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讓我們看看著名的反動派胡適是如何誣陷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又稱「洗澡」運動）的：
「在我國漫長的歷史中，從來沒有一個時期，知識分子像今天編者略統治下遭受到如此大道德上和精神上的酷*刑（cruel torture）的。...... mainland的知識份子，他們最大的悲劇是由於他們沉默的自由已被剝奪得乾乾淨淨。他們必須把他們一生的經歷、教育，所受到的知識影響，......最根本的思想和信仰，公開地招認出來。這就是所謂「坦白」（「檢討」）。不容許有任何隱瞞或作偽。
由於有一套完備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隱瞞和作偽乃成為不可能的事。在「坦白」大會上，會讓你在自己的學生、同事和訓練有素的質問者及拷問專家面前進行這兩種批評。.....一次大會可能拖上五六個小時，甚至十個或十二個小時。如果一次大會沒通過的話，他們會讓你再反思一遍，修改你的自我批評，然後再開下次大會，直到你的自我檢討最後得到群眾和編者略的滿意為止，才肯罷休。也就是說，把你弄到在學生和同事面前完全放下自尊，在道德上、知識上、精神上，把自己貶得一文不值。
——胡適，1952年4月28日，在「救濟中國流亡知識分子委員會」上的講話」
韶山他老人家教導過我們，「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1939年9月16日，《和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三記者的談話》）
對韶山思想理解深刻的郭老也同樣告訴我們：
胡適要我們「少談些主義」，我們的正面回答就是:「胡說！我們正要多談些主義！」
胡風要我們不要思想立場，拒絕思想改造，我們的正面回答就是:「胡說！我們正要堅決地爭取工人階級立場和共產主義世界觀，毫無保留地進行思想改造！」
——《學習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郭沫若，《胡適思想批判》第四輯
胡適乃是我們不共戴天的頭號思想仇人，既然胡適把「思想改造運動」貶地一無是處，那我們就更要舉雙手贊成擁護此一運動。
當然擁護歸擁護，作為後輩，我們還是有必要對此運動的史實做個大概的了解，這樣才能幫助進步人士對那些不實之詞作出有力的反擊。
（一）韶山獨特的知識分子觀
思想指導人的行為。我們要問韶山為何執意要發動一場改離不開他切身的生活經驗，韶山也不例外。
韶山（1893-1976）本身是一個去古不遠的人，他心目中「知識分子」其實更類似於舊式的「讀書人」形象。
韶山的青年成長期，正是前現代向現代社會的轉型期。此時大名垂宇宙的，無論是早期的梁啓超、康有為，還是後期的胡適、陳獨秀、梁漱溟，他們都是所謂學究天人而又帶著濃厚士大夫氣息的「通人」（其中只有胡適受過西方嚴格的學術訓練）。
這些「通人」具有豐富的常識，古今中外（其實對外只知皮毛），天文地理，無所不包，文史哲更是一腳踢，稱他們一聲啟蒙大師絕不為過。但是這些人與西方意義上的高度專業化的社科類知識分子（我國五四之後培養的學子具備此特徵，如殷海光、王浩等人）有著巨大的不同；前者是前現代向現代社會過渡的產物，才高八斗，言動公卿，功在啟蒙，卻失之膚淺，在轉型期中槍桿子至上的社會裡，可謂百無一用的「亂世之飯桶」（丁文江評價他們知識分子的話），而後者卻是身懷一技之長的專才，是為分工明確的高度現代化社會定身打造的，想要建設現代國家，確定一套現代制度，則處處離不開他們。
這些區別，不用想，未曾出國、大半輩子都獻身革命的韶山，對此是不甚了了的。在他有限的認知里，他所能耳聞目見的「知識分子」，無疑都是一些高坐講壇口角生風的「亂世之飯桶」（如胡適），哪怕如陳獨秀者，也是自以為是不知權變的書生；他們肚皮里有多少知識，能夠解決當前的軍閥內亂、帝國主義壓迫等實際問題，能讓國家走上富強，只有天曉得。
而韶山本人卻是個腳踏實地的幹才，他又有樸素的農民情結，認為這些沒經過繁重體力勞動還自認精英的知識分子（其實他們是「腦力勞動」），只是文化的點綴，沒有實際的用處，而且沒有勞動人民的世界觀，更不會心向人民。
此外，他早年在北大還有一段不愉快的工作經歷，一些目空於頂的知識分子如傅斯年、羅家倫者居然有眼不識泰山，冷遇一代英傑，這種微末時的遭遇讓他對北大一類的「王八基地」終身都沒有好感。而當他登上瓊樓高層時，遇到的多是一類如無限諂媚的艾青，「一日無主，則終身惶惶」的胡喬木，發牢騷動手打警衛的柳亞子，無大局意識「窩裡反」的王實味，更增加了他對知識分子的嫌惡。（就筆者所見，對韶山的知識分子觀解釋最好的，還屬唐德剛的《中國之惑》一書）
看過韶山大作以及黃炎培《延安歸來》的朋友，想必對下面這段話都耳熟能詳：「我們曉得，有許多知識分子，他們自以為很有知識，大擺其知識分子架子。而不知道這種架子是不好的，有害的，是阻礙他們前進的。他們應該明白一個道理，就是許多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倒比他們多一點」。（《整頓〈學風〉〈黨風〉〈文風〉》，1942年2月1日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的講話）
其實上面一段話還比較文雅，真正把韶山老人家對知識分子樸素情感發揮地淋漓盡致的，還是下面一段話（出處同上）：
「如果只是讀死書，那麼，只要你識得三五千字，學會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本什麼書，公家又給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搖頭擺腦的讀起來。書是不會走路的，也可以隨便把它打開或者關起，這是世界上最容易辦的事情，這比大司父煮飯容易得多，比他殺豬更容易。你要捉豬，豬會跑，(笑聲)，殺它，它會叫，(笑聲)，一本書擺在桌子上既不會跑，又不會叫，(笑聲)，隨你怎樣擺布都可以。
「那些將馬列主義當宗教教條看待的人，就是這種矇昧無知的人。對於這種人，應該老實的對他說，你的教條沒有什麼用處，說句不客氣的話，實在比屎還沒有用。我們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餵狗。教條嗎？既不能肥田，又不能餵狗，有什麼用處呢？（笑聲）。
這段話看似只是韶山對死讀書的馬列信仰者的玩笑話（有《何典》之風），但是這種玩笑話里多少透露出他老人家對整個知識分子群體的看法。
知識分子的「皮毛論」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長話短說，就是韶山認為知識分子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而只是依附在統治階級這層毛的「皮」。
《資治通鑑》以及切身經驗告訴他：所謂「知識分子」想要在政治上有一番出息，必須要得君行道，為統治階級服務；而他們的出身多在地主小康家庭，這樣就給知識分子打上階級出身的標籤；此外歐美留學歸來的學子，多對歐美有好感，厭惡無產階級專政的蘇聯；新式的律師為有錢人服務，會計、工程師為資本家服務，舊式的私塾教員依靠地主富農的束脩方能存活。知識分子身上存在的依附關係，對美蘇不同的「階級感情」，都可以用他那套階級學說中「沒有超階級的人性」加以解釋，那他那套知識分子的「皮毛論」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