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期間，在北京遊行的學生。(AFP)
每年九月十日前後，中國的校園都會掛起橫幅。康乃馨，賀卡，公眾號推文里的「感恩恩師」，表達著對老師的心意。這一天全國上下沒有分歧，尊師重教，師恩難忘，誰都願意說兩句好話。
只有一個細節，說好話的人通常不提。今天的老師走進教室，開講之前會下意識地掃一眼台下，看有沒有哪只手在桌肚裡握著手機。這不是敏感，這是被教會的。
八年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副教授翟桔紅在政治學原理課上談到修憲、人大制度和國企產權，被學生舉報。學校隨後給出記過、開除黨籍、調離教學科研崗位，並提請取消她的教師資格。一個講政治學的老師，因為在政治學課上談政治，失去了講台。
第二年，重慶師範大學的副教授唐雲在課上批評時政，同樣被學生舉報，教師資格被取消，調離教學崗位。同一套流程，同一個結局，熟練得像走過很多遍。
2021年底輪到上海。震旦職業學院的宋庚一在一堂新聞採訪課上談南京大屠殺的死難統計，說這個數字應該有可以追溯的名冊和依據來支撐。學生把課堂視頻拍下來傳上網，兩天後學校貼出公告，把她開除。
南京大屠殺是不容否認的歷史罪行，這一點無需討論。宋庚一的具體說法當然可以被質疑，學生完全可以拿史料站起來反駁她，大學課堂本來就該這樣運轉。真正荒唐的是，反駁沒有發生。一段偷拍視頻和一紙處分，先替歷史下了結論。
湖南永順縣的鄉村女教師李田田在網上替她說了幾句話，說有問題的不是那位老師，是舉報的學生、開除她的學校，和一片沉默的知識界。幾天之後，李田田發出求救消息，隨即進了精神病科。官方稱是家屬陪同就醫，她本人此前發出的卻是被強行帶走的求救。兩種說法互相衝突。
唯一確定的是，一個鄉村小學的女老師替一個從沒見過面的同行說了句公道話，然後進了精神病科。那時她懷著孕。
在中國，幾句話和一張精神病歷之間，原來可以隔得這麼近。
一個人的核實
如果你覺得這是近些年才有的怪事，那要往回走整整六十年。
一九六六年夏天，北京的中學和小學裡，學生開始打老師。最有名的一件發生在師大女附中，五十歲的副校長卞仲耘被本校學生打死，成了文革中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這件事今天多少人知道一點。
多數人不知道的是東城區寬街小學。同一個八月，這所小學的校長郭文玉和教導主任呂貞先也被打死了。動手的是小學生。
十幾歲的孩子當然會殘忍，十歲上下的孩子也一樣。但一整代孩子在幾個星期里同時學會打老師，這就不是孩子的問題了。這說明一個政權只要願意，幾個星期就能把校園變成刑場。它做成過一次，就一定會有第二次。棍子會換成錄音筆，批鬥會會換成舉報表格，一切文明得多，也安靜得多。
而這些人死了之後，事情就到此為止。沒有立案，沒有驗屍報告，沒有名單。誰死了，怎麼死的，死在哪一天，誰動的手，全部空白。一個國家決定不去核實。
於是有人自己去核實。
卞仲耘被打死那天，王友琴是女附中的學生，十幾歲，在校園裡。後來她去了美國，開始做一件沒人要求她做的事：一個一個地查文革中被害死的人。姓名，工作單位，教什麼課，哪一天死的，怎麼死的，誰在場。查不到的就寫查不到。她查了幾十年，編成一本《文革受難者》。
這本書在中國出版不了。
請留意她做的到底是什麼事。她沒有喊口號，沒有下判斷，她做的就是核實，就是把一個空白填上具體的人和具體的日期，就是一個新聞系老師在課堂上要求學生做的那件最基本的事。
一個國家不肯做的事，一個學生用後半生替它做了。做完了，不許在國內發行。
這裡就能看清那條線了。今天一個老師因為要求核實一個數字而失去講台，六十年前一批老師被打死之後連一份死亡名單都沒有。兩件事看著不像，其實是同一件：核實這個動作本身，是被禁止的。
播了二十五年的那堂課
說到簽名和表態，中國的教育系統里還有一堂課，播了二十五年。
2001年1月23日的天安門自焚錄影，這段片子進了教材，進了課堂，進了每年的主題班會。老師負責放，學生負責看，看完簽名，表態，交心得體會。無數中國人對法輪功的第一印象，也是唯一印象，就是這幾分鐘畫面。
而這不是一份新聞記錄，是一件先定好結論、再剪出來投進課堂的宣傳品。
事發在下午，新華社兩小時內就發出了英文稿，把自焚者認定為法輪功修煉者。兩小時夠發一篇稿，不夠時間去核實五個人的身份。一個平時連礦難都要壓上幾天口徑的通訊社，這次趕在調查之前把結論發向了全世界。它等的不是事實，是口徑。
官方錄影里，被烈火包圍的王進東，兩腿之間那隻裝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完好無損，頭髮也沒燒焦，而人燒成那樣，頭髮是最先沒有的東西。官方錄影中那些近景鏡頭是誰拍的，完整原片在哪裡，二十五年過去，一秒鐘都沒有公開過。
《華盛頓郵報》的記者事後去了開封，查自焚者劉春玲的底細，鄰居們沒人見過她煉功。北京同時拒絕了記者對傷者的採訪請求。同年8月，國際教育發展組織在聯合國的一次會議上發言，直指這場自焚是中共政府一手策劃的。
身份無法獨立核實，原片無法獨立核驗，當事人無法獨立採訪，結論卻鋪滿了全中國的課堂。一個拒絕別人核實的政權，要全國的孩子簽字表示相信。
哪個老師如果在放完片子之後問一句，完整原片在哪裡，他冒犯的不是一段宣傳片，是這堂課真正要教的規矩——有些東西不許核實。一個孩子從小學到高中把這條規矩學會了，比學會任何一門功課都牢。
不在名單上的老師
還有一批老師，不在任何一份教師節名單上。
四川彭州敖平鎮小學的陳禮清，退伍後到這所小學教書，一直教到退休。他一身的病，胃出血、支氣管炎、高血壓、風濕，1997年開始煉法輪功，身體好了。1999年7月之後，他被反覆抓捕，2004年被判三年，投入德陽監獄。
監獄要他寫下放棄信仰的保證，他沒有寫。於是被皮靴踹，被毒打到胃出血送醫，飯里水裡被摻過東西，出獄前還被注射過不明藥物，從此精神時好時壞。回家後退休金停發，騷擾跟到門口。2022年1月31日他去世，81歲。
這一切的起點，是一位小學老師不肯在一張紙上寫下自己不信。
而講台上那段錄影，正在教他的學生怎麼看待他。這是整件事裡最深的一處荒誕。一個老師被抓走了，學校放一段片子告訴全班同學，你們的老師原來是那種人。片子是假的，老師是真的，孩子相信了片子。
當年那些學生只被告知一句話：老師調走了。
底線只有一條
今天逼老師填表、寫心得、簽保證的那隻手，和1966年發下檢舉紙、催著學生表態的那隻手，屬於同一套系統。它隔一陣子就伸出來試一次，看你會不會寫，看你寫得夠不夠快，看你有沒有猶豫。
師德的條目可以寫滿整張表。底線只有一條，不對學生說假話。這一條聽起來實在很低。在有些地方，它是全部的代價。翟桔紅付了講台，李田田付了病歷，陳禮清付了退休金和後半生。六十年前，那兩位小學老師付的是命。
教師節這天，老師們會收到花，也會收到要填的表。花三五天就謝了。表要一直填下去，除非有一天，接過表格的手不再動。
一個老師能做的事其實很小。有人遞上表格的時候，把筆放下。就這麼一件事。
寬街小學那兩位老師的死，至今沒有一份官方名單。有人替他們記下來了，那本書在中國印不出來。而那些名字，本來只需要有人願意核實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