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同意留在靠近新疆邊境的哈薩克斯坦一個城鎮僑居。為了生計，他擺過地攤，在一個機械工廠當過技工，他的日常生活長期被KGB監視，特工們對他不斷地騷擾，行動受到很大的限制，然而他始終堅定地拒絕和KGB合作，絕不做對不起祖國人民的事。
他對當時當地官員的腐敗非常厭惡，尤對無處不在的蘇聯特工的種種卑劣手段憤懣不已，認為在蘇聯境內僑居只是權宜之計，一直計劃著再次逃往海外有華人居住的地方生活。曾逃往伊朗再轉往它地，結果在出逃的土爾克明斯坦邊境被捕，以「民族主義者」罪名被審訊、監禁了7個月後，流放到南西伯利亞的國際囚犯農場服苦役。
文革十年，中蘇關係徹底破裂，此時北京有媒體報導，曾經在北京郊區某座橋上發現蘇聯特工的活動。一天，有人來到雷的同班同學陳高華（20世紀80年代後期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家中，通知他雷光漢是「蘇修特務」，雷若是到來，要馬上報告。
據陳對我講，有關方面對所有在京的同班同學都打了這樣的招呼，但是後來又對這些同學解除了這個決定，這麼嚴肅又嚴重的事情，被說成是一個「誤會」。
這件事，我直至見到2014年6月2日的《文摘周刊》上轉載《濟南日報》的一篇題為《蘇聯秘遣間諜潛伏東北始末》一文後，才了解了當年的一些真相。那些年，中蘇交惡，在北京郊區西垻河，我國公安部門抓獲了一批從事間諜活動的蘇聯外交人員，還得知有一名從新疆叛逃到蘇聯的中國人，參與其情報活動，中共當局立馬就懷疑到雷光漢，不久查明這個人是李洪樞。
1972年李再次被派來中國，在東北地區搜集情報，被中國邊防人員抓獲，發現他隨身攜有情報發射器，與蘇聯使館人員秘密聯繫。後經精密部署，當場抓獲了前來和李接頭的蘇聯使館秘書，人贓俱獲，這才解除了對雷光漢的通緝，避免了又一起冤案。
20世紀80年代雷光漢同當地的一位賢淑的中國女畫家結婚成了家，自從他的女兒出世後，一顆激盪不寧的心沉靜了下來。國內改革開放後，當局恢復了他的中國國籍。其間雷光漢兩度回國探親，目前他僑居在哈薩克斯坦共和國的塔拉茲城靠養老金生活。
2011年雷光漢寫就了30餘萬字的《蘇聯逃亡記——一個反蘇分子的家國情懷》，記述了當年他種種遭遇的全過程。這部自述性的實錄，生動地描述了生活在前蘇聯中亞地區各民族社會底層的生活狀況和形形色色的人物及其行為，見證了90年代前後蘇聯解體時的動盪歲月，表現了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良知與愛國情懷。
沈元被執行死刑
還有一位值得記憶的同屆一班同學——屈死的沈元，當年也被打成「右派分子」，他的遭遇和結局更加悲壯。1956年，他因為從一份英文的《工人日報》上翻譯了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之片斷供同學傳閱，而被劃「右派」。
我和沈元平素沒有交往，唯一的一次接觸是在1955年9月初，我們作為歷史系的新生剛到北大報到，被暫時安排在小飯廳住下，我和他的床位相近。有一次我們談到民族問題，他當即指出我對民族的理解不符合史達林的關於民族的4個定義。當時我就感到他的知識比我多。
後來他擔任一班的團支部書記。二年級他在做中國古代史年級作業時，他居然寫了一篇兩萬字的漢武帝年譜，鄧廣銘教授在課堂上加以讚賞，大家都認為他是全年級最好的學生。據說沈元是上海著名電影導演沈浮的侄子。20世紀50年代初，我看過沈浮導演、藍馬和上官雲珠主演的《希望在人間》，印象頗深。
據知，在「鳴放」和大字報期間，沈元並未公開發表過什麼言論，但仍逃不過劃「右」的厄運。那年月，因為業務技能出眾而被打成「右派」的人絕不在少數。
沈元被劃「右」後，被集中到北京門頭溝山區齋堂北大生產基地勞動改造，被勞改的大都是北大的「右派分子」。白天從河灘背石頭上山修水庫，晚上開批判會，經常被批判有牴觸情緒。他從來沒有受到過這樣的折磨和凌辱。
一天，他偷跑出來，一路步行到天安門對面的北京市警局，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可能也提出了自己的申訴。警局把他帶到北大處理。沈元提出不願意再回到齋堂去，請學校另行分配他到工人隊伍里去接受改造，於是他被分派到河北唐山修築鐵路的工段上勞動。
沈元很快就適應了，同工人相處得很融洽，為工人們掃盲，講歷史故事。大家都覺得這麼好的一個學生怎麼會是「右派分子」！1961年在工人們的保舉下摘掉了他的「右派」帽子。
這年他患了肝炎，工地批准他回北京治療，住在燈市口的姑媽家。他經常跑東安市場的舊書店和北京圖書館查資料，寫史學文章。
20世紀60年代初期，經過3年多的人禍天災，政治氣氛有幾年相對寬鬆。他的姑媽是位高級知識分子，認識一些上層領導，1962年，她通過當時哲學社會科學部副主任劉導生，把沈元推薦給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黎澍，黎看了沈元撰寫的9篇學術論文，很是賞識，他正需要找一位助手，遂留用沈元當助理研究員。
黎將沈元寫的《〈急究篇〉研究》一文刊登在他主編的《歷史研究》1962年第3期上。沈元在該文中認為，漢代的兒童蒙學課本《急究篇》是「漢代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他以當時漢代人的眼光即人類學所謂的「主位」視角來研究漢代的社會性質，開闢了研究漢代社會性質的新思路，受到老一輩史學家的稱讚。
在黎澍的指導下，他寫就了5萬餘字的《洪秀全與太平天國革命》一文，登載在《歷史研究》1963年第1期上，《人民日報》副刊將該文編成《論洪秀全》和《論太平天國》兩文先後整版發表，這在當年是少有的事。我當時在呼和浩特讀到這兩篇文章後，竟有些不敢相信是他寫的。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所里的造反派批判黎澍拉幫結夥，重用「右派」。黎、沈屢遭批鬥，黎澍倒台，沈元被掃地出門，他已經是走投無路了。1968年9月1日，沈元用鞋油化裝成黑人，企圖進入非洲某國駐華大使館，要求政治庇護，再設法離開中國，卻被我方警衛發現，立即逮捕其入獄。
1970年4月18日在北京的一個公開場合，他被宣布為「現行反革命叛國罪」立即槍決。據他同班同學黨支書郭羅基後來撰文說，沈元臨刑時顯得很鎮靜。他被槍斃時才32歲！對於一個青年英才之屈死，我無限惋惜！我想用雲南學者馬曜先生早年詩作中的兩句來祭奠他：「大地不平山突兀，蒼天有淚雨滂沱。」
20世紀80年代沈元被平反。北京中級人民法院的平反通知書上說：原審被告沈元因現行反革命叛國罪於1968年9月1日被逮捕，1970年4月18日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經本院再審查明：原判以反革命罪處其死刑是錯誤的，應予糾正。據此判決如下：一，撤銷1970年4月18日……判決書。二，對沈元同志宣告無罪。
可憐沈元的80歲老母親經過千辛萬苦爭來的一紙無罪判決，失聲痛哭：「我不要紙，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呀！」北大黨委為沈元做出「改正」的決定，認為：原劃右派屬於錯劃，並撤銷對他的開除團籍、勞動教養、開除學籍的處分。有關當局到近代史所當眾正式宣布此事。這真是「屈死的冤魂，天地鑑察！」
黎澍生前說過：「近代史所要有10個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變。」有些研究人員多少年也寫不出一篇像樣的文章來。他還說，沈元讀過的一部《漢書》，上下左右都用蠅頭小楷寫滿了批註，很有價值，可以用來補校前人的注。他死後留有一包文稿，被近代史所的一位人事處長或行政人員拿走了，迄今不知下落。
沈元的長兄沈荃、姐姐沈蓓，為爭取將沈元的遺稿《漢書補註》公開出版，奔走數年，出資數十萬元，最終由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影印出版。
楊秉功囚後執教
同年級考古班同學之遭遇也須提及。他叫楊秉功，河南南陽人，喜歡拉拉京胡，綽號「楊大姐」。鳴放期間，他以匿名信攻擊黨外人士盧緒章，說他積極鑽營，爬上了政府的要職，並警告威脅他當心自己的性命。這顯然是很幼稚的做法。
這封恐嚇信居然很快落到了當局最高層的手裡。《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分量極重的社論《這是為什麼》，登在1957年6月8日第一版上，說「右派分子」們已經磨刀霍霍殺向黨了。這就是「六八社論」，黨中央明確地發出反擊「右派分子」向黨猖狂進攻的信號，從此全國掀起了「反右」鬥爭。
這期間楊秉功也和大家一起投入運動，直到1960年初夏畢業前夕，他才因匿名信被捕。他被捕是夜晚同學們都回到宿舍就寢，10點半鐘統一熄燈的時刻，有人在寢室外叫喚楊秉功，要他出來，楊走出寢室就被公安帶走了，從此杳無音信。
若干年後，楊被釋放，他曾到歷史博物館，找到同班的宋兆麟。據宋告訴我，楊秉功已滿頭白髮，沒有談及當年的事，也未提及他的有關結論和平反的事。只知入獄後，他除了不能外出和與外界聯繫外，可以閱讀書報，並且學了一手木匠活。
他回到家鄉南陽後，曾一度經營家具製作餬口。近年我又了解到楊在當地因為一直沒有給當局添「麻煩」，就被調到南陽師範學校任教，在這裡辦了退休。
1957~1958年的「反右」運動，全國到底劃了多少「右派分子」，從來沒有準確的數字，官方迄今諱莫如深。國內出版物通常用的數字是50萬人，但許多人認為實際上遠遠大於這個數目。知識分子在社會性的是非面前，大多表現出有良知，有正義感，這是他們的一個共同特點。因為知識給予他們力量和信仰。當然，也有一些知識分子，靈魂脆弱，心地齷齪，以損人利己為快事。這種人對於國家和社會來說是多餘而有害的。
《炎黃春秋》2015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