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就是舒茶公社人，筆者的親戚周其應是當年舒茶公社的秘書，退休後他多次到我家，我問他1958年你們給毛主席匯報的那些數據是怎麼來的，他說：糧食產量我們是按3.5倍報的，豬的頭數全公社只有2000頭還不到，書記說就報32000頭。匯報材料是我寫的，現在想想真可笑，可那時誰不浮誇呢？
緊接著，10月16日至22日，黨內二把手劉少奇視察安徽，先後視察了宿縣、濉溪縣、蚌埠、合肥、蕪湖、馬鞍山的農村、工廠、學校，對安徽的大躍進形勢給予充分肯定，對省、地、市、縣委書記們那些浮誇的匯報給予讚揚，肯定；讚揚人民公社是「是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的組織形式」；說「公共食堂、幼兒院是共產主義的萌芽」；大力鼓吹組織軍事化、生產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對夫妻分開、男女分開，組織的生產戰鬥隊這種有違人倫的做法，也給予充分肯定。
除了中央主要領導，四位副總理也都先後到安徽給曾希聖撐腰打氣。其中分管農業的譚震林副總理，尤為突出。他除了陪毛澤東視察外，早在6月5日至28日到安徽視察，時間最長，共25天；跑的路程最長，3200公里；跑的地方最多，視察了4個專區，35個縣，49個農業生產合作社（那時公社還沒有出現），四個工廠，向幹部群眾作了15場報告，鼓吹大躍進。在從合肥到安慶視察時，沿途經過肥西、舒城、桐城。汽車經過肥西時，公路兩邊沒有看見多少社員在生產勞動。可是到了舒城縣，只見公路兩邊紅旗招展，標語無數，社員一邊勞動，一邊唱歌，一派大躍進的景象。原來是舒城縣委接到通知後，將社員集中到公路兩邊勞動，那些旗幟、標語都是連夜突擊製作的，我二哥是生產大隊書記，親自給我講過這件事。譚震林對陪同的省領導說：舒城縣大躍進形勢大好，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縣委領導得力；肥西縣委主要領導人沒有認真發動群眾，大躍進搞得冷冷清清。就他這幾句話，結果肥西縣委書記被調換，另派人擔任。接任的縣委書記學習舒城縣，在肥西縣把五風颳得天昏地暗，結果肥西縣三年餓死20多萬人，逃荒20多萬人，到1961年時，大量村莊房屋倒塌，無人居住，成了無人村。這也是曾希聖1961年初首先在肥西縣山南搞責任田的緣由。
譚震林安徽之行，給安徽帶來的不是福，而是禍。
所以，曾希聖在七千人大會上第二次檢討中抱怨說：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我們仍然不想揭蓋子，事實表現在：A、……B、（我）認為（安徽）五風之所以行（刮）起來，有內在原因，也有外在原因（指的是譚震林）。雖然我講的主要是要揭內在原因，但總想向同志們多說一說外在原因。並將×××（譚震林）同志的幾個報告記錄從合肥要來，作為講話根據，又示意地市委同志多提×××（譚震林）的意見，這是想推卸自己的責任。還有另外一個情緒，是說他（譚震林）（在安徽）搞了那麼多花樣，接觸面那麼大，為何不做檢討，而只整人，不整自己。」
曾希聖說的是心裡話，也是有道理的話。安徽問題，曾希聖要負很大責任，但是要他一個人來負，也是不公道的。大躍進政策的制定者要負總責；那些到安徽對大躍進煽風點火的中央領導，也應負一定的責任。
本文作者：尹曙生，男，1937年出生於安徽省舒城縣南港鎮，曾任省政策法律研究室副主任。1983年起任安徽省公安廳副廳長，兼任安徽省法學會、犯罪心理學會副會長
*註：我的父親也曾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我在「我的蟹爪蓮情懷」中寫過：
原來爸爸在1959回過一次安徽老家，看到是餓莩遍野的悲慘景象，大躍進，浮誇風，高徵購，共產風搞得農民一無所有，當年安徽，河南的許多農村開始了成批成片的大規模死亡。爸爸回到北京後，給劉少奇寫了一封信，反映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大煉鋼鐵，大辦水利，高產衛星，公共食堂這一系列的瘋狂蠻幹，欺上瞞下，農民們深受其害，還不准逃荒，只能束手待斃。因為這封信，爸爸成了反對三面紅旗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據現在資料公布，59年廬山會議後，打成了300多萬右傾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