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森說，他小時候儘管承受著身體的痛楚與生活的艱辛，卻從未放棄對知識的渴望，並始終保持全班前三名的優異成績。（取自台灣大學官方臉書）
近日，一段台大學生內森的畢業致詞，在各界引起很大迴響。他出生坦尚尼亞，一路自貧困中逆境向上，最終取得台大環工博士學位，他的致詞之所以讓人感動，實因不只勵志、樸實，還充滿了人文省思。其中一段，他特別提到了生命中的貴人——珍古德。正是這位世界知名的靈長類動物學家鼓勵和資助，他才得以前往台灣就學。而顯然，他在畢業詞中展露的志向，幾乎已是在向珍古德看齊。
這段時間以來，「台灣」兩字於國內，持續存在認同上的辯證，國際上，則仿若地緣政治、半導體、供應鏈的代名詞。直到內森一席話，才又召喚出那個「久違的台灣」，一個會在蓋高鐵時，特別劃出15公頃土地作為雉尾水雉棲息地的台灣。當年高鐵路線規劃剛好穿過台南官田葫蘆埤一帶重要的雉尾水雉棲息地，其後催生「雉尾水雉恢復區」的重要推手，就是珍古德。
今年3月，台灣博物館南門小白宮舉辦了珍古德博士在台灣1996-2025特展，一併表露了珍古德和台灣30年間、18次造訪的特殊情分，同時也反映了她和台灣在自然保護、本地野生動物保護以及對全球永續發展工作的彼此認可。
從1980年代末開始趕進度將《野生動物保育法》入法，到90年代台灣因虎骨走私遭援引《華盛頓公約》制裁後的醒悟，再到反思華西街活宰蛇娛樂的合宜與否，珍古德曾不只一次肯定台灣對動物福利問題的正面回饋。進一步，她還直接參與了台灣幾種標誌性物種的保育工作，例如台灣鮭魚、黑面琵鷺，尤其一起面對了雉尾水雉的困境。
時序跳回到1960年，那是珍古德開始深入非洲的起點，第一站就是隻身坦尚尼亞，她開始關注非洲耕地，社區保育，及至始終念茲在茲的「黑猩猩伊甸園」。而後幾十年間建構出的其中一處根據地，正是內森出生的地方，坦尚尼亞山區一個靠近貢貝國家公園（Gombe National Park）的小村落。珍古德就是在那裡遇見了還在讀小學的內森，並且對內森說了一句改變他一生的話：「若日後有經濟困難，來找我。」
內森果然沒有辜負珍古德的慧眼，一路苦讀（珍古德資助他順利度過中學時的經濟困難），直到取得國際學者資格，珍古德的「經濟有困難來找我」，再轉成「想念書去台灣」。在珍古德推薦下，一個坦尚尼亞來的小伙子，便因為來到台灣，開啟了生命新篇章。
珍古德為什麼推薦內森來台灣念環境工程，道理再直白不過。台灣作為珍古德協會國際網絡的一員，在投入動物和環境關懷上，無論知識性和行動力，應該是很受到珍古德讚許。2020年，唐獎（創辦人為已故的尹衍梁）曾頒贈永續發展獎給珍古德，看似是對其傑出貢獻的嘉勉，但相對的，珍古德的現身對話（當時因防疫采視訊頒獎），卻也無疑反向證明了台灣確實有條件、資格去擔任國際成員的一分子。
儘管珍古德投身關注的，並非直接左右人類日常的經貿、科技或半導體，但她憑藉研究黑猩猩所展示的科學精神，以及從其延伸出對全球自然保護和人道主義的關懷，已使之儼然「真實版泰山」的正面象徵（小時候閱讀泰山故事，確實激發了她的叢林夢），如果我們同意一個國家，能獲得國際／國際知名人士的認可，也是一種舉國殊榮，那麼，能和這樣一位全球偶像建立起如此深刻的友誼（還被推薦就讀），台灣除了民主、自由、經濟，一定還做對了什麼。
內森說，他小時候儘管承受著身體的痛楚與生活的艱辛，但從未放棄對知識的渴望…在一個多達150人的班級中，他每周只有三天能上學，卻始終保持著全班前三名的優異成績；為了接觸更多外部世界，他主動向學校新來的英文老師求教，練就了全校最好的英文口說能力；他意識到非洲留學生在異鄉求學的孤獨與挑戰，於是主動集結了來自10個非洲國家的同學，創立了「非洲同學會」…。放大來看，這難道不也像是某種關於國家奮發圖強的隱喻。一直以來，台灣總不斷想證明自己有本事取得超出自身（國家）規模限制的成就，並證明規模本身絕非主導國家命運的因素。基於這種心理投射，也無怪乎大家會對內森致詞那樣動容，在恭喜他受珍古德提攜而順利在台畢業的同時，相信也會為這塊土地感到驕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