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逃到了山里，躲開了這些電磁波對我的干擾。」針對離開員工攻擊的「末位淘汰制」管理方式，潘石屹寫道：「罵現代城採用市場競爭制度的朋友應該想一想，你一年前進入現代城時還是一個剛邁入社會，尋找就業機會的年輕人，一年後的今天通過現代城的這種制度和各種培訓，你們提高了，已是一名別人願意一次性補償18萬元至25萬元的專業人士，我們應該感謝這個制度。這樣的制度，讓我們變勤快了，效率提高了，成本降低了，房子質量提高了。但任何一個制度都不是十全十美的，讓我們一起去改進它，完善它。你們的離開使我們痛苦，受到損失之後，我們也會不斷完善制度，但制度的核心——競爭優勝劣汰的原則不能變。」被傷害的弱者總會被輿論同情，在媒體上占了上風之後，1999年9月14日，潘石屹在新浪網又和鄧智仁「干」了一仗。潘石屹首先要求不和鄧智仁同在一個房間接受網友提問，新浪網最後妥協，將潘石屹安排在了大會議室，將鄧智仁安排到了小會議室。潘石屹在氣勢上一直壓著鄧智仁，一直占據著網上訪談的主角地位。
鄧智仁終於忍不住了，他說：「我非常不喜歡潘先生。他是我認識的最虛偽的一個人。」潘石屹先是不理他，只當沒聽見。在回答了4個網友的提問之後，在被主持人要求回答鄧智仁「最虛偽的人」所指時，潘石屹說：鄧先生在很多場合下說，我是北京城最虛偽的人。幾年前，鄧智仁大談：『賺了大錢的人都是南方人，你們北方人沒有一個賺大錢的，包括你。』我說：『如果我不想賺大錢啦，我活著還有別的目標。』鄧說：『你太虛偽了，幹這麼大的項目不想賺大錢。』我說的是真心話，他罵我也是真心話。問題出在文化差異上。」潘石屹後來又說：「『虛偽』是一個形容詞，沒有什麼實際的意義，你說我虛偽，就說出一個我虛偽的實事來，我在哪兒虛偽了？怎麼虛偽了？在什麼地方欺騙過什麼人？」後來，鄧智仁又稱潘石屹是一個「叛徒」。「這個稱呼比較恰當。我在很多公開的場合說他虛偽、叫他騙子，現在又說他是叛徒，他為什麼不起訴我呢？要知道，如果與事實不符的話，我已經構成了『誹謗罪』。」儘管在這次媒體論戰中已經占了上風，潘石屹還是顯得很生氣。「這件事情被炒作為管理的問題、勞資的問題，這件事情實際上和管理、勞資沒什麼關係。一個年輕的小姑娘面對20萬的誘惑，再好的管理也擋不住她。」「這其實只是一個市場營銷策劃的問題。四個副總監，一個20萬，一共才80萬元，80萬對鄧智仁上千萬的廣告費來看，只占很小的比例。在《北京青年報》打一個廣告還14萬呢，只花80萬，就可以讓從中央電視台到北京電視台所有媒體都報導，這是鄧智仁最得意的，他的知名度提高了多少啊。」如果說，鄧智仁占到了便宜，那麼，潘石屹也決沒有吃虧。這場「戰爭」如果發生在1993年，潘石屹肯定不是鄧智仁的對手，但1999年的潘石屹已經學會「注意力經濟」，他打敗了他1993年的老師。
總結經驗時，潘石屹認為，柯林頓與萊溫斯基事件給他感觸很大。「全世界的媒體都在說柯林頓、萊溫斯基，全世界的人都恨不得把柯林頓的褲子扒了。柯林頓儘管臉上很憔悴，但他還得出來參加晚會，會晤外國記者，這壓力有多大！這說明人還要有專業化的精神，還得強大。」「這個社會已經是一個公開化的社會，不要想隱瞞什麼事。我相信，我說的每一句話都是真話，包括我的情緒，我覺得我這樣說出來，公眾是可以理解我的。在這種情況下，我為什麼不說？」
那段時間潘石屹整天上電視；那段時間潘石屹門外總守著記者；那段時間潘石屹依然對記者很配合，記者讓他再一次從屋裡走出來，他就再從屋裡出來一次，讓他們重拍；那段時間潘石屹儼然成為房地產的代名詞之一，其實房地產比潘石屹做得大的還有很多。潘石屹此役很值得後來打「口水仗」的.com學習。潘石屹在1999年搶奪注意力的水平一點都不比現在的.com差，.com之所以受矚目，是沾了高科技的光。潘石屹「注意力經濟」的秘訣是：「當你的房子還沒有蓋出來的時候，說自己房子好，就太傻了，反而會引起別人反感。此時的關鍵是引起別人的注意，讓別人有興趣過來看就夠了。」所以，在2000年，潘石屹會組織出版《投訴潘石屹批判現代城》一書，10個月後，他自己又親自披掛上陣，寫了一本《SOHO現代城批判》作為對前一本書的回應。「將人的注意力吸引過來之後，至於房子的好壞，他來了，他自己會看，用不著我自己說自己的房子好。」潘石屹也很關注張朝陽的「show」。「張朝陽比我強：第一比我聰明；第二演技比我好。他上雜誌都是稀奇古怪的姿勢，我很難做得出來，我沒有經過表演系培訓。」
幾百萬·反標·數字英雄·磚廠·老婆
1995年，潘石屹向馮侖辭別。臨行前，馮侖對潘石屹說：「你能到今天這一步，有幾件事影響了你：一是改革開放，二是恢復高考，三是遇到了我，四是遇到你老婆。」萬通廣場做完，有了錢，六個合伙人就各想各的了，但大夥都批判潘石屹太老財，守著北京這一塊不給兄弟們搭舞台。「我確實比較老財，幾百萬可以，上億往外投，我基本都持反對態度。」此時，六個人的生活依然還很簡單，就在北京保利大廈前的一條小街道上吃飯。潘石屹清楚地記得他為一盤土豆絲，到底是八元錢還是五元錢，和飯館的服務員吵過一次。當潘石屹反對不了萬通收購北京電影製片廠、貴州航空公司、武漢國投、陝西證券等公司的時候，潘石屹決定離開萬通。「我是保守派，馮侖是改革派，他想在各行各業發展，想在全國各地發展，而我就想在北京做房地產。」分手後，馮侖對潘石屹說：「萬通是一個品牌，還值點錢，你也可以用。」潘石屹說：「還是你留著用吧，我另起了一個名字。但不管怎麼變，人家還把我算作萬通系的人。」此時是潘石屹情緒最低落的時候，這些年他一直活在一個又一個激動與興奮之中，輕飄飄的，很多事情都沒來得及仔細考慮，都是本能反應，突然停下來，他開始回顧他這些年走過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