章的真正觀點。」
但不管怎麼說，這支「大聲疾呼要爭回臨時工做人的尊嚴」，由工人階級中的「賤民」所組成的造反大軍，毫無疑義，卻是文革造反史上的一個異數。在那個「造反」的年代裡獨樹一幟，是一次真正的造反。
很多年後，沈福祥在《我的文革歲月》中總結道：
「什麼是真造反？陳勝、吳廣是真造反；攻打巴士底獄是真造反；馬克思、恩格斯這兩位青年巨人在《共產黨宣言》中宣稱『一個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是真造反；井岡山武裝割據，偏要再升起一個太陽給老蔣看看是真造反。真造反是離經叛道，是獨立思考。可是，由首席發動幾億之眾去反對老二（劉少奇）、老七（鄧小平總書記排在第七位），反對後來的老三（陶鑄），反對再後來的老二（林彪），並支持學生、工人、農民和對本單位大大小小的頭頭，也算是『造反』嗎？」
這種真造反決定了沈福祥的命運，當「紅工司」被扣上一頂「經濟主義風」的帽子而被中央明文下令取締時，幾乎一夜之間，40萬「紅工」即作鳥獸散。《我的文革歲月》中最為感人的一章是，讀者看到沈福祥不僅沒有屈從命運，反而鋌而走險，再拉山頭，舉行「悲涼的起義」。
令人意外的是，就在等待著沈福祥的只是來自「合法造反派」的鐵拳與關押、審查的歲月里，作者竟然開始描述起鮮花——這本書里絕無僅有的鮮花來，仿佛已在對未來作出了一種明確的預示：
「夏日晚上的靜安寺，車來人往一片繁忙，天熱了，一些少女少婦身著當時式樣保守的短衣短裙和塑料涼鞋，悠哉游哉地在漫步。望著上海夏夜所特有閒適，在這裡似乎不存在什麼文化大革命，不存在什麼階級鬥爭和政治鬥爭，一年來的文化大革命，猶如夢幻般遙遠，現在重新回到塵世里來。這時我看到有兩名少女手持幾束鮮花，笑嘻嘻地迎上來，她們身穿稍高於膝蓋的裙子（這樣短的裙子，是離經叛道的裝束，夠大膽的），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以男子為目標，兜售懷中的康乃馨。鮮艷的花朵，迷人的微笑，甜糯的言語，打動著你的心……隱沒在熙攘的人群中。她們就象仙女一樣，飄忽而來，縹緲而去。」
（六）
今年是文革40周年，對一些人說來，這是一段血腥的歲月，對一些人說來，這是一段意味著「節日」的日子。當年親自發動了這場運動的毛澤東曾諾言：「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來一次。」假如這話成真，今天或許就是第五次「文化大革命」的結束日，或是第六次「文革」的爆發日。
但事實上什麼都沒有發生，對更多的人說來，「文革歲月」早已是一個白髮宮女說玄宗的故事與傳奇了。
沈福祥的《我的文革歲月》記載了這一段難忘的歲月。
這分獨一無二的記憶既屬於沈福祥，也屬於我，相信讀者必會開卷有益。
（2006年3月17日於美國西海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