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土地問題是一個農耕民族致命的焦點。歷代的皇權更替也多與此相關——均貧富，耕者有其田，這是多少人造反的口號，但從來沒看見哪個起義的領袖真正與民同苦。皇朝換了血統，法統卻依然襲舊，受苦的還是底層百姓。
這個黨鬧紅軍時代，本質上還是流寇——打到哪吃到哪，只有地主家有吃的，所以搶地主無可厚非。到了陝北，有了自己的占領區，才有了相關的政策——既要搞統一戰線抗日，就不能完全抗拒政府而私下鬥地主；又要吸引窮人支持，就不能不給老百姓甜頭。於是，當時出台的方法是強迫地主減租減息，再由農民向黨納糧。軍隊自己也去開荒經商包含種大煙來換取費用。那時，毛是承認所謂開明紳士的，也和大地主交朋友。
抗戰一勝利，共軍迅速坐大，兩黨要搶天下。在野的一方缺糧餉，光靠減租減息是不敷日用的，於是緊急推出土地改革政策及一整套實施辦法。具體來說就是每到一處，先劃分階級成分，依靠貧僱農，團結中農，孤立富農，消滅地主。把地富的土地房產牲畜農具和糧食全部瓜分了，還給農民新的土地證。這樣一來的巨大好處是，黨有了糧餉和兵源。老百姓怕政府軍來又奪走所謂的勝利果實，便只好和黨綁在一起跟當時的政府作對。這一招實在是高，所謂的中央軍要維護社會秩序，自然不能也如此亂來，於是所到之處只有挨打了。
按說地主的田產分就分唄，大變革時代，個人承擔一定的損失也無話可說。大家都是國民，總應給條活路，不應拿了別人的東西，還要羞辱並奪人性命。當時老蘇區很多幹部也都這麼想，在抗戰時，許多地主都和八路軍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甚至許多共黨高幹都是地主子女。但不這麼做，貧僱農就有顧慮，畢竟拿人錢財內心不安。毛髮現這個問題後，作了嚴重批評，並允許基層過火行動，說以後再糾偏都行。於是大規模的土改開始了，家庭出身地主的幹部靠邊，無業游民發動起來；人性中的惡全部調動出來，各種人間慘劇紛紛登場。以上內容，讀者可參看毛選第四卷及近年黨史研究，可知筆者不誣。
十
改朝換代是中國士民皆愛關注的話題，因為絕大多數情況下，它意味著戰爭和屠殺，是看客的談資和民間話本的底料。在歷史的宏大敘事中，殺人就像是一串逗樂的插科打諢；用迅翁的話說：「屠伯的殘忍很容易化為大家輕鬆的一笑。」老百姓津津樂道的是殲敵八百萬或手起鋼刀下的喀嚓一聲，有誰肯去分擔那些具體梟首者的疼痛。
遠古的禪讓是中國書生的政治神話，後世基本不敢去想。宋太祖那樣先穿黃袍再客氣地勸退前朝老闆的故事，史書上也難得多講。槍桿子裡出政權——這真是愛讀《資治通鑑》的毛悟透了的硬道理。但歷代的鼎革，天下底定後仍要誅殺前朝的普通吏員者，實不多見。滿人入主北京後，還知道徵召起用晚明的遺老，對那些拒不奉詔的不合作主義者，也基本容其自生自滅而不趕盡殺絕。一個國家的血腥氣太重，終非好事——這當是所謂人主皆知的事。
辛亥革命的成功，起先靠的還是驅除韃虜的民族主義口號；但民國真正取代清室時，採用的卻是善待優撫之法，而非如蘇俄十月革命後對沙皇一家婦孺俱屠。這才叫共和精神，沒有這種寬容，就不可能走向真正的共和。美國的南北戰爭，北方打的也是解放黑奴統一國家的大旗。兩軍相對，血流漂杵，一旦南軍言敗，不僅不誅降將，不罪附逆，連資助叛軍的奴隸主也不予追究責罰。這種民族精神和氣度，才能奠定真正的民主制度。
十一
恩施的易幟大抵是一九四九年底的事。那時國軍潰退留下的多是空城，共軍一路向南沿途丟幾個幹部就可以輕鬆解決鄉村的「解放」問題。一九五零年的鄂西百姓，基本生活在一種無政府主義狀態。雖然敏感的人察覺到山雨欲來，但普通平民依舊盼望著亂世的結束。多數人總不免認為，反正從前的政府並非善物，也許新政會帶來好運罷。
祖父在此新舊交替的一年裡，或者有過一絲忐忑；當保長的大伯則肯定惴惴不安，他已不知向誰可以辭職，只好自己息影在家躬耕田畝。他們本身並無罪惡感，因為向未為惡。甚至還幻想自家尚有子弟正在服務新政，應該不會賈禍吧。
一九五一年恩施各縣終於開始全面土改，臨時組織的許多工作組分派四方。像石板村這樣的窮鄉僻野只派去了一個人，這位姓宋的幹部來自北方的老蘇區，熟稔一整套鬥地主的訣竅。那時全村不過幾十戶，貧富強弱幾乎可以一眼觀盡。首先找出最窮的幾個光棍漢，成立農民代表會。曉之以理，許之以利，這樣方可使這些人不怕得罪鄉親。然後組織村民開會，評選各家成分。這地兒實在太窮了，幾乎都是自耕農，連僱農都沒有，只好把我祖父收養的那個族房孤兒劃為僱農——這樣我祖父就自然是地主了。大伯這會兒就是偽保長了——算國民黨政府的殘渣餘孽。
祖父也算是見過一點世面的人，他已經活過了一個花甲又幾。雖然身歷數朝，看慣朝花夕逝和人世的榮辱壽夭，但他多少還是相信無論怎樣虎去狼來，一般不會傷及他這樣一個與世無爭的老農。至於身外之物嘛，拿去就拿去——楚人失斧，楚人得之——反正同村的也多是本家同族的子孫。他哪裡知道最高指令是消滅地主——這就不僅是財產和階級了，當然還包含生命。因為這麼大一批被奪走財產計程車紳的存在，就可能是新政的隱患。
十二
從歷史來看，土家的先民原是漁獵為主的民族；長期被平原來的楚軍攻擊，才留下「過趕年」的奇怪民俗。因為生活在蠻荒之地，與獸同處，家家戶戶都備有幾件火器。這種習俗被許多人誤解為這兒的人尚武鬥狠，其實不過是在危險世界中的自衛。
土改工作組對民間的火銃還是心存畏懼的，這種古老的散彈槍雖難致命，但毀容是足夠的。對少數民族的脾氣尚不摸底，因此先繳槍是必須的措施。祖父家肯定是首選對象，僅有的火槍和弓弩都一律抄去，但宋幹部依舊沒有安全感。他已經聽說過賀龍攻打鄭永階的故事，他堅信永階伯的槍枝還私藏了許多在我祖父家。他先抓走祖父收養的那個孤兒逼供，一個十幾歲的鄉下孩子，很快屈招說見過家裡有幾十支快槍。於是，祖父被綁到了農會所在的一家吊打。對於這完全虛構的武器，祖父實在無從交代，那只有承受私刑的不斷升級。
這是一九五一年的四月，初春的高山還籠罩在陰冷里，用詩人的話說：嚴寒封鎖著中國。幾十戶人家的石板村，連續幾天傾聽著一個六十多歲老人的慘叫，打破了與世隔絕的古老山村的寧靜。但凡了解一點中國酷刑歷史的人都可以去想像，其中蘊涵著怎樣的生不如死。
刑堂就設在鄭姓的一個族裔家裡，這一天夜裡，打累了的幹部民兵歇去了，將祖父捆綁在床上。他已經幾天沒有吃喝了，他在深夜無力地哀求那個族裔給他一點稀食。那位族裔悄悄起來給他炒了一碗包穀面，端來一瓢冷水，然後鬆綁讓他進食，並說等天快亮時再來幫他重新捆上。祖父知道他已經等不到天亮了——那樣的白天就是他的漫漫長夜。他只需要一點糧食來給他自殺的力量，他最後的飽餐在黑暗中退席。然後用捆綁他的麻繩拋上屋樑，挽一個結像打條領帶，將自己蒼老的頭顱套了進去。等到他的踢蹬聲驚來房東時，他已經從他的故鄉含冤遠去了。
自殺這一古老的維護尊嚴的死法，在「新中國」向來被視為一種更大的罪過，喚作畏罪和抵抗。他的屍體被拖到他捐建的義學的場垻里示眾，而且還脫走了他身上的每一件衣服。這種羞辱死亡和屍體的作法，是在恐嚇每一個族親和鄉人。祖父的暴屍儀式維持了幾天，宋幹部自己也覺得無聊時，決定命令永階伯的兒媳，將我祖父扔到村邊的天坑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