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7日，烏克蘭哈爾科夫（Kharkiv）地區，一名來自烏克蘭國民警衛隊（NGU）颱風（Taifun）無人機部隊計程車兵手持一架新型「火星人」（Marsianin）攻擊無人機。（Nikoletta Stoyanova/Getty Images）
（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Mike Fredenburg撰文／信宇編譯）
本文使用的標題借鑑和致敬了英國搖滾樂壇四大樂隊之一的「誰人樂隊」（The Who）1971年推出的熱門歌曲《不再受騙》（Won’t Get Fooled Again），歌詞唱道：「新老闆來了，本質跟舊老闆一樣。」（meet the new boss, same as the old boss.）這也呼應了《聖經・傳道書》（Ecclesiastes）中的一句格言：就人性而言，「普天之下並無新事。」（there is nothing new under the sun.）可悲的是，歷史和當今的種種事件都告訴我們，戰爭的確是人性的一部分。
因此，儘管作戰工具和方法隨著每一代人的更迭而不斷演變，但是決定勝負的根本因素卻始終如一。軍事理論家長期以來一直區分戰爭的性質（character）和戰爭的本質（nature）：戰爭的性質就是不斷變化的戰術（tactics）和技術（technology）；而戰爭的本質就是代代相傳的、永恆不變的人類、地理和政治力量。
正如當代英美雙重國籍地緣政治與戰略學家科林・格雷（Colin S. Gray，1943—2020）所言，「戰爭具有永恆的本質，但其特徵卻瞬息萬變。」這種永恆本質的核心在於一個殘酷的歷史教訓：當技術水平相近的國家發生衝突時，技術優勢很少能起到決定性作用，戰爭的最終勝利往往屬於能夠長期投入更多人力物力的一方。
此外，戰爭本身與外交處於同一連續體上；它不是一個獨立的領域，而是政治交往的延伸。
卡爾・馮・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1780—1831）是19世紀德國著名軍事理論家，其傳世名著是《戰爭論》（Vom Kriege，德語，1832）。他以雋永的清晰論述概括了這個觀點：「戰爭只不過是政策的另一種手段。」他進一步闡述道，戰爭「不會中止政治交往，也不會將其徹底改變。從本質上講，政治交往仍在繼續，無論採取何種手段。」外交、經濟壓力和武力是同一政治策略體系中的工具，其目的都是為了迫使對手接受己方的意志。
然而，現代戰場雖然充斥著無人機和算法，但仍然是這個古老連續體的一部分。
戰術和技術不斷變化，每個時代都相信自己的創新將改寫規則。在十二世紀，弩（crossbow）的出現使普通士兵能夠在遠距離擊敗身披鎖子甲的騎士，暫時削弱了騎兵貴族在戰場上的統治地位。
火藥（gunpowder）的出現使高聳的石砌城堡過時，但工程師們隨即建造了低矮傾斜的星形堡壘。火器（firearm）能夠穿透最高品質的板甲，導致身披重甲的騎士時代終結，然而現代防彈衣卻常常能讓士兵在遭受直接攻擊後繼續戰鬥。第一次世界大戰（World War I，簡稱WWI，1914-1918）中，機槍（machine gun）和大規模的現代火炮（modern artillery）造成了塹壕戰的工業化屠殺；隨後，坦克（tank）、飛機（aircraft）和無線電（radio）等又使機動作戰回歸。
如今，廉價的第一視角無人機（FPV drones）、人工智慧（AI）和持續的衛星覆蓋（satellite coverage）再次將日常戰斗轉變為曠日持久的消耗戰，每周造成的傷亡人數甚至超過了當前美伊衝突的總和。大規模生產的四旋翼無人機（quadcopter）提供持續監視，廉價炸藥（explosive）可以摧毀價值數百萬美元的裝甲車輛，而人工智慧輔助目標瞄準則將決策周期從數小時縮短到數秒。
電子戰（Electronic warfare）、網絡工具（cyber tools）和多光譜誘餌（multi-spectral decoys）等進一步加劇了戰場的複雜性。戰爭的性質瞬息萬變，發明、部署和應對新型殺傷手段的競賽是人類最古老的不變主題之一。
然而，這些變革並未觸及衝突的基本結構。雖然科技水平差異巨大的民族之間的衝突中，科技可能發揮決定性作用，但我們也看到許多科技落後的對手通過調整策略，與科技領先的對手打成平手，甚至迫使其投降的例子。
在勢均力敵或實力接近的競爭對手之間的衝突中，最初的技術優勢往往難以持續到足以產生決定性影響，因為它們不可避免地會被對方獲取、逆向工程破解，或通過巧妙的戰術加以應對。在烏克蘭-俄羅斯衝突中，我們已經看到，新型無人機和技術帶來的優勢持續時間僅數月甚至數周。最終，我們看到的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消耗戰，令人沮喪地類似於一百多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人們被迫經歷的那種殘酷火藥戰爭。
二戰（World War II，簡稱WWII，1939—1945）初期納粹德國的勝利便是科技與戰術影響的經典例證。憑藉卓越的戰術、結合坦克、飛機和無線電通訊的閃電戰以及先進的技術，德國最初在歐洲各地壓制了對手。誠然，德國在早期憑藉其卓越的戰術和技術取得了決定性勝利，但美國及其盟國（包括蘇聯）迅速學會了如何應對這些戰術，並吸收和利用了相關技術，最終憑藉更強大的生產能力和人力壓倒了德國。德國的優勢在盟軍龐大的工業生產和人力面前不堪一擊。
歷史表明，從長遠來看，戰爭的勝負取決於能否投入並維持更強大的人力物力資源。戰爭始終是一場消耗戰和意志力的較量。一個能夠更快補充兵力、延長工廠運轉時間、並能承受經濟和人口衝擊的國家，將能夠克服並反制往往只是暫時的技術優勢。
地理環境依然決定著軍隊的行進路線，如同當年限制古羅馬帝國凱撒大帝（Caesar，前100年—前44年）和法蘭西帝國皇帝拿破崙一世（Napoleon，1769—1821）的那些山隘、河流渡口和開闊平原一樣。後勤保障依然至關重要：燃料、彈藥、食物和備件仍然必須穿越敵對地帶，而天氣——泥濘、積雪、濃霧、暴雨——仍然會使無人機無法飛行、傳感器失效、車輛拋錨。
現代西方軍隊所推崇的那些「精美絕倫」（exquisite）、鍍金打造、造價極其昂貴的戰爭平台，恰恰體現了過度設計帶來的持續風險。事實上，一旦對手做出相應調整，那些無法大規模生產或維修的複雜昂貴系統就會成為累贅，戰爭也將演變成一場曠日持久的規模比拼。
這並非否認戰場創新的重要性，而是說它們並非什麼新鮮事物。每一項創新都遵循著一個可預測的周期：顛覆、衝擊、適應和常態化。暫時的技術優勢會隨著對手的複製、反制或適應而逐漸消失。
現代戰場充斥著自主系統和實時數據流，但是戰場上計程車兵依然要面對泥濘、恐懼、不確定性，以及用血肉之軀奪取並守住陣地的必要性。誠然，科技改變了戰爭的速度、範圍和精準度，但由於交戰雙方都在研發、複製或竊取科技，因此不能指望科技帶來最終的勝利。
最終取得勝利的，是持續的人力和資源投入，是吸收損失、補充損失並繼續戰鬥的能力。
戰爭一如既往地是政治交往（包括外交）這個連續體的一部分。
科技在不斷進步，但士兵們在極其惡劣的環境下戰鬥和犧牲的本質卻從未改變。當然，那些被新技術迷惑的人會再次被蒙蔽，誤以為戰爭的本質已經改變。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就其本質而言，現代戰場與古舊戰場並無二致。
作者簡介：
邁克·弗雷登伯格（Mike Fredenburg）擁有機械工程學士學位和生產營運管理碩士學位，定期撰寫軍事技術和國防事務方面的文章，重點關注國防改革。
原文：Meet the Modern Battlefield, Same as the Old Battlefield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