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寧中學教師何念強（西師數學系62級的高材生，出身於根紅苗正的工人家庭），長期認真學習領袖著作，在領袖的書籍空白處寫了很多心得和批註，不知哪裡出了錯，被抓出來定為修正主義分子，作為全縣的反動典型捆綁在卡車上，由荷槍實彈的軍人押著遊街示眾，還多次陪殺場。這個榜樣令所有學習班成員心驚肉跳。
軍代表鄭修龍的號令發出後，各個學校紛紛響應，攔江中學揭發五叔的大字報和侮辱人格的漫畫多了起來。最初個把月是把他監控起來，不讓外出，不能寫信，不准見外人，命令他寫交代，在小範圍內反覆交代罪行接受批判。
一個普通的教師，一夜之間變成了反革命分子，人人避之不及。各種揭發批判紛紛湧出，他的罪行已經罄竹難書。
首當其衝的一條就是，出身反動，膽敢和偉大領袖唱反調，反對貧下中農領導教育革命，公然驅趕貧宣隊出校門。
還有一連串莫須有的離奇罪名：
一，學校因文革不上課了，幾個教師湊在一起打撲克牌，五叔不打牌，在一旁聽別人的收音機。調台的時候，無意間撥到「莫斯科廣播電台」，五叔當然知道這幾個字意味著什麼，趕緊關掉了收音機。批鬥時，被定性為「收聽敵台」；
二，五叔之前寫信購買過純白信封，在批鬥中被指是對毛主席語錄恨之入骨；
三，停課前，五叔曾是初67級一個班的班主任。該班學生演唱《毛主席的戰士最聽黨的話》，五叔擔任指揮。輪唱的時候他對學生說：「我左手打了『毛主席的戰士』這句，左邊唱；右手打了，右邊唱。」被批鬥：他左手打毛主席，右手還打毛主席，這還了得？竟敢打毛主席！真是罪大惡極！
條條都是死罪！五叔成了罪不可赦的現行反革命！不能分辨，只能認罪。
可是，在學校範圍內，五叔無論怎麼交代也過不了關。頑固不化，死不改悔的帽子一層層壓下來。韓貧宣夥同學校幾個造反派頭目，用盡洪荒之力，堅持要把五叔推到片區或更大範圍的2000人學習班，去批鬥！材料報上去了，遲遲不見批覆，緣由未知。
8月學習班結束了，我五叔沒能被搞成全縣批鬥典型。韓某等不肯善罷甘休，把他押回攔江繼續批鬥。因為被監控隔離，幾個月沒有家人的消息，回校後五叔給五嬸寫信，但石沉大海。他已預感，自己到了家破的邊緣。
9月，複課鬧革命師生返校。開學後的第一場批鬥會由韓成思等策劃實施。韓一聲號令：把現行反革命分子蔣明遠揪出來！幾個剛剛返校的學生就把五叔架到主席台前，按下頭掛上黑牌子，有人對著五叔踢了兩腳，讓他站在一張長條凳上。
眼前，熟悉的師生黑壓壓一片，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蔣明遠的口號聲震耳欲聾。自尊心極強的五叔無地自容。
韓成思聲嘶力竭：「反革命分子蔣明遠坦白交待！」
有學生從後面上來狠狠踢了幾腳，五叔一下從條凳跌落下來，幾個學生擁上來一頓推搡，他晃晃悠悠重新站上條凳。韓宣布批鬥開始。造反派的師生魚貫上台揭發批判。五叔的腦子一片空白，他的耳朵嗡嗡亂響，那些義憤填膺的批判言辭，那些衝破雲霄的口號，一句也沒聽見。兩個小時的批鬥如同兩個世紀一樣漫長。最後一句「滾下去」，他總算聽見了，還沒來得及下來，就被學生架著拖了出去。
教職工批鬥，全校師生批鬥持續了一個多月，大字報、漫畫、大標語在校內遮天蔽日，攔江街上，區委對面小學教師宿舍的牆上，批鬥專欄連續辦了3期，反覆陳列五叔的反革命罪狀。公判大會上，五叔被拉去陪公審、陪殺場。韓某等人，極盡能事「攪得周天寒徹」。
攔江鎮十天趕場3次，因三縣交界人貨流量大，趕場天異常熱鬧。五叔常常被押著在街上游鬥，脖子上掛著「現行反革命分子蔣明遠」的牌子，有學生敲鑼開路，小孩們跟在後面歡呼雀躍，四鄰八鄉的鄉民指指戳戳如同看猴戲。到了選定的位置，迫他站在條凳上坦白交待。此時的五叔，已經無所謂顏面，自污成了家常便飯，他舉著喇叭大聲背誦早已背得滾瓜爛熟的罪行，一遍又一遍……
聽眾多是鄉民，他們好奇，對五叔批判自己的內容似懂非懂，個個點頭稱讚：這個老師講得好嘞！
除了批鬥、遊街和寫交待，更多的是體力上的懲罰。學校請人維修校舍，五叔被派去打雜，搬運灰漿一類最髒最重的活，都是他干。到了飯點，因為從頭到腳全是灰漿，太髒了，他等老師們吃完了才去。廚房裡的鄧師傅，總是悄悄給他多打一點飯菜，倔強的五叔，熱淚盈眶。
四、活下去……
偉大領袖「五七指示」發表後，攔江中學在離校12里外開荒建了農場。農場有地近百畝，還建了豬舍，建了宿舍和食堂，一次可供兩個班的學生在這裡學習、勞動。
農場用的肥料來自學校的廁所，學校規定，參加勞動的師生一天挑一趟（約六十斤左右），就算完成任務。五叔作為勞動改造對象，一天至少挑兩趟，糞桶是最大的，一挑百斤上下。五叔只穿一條短褲，一雙破解放鞋，光著膀子挑大糞，曬掉幾層皮，全身黝黑，以前那個文靜清高的白面書生，脫胎換骨了。他頑強地扛著，沒有屈服。
1971年2月放寒假，教師們紛紛離校回家與親人團聚過過年了，五叔不能離校，又讓他頂替教師食堂的師傅，給留校的員工做飯，包括一直積極組織鼓動批鬥他的造反派唐振義全家。五叔咬著牙邊學邊干，當了一個月的廚子。做完別人家的團年飯，五叔回到宿舍，孤零零躺在冷冰冰的床上，開始思念杳無音信的家人，眼淚如同開閘的洪水……無邊的黑夜，無聲的痛哭……
到了3月某一天，召開了一個寬嚴大會，五叔被叫上戲台，宣布他被定性為「現行反革命」，不戴帽子，降一級工資，監督改造。此後，批鬥停止了，他被送去學校農場勞動改造。在農場，五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除了各種農活，還要養豬養雞養鴨，體力支出超強，但再也沒有驚心動魄的批鬥，清靜了。
家人依然音信全無，這是勞改中的五叔最大的痛。五一節剛過，五叔正在河邊擔水澆菜地，一個來農場的老師叫，蔣明遠來拿信。
五叔拿到手的，卻不是他一年來盼星星盼月亮的家書，而是遂寧縣人民法院寄來的傳票——五嬸的離婚起訴。山崩地裂、世界末日都不能譬喻五叔那時的絕望。
他們見面後，五嬸說：你現在是暗管（管制人員），孩子就是反革命子女，這會影響她一生，希望你為孩子作想，我們離了為好。
五叔無話可說。分明是被人陷害，他自己清楚，可五嬸知不知道、相不相信他是被陷害的？即便知道，又能怎樣？莫非讓孩子背個反革命子女的黑鍋，過自己這種任人踐踏的生活？
家，他活下去的唯一支撐，灰飛了。
從法院出來回到學校，再強撐著回農場，平時挑百斤大糞不用40分鐘，那天一步一步挪了兩個多小時。倒在床上兩天兩夜，水米未進，一無所有的五叔，垮了。
農場原有一個長年留守的校工張玉興，見五叔兩天沒動靜，過來看他。五叔稱自己病了。
到第三天晚上，黑暗中，五叔像個影子無聲無息來到平時洗腳的河邊，滿腦子只有一個念頭——解脫，他縱身一躍。
五叔不會游泳，落水即下沉，嗆了幾口涼水，他突然清醒：這樣走了，那是「畏罪自殺」！離婚是為了不讓孩子背黑鍋，這一死，反倒會給她加一個黑鍋。活著自己難，死了讓孩子難！熬吧！或許熬過去，還能看到春暖花開；「畏罪自殺」，就再也不會有冰消雪融的日子了！
幸好河邊水不深，五叔清醒後胡亂扒了幾下，腳踩到了底，手摸到了岸。他爬上來，濕漉漉地回到宿舍。張玉興在菜園子裡看見他，一臉疑惑。五叔解釋說去洗澡了。張回應，你要保重，看遠點。
冬天，攔江初級中學準備試行戴帽高中，春季招生100名，兩個班，學制兩年。可是高中的數學卻沒有任課教師。文革幾年也新調入了不少教師，但所有教師無人教過高中。這時，學校領導想起了五叔，他原來在遂中教高中，效果還很好。一紙通知到了農場。韓成思還在學校，但此時他已不能一手遮天。張校長找五叔談話，希望他出來任課，一邊上課一邊改造。
五叔說，我是「反革命」，合適嗎？
張回復，你先上課吧，新學生不知道的。
就這樣，五叔捕手了高中一年級兩個班的數學課。文革前高中三年制，數學的代數、幾何（立幾、解幾）三角等，分別由不同的教師任教，此時，兩年制的教材還沒出來，五叔不能光上課，他還得改編教材。數學老師中沒有人敢任課，需要編教材恐怕是主要的原因。
這一屆學生的學習條件很差，沒有電，晚自習點煤油燈；教材由五叔編寫，學生刻蠟紙油印。學生們都很刻苦，他們知道了蔣老師的底細，但他們依然尊重這位戴著「反革命」帽子的老師，喜歡上他的課，和苦難中的五叔建立了良好的師生關係，還保持了長久的聯繫。
1977年即將恢復高考，攔江中學的高三學子也看到了知識改變命運的曙光。
憑著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五叔主動做了兩件事：
一是把文革前歷年高考數學試題整理出來，並給出詳盡的解答及解題方法，用壁報張貼，向學生傳播，同時油印成冊先後發給77屆至79屆的所有畢業生；
二是每周星期日上午，在教學樓與辦公室之間的小廣場上，針對畢業生開座講，按專題講授至少兩小時。
100多名畢業班學生把小廣場坐得滿滿的。五叔沒有收一文錢，不求任何回報，只希望更多的學生通過高考，走出去。
五叔在攔江中學任教的最後一個畢業班，當年高考，全縣數學成績第一名和第三名，均是該班學生；高考平均成績和升學率也在全縣名列前茅。一個鄉鎮戴帽中學出了這樣的成績，是遂寧教育史上的一個奇蹟。
我的五叔，從1964年9月發配到攔江，至1979年9月調回遂寧城區，整整十五年。十五年，因言獲罪，批鬥勞改，妻離子散，泣血飲淚……他活下來了。腳底還是那片大地，頭頂還是那個蒼穹，揮一揮手，告別無法告別的昨天，五叔人到中年，終於迎來了曾經期盼卻不敢期待的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