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峽工程反對派的意見在很大程度上與趙紫陽的意見是「不謀而合」
1987年10月25日趙紫陽在中共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報告中指出，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
1987年由田方（筆者註：原習仲勛的秘書、陝西省寶雞市市委書記、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所長）和林發棠主編的《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的一書由湖南科學科技出版社出版（之後《再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三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和《三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續）》相續出版）。
1988年底三峽工程專業組論證結束，傳來1989年兩會期間將討論三峽工程上馬的問題。三峽工程反對派十分著急，決定在1989年兩會之前出版一本關於三峽工程的書，將書送到兩會代表手中，以此來影響三峽工程的決策。根據戴晴女士的回憶，由三峽工程反對派之一、原國家計委副主任、全國政協常委林華找到戴晴的母親（筆者註：他們在延安時期相識），請戴晴擔任該書的主編。戴晴又找到貴州人民出版社的資深編輯許醫農女士得到幫助，獲得書號。1989年2月底由戴晴主編的《長江、長江》一書由貴州人民出版社公開出版。第一批書中大部分被送到了兩會代表居住的賓館。《長江、長江》一書對當年參加兩會代表的影響還是很大的。兩會代表談論三峽工程的問題，但是大會並沒有安排關於三峽工程決策的議題。
李銳的《論三峽工程》、田方和林發棠主編的《四論》以及戴晴主編的《長江長江》，反映了反對派對三峽工程的主要觀點：
第一：緩上三峽工程，起碼近期不能上三峽工程，起碼「七五」、「八五」期間（1986年至1995年）不能上；
第二：加快支流水電開發，不要把眼球盯在三峽工程上；
第三：三峽工程所需要的龐大資金是當前國力所難以承受；
第四：三峽工程的後續影響，特別是生態環境方面的負面影響，目前還無法認識和無法預測。
三峽工程反對派的意見，與趙紫陽的「如果我在台上，（三峽工程）是要留給後代人去處理的，因為涉及好多未知因素，難以預料」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可以說是不謀而合。
在此，筆者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趙紫陽還是三峽工程反對派的緩建建議，存在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沒有指出三峽工程的根本錯誤所在。提出緩建三峽工程的策略是無可厚非的，但是無論緩建還是馬上建，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建。不是不可建，而是早晚都要建。所以在提出緩建三峽工程的建議時，必須同時指出三峽工程的根本錯誤所在。而黃萬里教授則是指出了三峽工程永不可建的理由。
十、五年內不會討論三峽工程問題，這是以趙紫陽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領導的意見在八九六四之前對三峽工程的意見
1989年的兩會並沒有把審查三峽工程列入大會議程。但是採訪兩會的中外記者注意到，許多兩會代表都在談論三峽工程。應該說，通過出版《長江、長江》一書，將反對派的反對三峽工程的意見和理由告訴兩會代表，對1992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投票表決三峽工程的影響還是很大的。三分之一的代表沒有投贊成票，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
1989年4月3日兩會結束，李鵬率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田紀雲和吳學謙等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根據《人民日報》1989年4月4日報導[16]，荷蘭記者就三峽工程提出問題：「在人大剛開始開會時，一些人大代表對三峽水利工程提出一些批評意見。前幾天，一些代表還在說，這項工程如果搞的話，將會影響社會和經濟的秩序，我想問李鵬總理：您是否不管有什麼情況，還繼續搞這個工程？」李鵬避其鋒芒說：「我請姚依林副總理回答這個問題。他是國務院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主任。」顯然這是事先安排好的。姚依林說：「三峽工程現在有爭論。主張建三峽工程的人是有道理的，反對上三峽工程的人也是有道理的，因此這個問題還需要經過詳細的論證。我認為，三峽工程在今後五年之內是上不去的。在現在治理整頓期間的計劃以及將來的八五計劃都不會有大規模上三峽工程的計劃。因此現在不必花很大的精力去爭論。將來如果要上三峽工程，肯定是要經過人大批准的。所以我建議現在這個問題不必繼續討論。」
姚依林表示，三峽工程在今後五年之內是上不去的。在現在治理整頓期間的計劃以及將來的八五計劃都不會有大規模上三峽工程的計劃。筆者認為，姚依林是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表態的。在1989年兩會舉行前或者在兩會舉行期間，以趙紫陽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就三峽工程問題達成共識，三峽工程的論證還沒有完，還需要經過詳細的論證。現在正處於經濟治理整頓期間，國家財力有問題，所以現在乃至八五規劃，都不會有大規模上三峽工程的計劃。
十一、王震出面反對趙紫陽「五年之內不上三峽工程」的決定，這是八九六四血腥鎮壓的前奏
「三峽工程在今後五年之內是上不去的」，1989年4月3日中共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常委副總理姚依林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的表態，讓一向積極支持三峽工程早上快上的王震十分不高興[17]。顯然這是以趙紫陽總書記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會在不久前做出的決定。姚依林不會反對，李鵬也不會當著趙紫陽的面表示反對，其他政治局常委支持趙紫陽的決定。
為什麼「三峽工程五年內不上」的報導，讓王震十分惱火？這是因為三峽工程涉及中國幾大家族的利益，王震家族就是其中之一。1986年趙紫陽擱置國務院關於三峽工程1986年開工的決定，並撤銷三峽省籌備組，三峽工程主上派就已經把狀告到王震那裡了。
1989年4月11日，王震親筆給錢正英、李伯寧和魏廷琤寫信稱：「長江三峽水壩建築，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富的資源開發。她對發電量、防洪、改善大陸氣候、交通運輸、養殖業、種植業等發展，對中國社會主義四化建設極其重要」。王震要求他們為其提供炮彈。王震寫道：「請你們費心替我邀請十來位專家，在兩三日內聆聽說明建三峽的簡言易懂的幾個數據，寫上幾句話供我用。務請允諾。此致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敬禮!」
1989年月4月12日，錢正英立即給王震回信稱：「總的結論是：三峽在技術上是可行的，經濟上是合理的，庫區移民是歡迎的，國力是可以負擔的，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這個報告可於五月底上報，少數不同意見也將同時上報。我們認為，這段論證工作是符合民主化、科學化要求的。」
錢正英在信中寫道：「在第一次協調大會上，李鵬傳達了時任中央主要領導（筆者註：指趙紫陽）在現場考察三峽後向鄧小平作匯報的情況，大意是：「看了三峽後認為有三個問題：技術、經濟、政治。他認為，技術、經濟問題都可能解決，難辦的是政治問題。……如果將來人大審議時，有三分之一棄權或反對，就成了政治問題。」
錢正英接著寫道：「小平同志答，如果技術、經濟可行，還是應上。上有政治問題，不上也有政治問題，不上的政治問題更大。」
接著錢正英向王震告狀：「由於幾次專家會議未通過少數同志的不同意見，他們搶先在會外的各種場合，造了種種輿論，還出了好幾本書。」最近印出的一本（筆者註：指戴晴主編的《長江『長江》一書），「更廣為宣傳散發。這本書歪曲事實，並直截了當地把三峽作為政治問題，公開提出……批評」，面對這種挑戰，「表示中央的意見是：都有道理，五年內不上，現在不必討論，總的精神是淡化爭論和推遲決策。」「據傳達，在最近的中央工作會上，這位時任中央主要領導（筆者註：指趙紫陽）還說：『三峽的問題搞僵了，中國的事難辦。』」
錢正英向王震明確表示，不同意時任中央主要領導的「淡化爭論和推遲決策」的做法。錢正英認為：「三峽建設，涉及江河治理和能源交通建設的大局，需在長遠規劃中早定。三峽庫區的問題，更需及早明確決策，不能再拖了。」淡化爭論和推遲決策，沒有解決反對者的「政治挑戰」。1986年已認識到這是政治問題，當時的對策是退讓，收回成命，重新論證。現在經過兩年多的論證，在一些人的攻擊下，又決定再一次退讓，把中央和國務院的15號文件也否定了，這樣能解決問題嗎？無原則的退讓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如謠言不加澄清，有理的事不說不辯，攻擊是不會停止的。無原則的退讓損害了我黨的威望，脫離了群眾。如果中央否定了自己所發的15號文件，會使認真執行中央決定、辛辛苦苦參加論證工作的400多位專家痛心云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