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勵之學長（一九三六--二○一二）過世將及半年，作文以紀念之。即使作為「文革」後鵲起於國際學界的中國科學家，方勵之亦不啻鳳毛麟角，中國有幾人？就此，我們也不應忘記他。一九五六年從北大畢業的方勵之夫婦是「長在紅旗下」的第一代青年學子，作為學生幹部更是處處帶頭響應黨的號召聽黨的話，又紅又專。方勵之生前的辦公桌上還放著下半年要來隨他作研究的中國學生的資料，至死不忘服務中國。方勵之那一代人是最虔誠最熱烈的愛國者！但是國愛他們嗎？作為「六四」精神領袖，方勵之夫婦在一九九○年六月二十五日無奈去國後，可憐再也沒有踏上故土，有國難投他們被剝奪了回來的權利，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方勵之已仙去，讓他魂兮歸來吧！
同為學生幹部
方勵之長我半歲（六個月零三天）卻高我二個年級，十六歲時他已讀大學，如果小學、中學是一步步讀上來的，那方勵之四歲時就上學了。一九五四年我入學北京大學物理系時，方勵之和李淑嫻已經升到物理系三年級。一進校我即為團支書，方李二位早已是團幹部了，北大團委書記胡啟立召集學生幹部開會時，得以認識方勵之。一九五五年胡啟立任全國學聯主席，然後離開北大去了團中央，他在一九八九年和趙紫陽一起被踢出了中共政治局常委會，據說原定胡啟立將接班任總書記。一九四五年起胡啟立曾在北大物理系求學四年，並加入了中共地下黨，後畢業於北大機械系。
此處所說「物理系」實指北大物理系中的物理專業。「院系調整」後系裡除物理專業外，還有氣象專業，不過教師和學生的多數、尤其是眾多名師在物理專業。一九五八年秋，北大物理系分解成了三個系：物理系、無線電電子學系和地球物理系，後者包含了氣象專業。此外，一九五五年北大新設了培養掌握核裂變人才的物理研究室，它雖冠有北大名頭，可是通了天的。鈾或鈈核裂變的連鎖反應過程就是原子彈爆炸。物理研究室在一九五八年也撩開了點神秘面紗，喚作為原子能系，並開始招收一年級新生。這個系經費足，受重視程度遠高於前三個系，且不位於北大校園內，後來它改名為技術物理系。
功課好且已入黨的方勵之，又專又紅，四年級時轉入了新成立的物理研究室。一九五六年方勵之從北大物理研究室畢業時，被挑選去了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科學院的政治氛圍比北大寬鬆，更強調搞好科研業務，反右時方勵之被保了下來，說若戴帽就可惜了。不過「原子彈」工作是不能讓他碰了，於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被近代物理所下放農村勞動九個月後貶去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一九五九年初方勵之在科大被處理成「內控右派」，只開除黨籍沒劃為右派份子，後來他也被叫作「漏網右派」。
同樣是又專又紅的李淑嫻，一九五六年從北大物理系畢業時留校當了助教，就沒那麼幸運了，一九五七年她被戴了右派帽子。
一九六一年十月六日方李二人結婚，互相攙扶著攜手走過五十年又半年整，方勵之竟駕鶴西去了，嗚呼！
方勵之的同學
一九五二年和方勵之、李淑嫻同時考入北大物理系的有周海嬰、譚天榮、倪皖蓀等多人。當時物理系的課業很重，魯迅先生的公子周海嬰沒有能堅持到底，就業當了物理系的實驗員，不久改行了。天馬行空不務正業的譚天榮也留級了，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起北大校園裡貼出了鋪天蓋地的「助黨整風」大字報，譚天榮終得以甩開課業語不驚人死不休了，於是被毛澤東欽點為全國唯一的「右派學生首領」，改正後算作是一九五八年畢業。北大物理系代有怪才出，例如我們級有人自學古印度梵文，高一級的有人研究東歐共產黨上台執政史，等等，但他們的本業成績都很好，譚天榮似是例外，四年課程讀了六年。
和方、李同為學生幹部的倪皖蓀功課也很好，那時「政治掛帥」之風尚未熾盛，功課差的同學沒什威信，當不了幹部。反右前高校學生沒有班主任，也未設政治輔導員（政治輔導員的發明權屬清華蔣南翔，比筆者晚六、七屆的胡錦濤的第一個職業即為清華水利系的政治輔導員），記得連哪個同學住哪個床位也是由我派定的，學生黨員極大多數來自工農速成中學，跟班很吃力，還得我搭配成績好的同學人盯人幫他們學習以「不讓一個階級弟兄掉隊」，因此所有的學生工作都落在學生團幹部身上。即便如此倪皖蓀仍是學習優秀，一九五六年畢業時得以留校當了助教。福兮禍所伏，他沒能逃過反右浩劫，一九五八年初被迫離校後沒有再回北大。
一九五七年春，反右前夕，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到北大開學生座談會，他傳達了毛主席的號召：發揚不怕撤職、不怕開除、不怕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的「五不怕」精神，幫助黨清除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三害」惡行。話已說得如此激越如此懇切，顯是昔日的北大校友今天的偉大領袖披肝瀝膽之言，且是派文化教育意識形態領域的最高官員來轉告的，熱血沸騰毫無機心的毛頭小子們怎能不激動萬分積極響應。我們輕信了，可誰又能不墮入彀中呢？陷阱早已挖就，虛「席」以待，就等著北大的傻小子們一個一個往下跳了。事後毛澤東說那不叫陰謀叫「陽謀」，為的是以知識份子為假想敵「引蛇出洞」一網打盡。
一九五七年「五·一九」初起時蟄伏的北大左派很快就清醒過來，挾傾黨之重暗運功力泰山壓頂般撲向右派，扭轉了原說的「助黨整風」大方向。課也停下了，校園裡一片混亂。倪皖蓀、李淑嫻和已在科學院工作的方勵之三人準備給黨中央寫信，談自己的看法，信未寫完，反右即開始，這三名共犯中的二個北大人，上書黨中央事未做成就成了右派。
北大物理系位列反右冠首
中共中央「整風反右領導小組」組長鄧小平和副組長彭真摸透了毛澤東的心思，他們適時提出說右派還抓得太少，要進行「反右補課」。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北大黨委書記江隆基（在中共最困難的一九二七年將畢業於北大時毅然加入了共產黨，後留學日、德，是黨內少有的教育專家，曾任延安自然學院院長）在全校師生員工大會上宣布：北大反右運動到此結束，今後一個不抓，明天起放寒假。直接領導北大反右的彭真聽聞後，嚴厲批評江隆基右傾，用陸平頂替了江隆基，並調派親信中共中央華北局宣傳部長兼北京市委宣傳部長楊述，為北大物理系反右工作組組長，進行反右補課。於是北大物理系的反右奪冠矣。
二○○三年初版、二○○九年再修訂版的《北大物理九十年》中寫道：「 北大物理系的學生中被劃為'右派'的人數，居全校各系之首，也居全國物理系之首。 」（見該書P.57），「 反右運動對全國的知識份子起了鉗制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巨大作用，對北大物理系學生的傷害尤大。一大批品質優秀並具有獨立思考精神的青年師生受到了重大打擊……。 」（見P.58。該書兩主編中的第一主編是一九四三年畢業於西南聯大物理系的老共產黨員，反右慘劇後的一九五九年被委任物理系代理黨總支書記以安撫人心，後離休於北大副校長任上）。再錄一說，反右史專家《陽謀》一書作者丁抒，在一九九七年反右四十周年前夕發文《北大在一九五七》說：「 當時物理系的學生似乎格外活躍，右派也格外多。北大全校的右派學生，物理系幾占三分之一。 」北大物理系學生何以遭此慘重打擊，丁抒是作了解釋的。丁文中還寫有「在北大，誰在大字報欄前讀後來成了右派的人寫的文章時點過頭，就是'點頭右派'。誰看反擊右派的大字報時搖了頭，那立場也就一目了然，是為'搖頭右派'。」真是抓右派抓紅了眼。二十多年後，北大所有的右派份子，包括許多己被迫害致死者，全都被改正了，也即北大右派100%抓錯了，沒錯你改什么正！但是當局至今仍是不肯否定北大的反右運動。
一九五八年臨畢業那學期我也被「反右補課」推下了深淵。楊述組長隨手從桌上抓了枝鉛筆，在一份黑名單上我的名字下面信手劃了條黑線，黑線以上包括學生黨支部書記和我這個團總支書記都戴上了右派帽子，黑線下面緊挨著我的那個同學在一九八○年戴上了一頂中國科學院院士帽子。據說我是北大最後一名中箭者，雖然我沒有貼過大字報，也沒有參加過大辯論，和李淑嫻類似，她是主動向組織講了自己的看法，我是主動向組織交了自己的日記。
戴帽後仍讓我隨班讀到了畢業，是年夏被科學院應用物理所接受。北大物理系的畢業生即使不是右派也最希望能到科學院工作，他們竟推薦了我、錄用了我，不可思議，要知道「右派就是反革命」！一九五八年我進了科學院，因此方勵之所講的科學院、以及由科學院興辦的中國科技大學的某些人和事，也略知一二。
一九六○年我被科學院政治部派人來物理所宣布摘去了右派份子帽子，自以為從此和他人一樣了，可以自由地搞科研了。後來感悟，我只是個「摘帽右派」，摘帽右派（一九七八年後叫「改正右派」）仍屬「右派」，依然受「革命群眾」尤其是其中的「共產黨員」的欺壓。一九六三年，我所在部門對一九五七年以來參加工作的大學畢業生作了一次考核，我考了第一。事後其他所有人都升到了中級職稱並長了工資，只我一人還是初級的研究實習員，當然這個廉價勞動力還是要利用的，用來搞科研。那時我躭的科研小組裡有林彰達等二人，他們和方勵之李淑嫻同年入學北大物理系、同年畢業。林是共產黨員、科研小組長，一九六四年初「階級鬥爭」這根弦再次被毛澤東繃緊時，黨員組長公然搶奪了我的科研成果。
一九六八年乍暖還寒最難將息時候開始了「清理階級隊伍」，至此我已受辱十年，有如癌症患者歷盡痛苦豈能再挨，南宋高僧的偈語「他從東方來，我向西方去」也給我以引領，剪頸自刎了。事後得知，右側頸總動脈斷裂半厘米，還只有點皮粘連著，了無知覺多日後竟被閻王老兒一腳踢回了人世間。其後還遭遇了更慘烈的精神殺戳，偶語依然淚滿襟，不去多講吧。我是說象我這樣北大最「幸福」的右派尚且如此，其他右派難道不會每人都有一本血淚帳？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一九五八年秋，科學院自產自銷辦起了科大（各部門自成體系也是「中國特色」之一）。同時還建立了中國科技情報大學，很快它即拼入了科大。科大校長由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兼任，其實郭在科學院也只是掛個名，他還有一大堆頭銜。除掛名的頭面人物及開辦時去講過點課的著名老科學家外，科大的教職員主要來自科學院各研究所欲予淘汰的人員，有二大類，或是「政治差」或是業務差，前者為主。「政治差」業務棒的方勵之也調入了科大。
前面講到摘帽右派屬「右」派，內控右派當然也屬「右」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科大也逐漸抽緊了階級鬥爭這根弦，方勵之既屬「右」派怎會有好日子過？科大地址原在北京玉泉路（一九八九年入城部隊就是從玉泉路殺向的天安門），文革前校內只授基礎課，專業課由相關研究所的在職人員承擔，筆者也曾是科大第一屆和第二屆畢業生的畢業論文指導教師，那是在一九六三和一九六四年。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林副統帥發布「一號通令」後，在京各單位緊急動員起來準備迎接戰爭，很多單位被指定疏散出京。次年，科學院各所很多人，包括和我同一科研小組的陳雲女兒等人，當然也有我這個摘帽右派了，被趕去了湖北省潛江縣的科學院「五七幹校」，據說該地曾是全國最大的勞改農場，我們被當地人稱作了「二勞改」，實際上也差不多。科大則被趕到了安徽合肥，與此同時科學院還在合肥建立了分院，以和科大呼應。科學院合肥分院「廢物利用」了安徽省為爭取在合肥召開中共「九大」於郊外蓋的一片別墅區，科大的很多房子就需自建了，於是方勵之成了科大制磚廠的主勞力之一，摔磚胚泥可是個重體力勞動。此前，他們剛到安徽時，方勵之還當了半年多的「煤黑子」，下到一百多米的地下挖煤，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漆黑地底，方勵之神遊到了光明的天體。回到地面後方勵之為避蚊蟲叮咬躲在蚊帳里閱讀朗道（ЛевДавидовичЛандау，一九六二年獲得諾貝爾物理獎的蘇聯猶太人）的《經典場論》，冥想駕馭廣義相對論去窺探早期宇宙。
也有人對我說，方勵之離開制磚廠後被派去燒鍋爐，爐內加好煤後他加緊時間開始閱讀天文學文章，憑他紮實的理論物理基礎（方勵之在北大讀的是理論物理專門化，李淑嫻和筆者讀的半導體物理專門化），很快他就成了天體物理學界的佼佼者，自此方勵之沒有再改變專門化領域。後來他擔任了ICRA(國際相對論天體物理中心）指導委員會主席，直至撒手人寰。
科大搬遷合肥後仍有多人嚷嚷著要回北京，最後由華國鋒簽字拍板，科大永留合肥。科大研究生院也稱科學院研究生院，帶研究生的導師是在京各所的研究員，研究生院自是要留在北京。當年我們（物理所和數學所的光棍和准光棍，筆者是老婆不在身邊的准光棍，陳景潤是真光棍）集體居住了近二十年的中關村八十八樓，後來大加修飾改成了科大研究生宿舍樓。科大合肥本部只有大學本科生，教師中的方勵之等「老」人的戶籍關係也保留在了北京。
物理所和科大
「解放」時接管了中央研究院物理所和北平研究院物理所後，中國科學院把物理所分解成了應用物理所、近代物理所、力學所、電子所、聲學所、自動化所、地球物理所、氣象所以及生物物理所等多個物理類研究所（指在京者，生物物理所應歸入生物類）。不久，近代物理所改稱原子能所（後來其中的物理部分獨立成高能物理所）時，應用物理所也恢復了原名——物理所，且再分立出了半導體所。「物理」的學科範疇較廣，派生出了那麼多物理分支研究所後，物理學的主體仍在物理所，計有光學、磁學、雷射、等離子物理、晶體學、低溫物理、高壓物理、固體電子學、理論物理等研究室。打倒「四人幫」後成立了理論物理研究所。一九五九年我所在的應用物理所從城裡東皇城根大取燈胡同九號（原北平研究院物理所的所址）搬到了西郊北大附近的中關村，並改名為物理所，此時它也還是中國科學院的第一大所。因而，直到一九八七年初鄧小平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再次把方勵之開除出共產黨時，物理所對科大一直有最大影響。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許良英（「解放」前是浙大物理系高材生、當時工作於科學院自然史研究室）、劉賓雁（著名記者）和方勵之聯名給一些右派名人寄去了「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信函，這三人發起（討論時李淑嫻也在座）擬於次年反右三十周年時舉行學術討論會，以為「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使這一段歷史變成留給青年一代的有用知識。」信由方勵之起草。力學家錢偉長接信後向「組織」報告了此事，據說社會學家費孝通也有份，引起了當年具體領導反右運動的中共中央「整風反右領導小組」組長鄧小平的勃然大怒。一九八三年發行《鄧小平文選》時，已抽掉了其中有關反右的一系列指導性講話、文章和文件，此後竟還有人敢哪壺不開提哪壺，這不是公然逆龍鱗嘛，於是下令把王若望（鄧大人誤認許良英為王若望了）、劉賓雁和方勵之第二次開除出黨，並嚴厲指責了胡耀邦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而迫使胡辭去了總書記職務；另方面立馬任命因右派事還被清華大學掛著沒有「分配工作」的錢偉長為上海工業大學校長，並於一九八七年犒賞錢偉長當了全國政協副主席，次年犒賞費孝通當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一九八九年夏秋之交，政協副主席錢偉長第一個以國家領導人身份在全國政壇上譴責了反革命暴亂，他比共產黨官員還起勁。
一九八七年，科大副校長方勵之被「撤職」，科大校長管維炎是被「免職」，由另一副校長辛厚文執掌了科大實權（當時在科大，黨組織書記的權力不及同級行政長官，行政負責人曾是或仍為科研教學骨幹）。管和辛都來自物理所，管曾是低溫物理室的副主任，辛當過我們磁學室的黨支部書記。辛厚文曾被起綽號辛厚皮，物理所內年齡相仿的同事間呼喚綽號屢見不鮮，辛厚文一九五八年畢業於東北人大（後改名吉林大學）物理系。管維炎是老共產黨員，一九五一年入學北大物理系，二年後去蘇聯續讀莫斯科大學物理系，然後是研究生。學成時曾要留他當中國駐蘇大使館的文化參贊，他想搞業務，回國後到物理所從事低溫物理的研究工作，一九八五年去當了科大校長（編制仍在物理所，戶籍仍在北京），直到一九八七年初被免職。一九八九年「六四」後，管維炎流亡到了歐美等國，最後去台灣新竹的清華大學任教，客死在他鄉。微妙的是管維炎去國後，當局沒有為難他的家屬，沒有收回他在北京中關村的住宅，甚至連家中的公費電話也沒有停機，箇中緣由豈我等小百姓能知曉。
方勵之何時走上爭民主道路？
李淑嫻戴了帽子是「敵我矛盾」，方勵之沒公開劃成右派仍屬「人民內部矛盾」，二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二重天，共產黨待之自不一樣。一九五七年開始一九五八年結束的反右派運動，使很多知識份子清醒了，只有我這個所謂出身「好」中毒太深愚蠢至極的右派份子直到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門事件時才初步覺醒，到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時才徹底覺醒。方勵之什麼時候開始覺悟的我不知道，我總覺得他在中國民主化進程中的崇高地位和他傑出的學術成就是分不開的。論文在國際上出名了，壓不下去了，悶不死他了，就象科學院數學所的陳景潤那樣。陳景潤只關心他的「1+2」——專注業務，那也很好呀。方勵之不會僅止於此，學生幹部出身的人習慣於關心周邊他人他事，方勵之自有一種社會責任心，他有著大愛，妙手著文章之外還牢記著鐵肩擔道義，達則兼濟天下。在他身上能看到「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這種中國知識份子的傳統風範，那是來自屈原的「 伏清白以死直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孟老夫子說「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筆者竟「窮」時也不安分守己獨善其身，還嘮叨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悲夫。在「黨的領導」貫穿天下的國度里，哪有匹夫說話的份？即使知名如方勵之若圖妄議興亡事，「六四」時如未躲進美國大使館，說不定就被「亂槍擊斃」了；後來哪怕是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也敢關進監獄，徹底堵上了嘴巴，悲夫！
一九八四年方勵之當了科大副校長（如果他沒有「共產黨員」的紅頂子則絕無可能，若戴過右派帽子、那麼早當副校長恐也不成，用數學語言來說紅頂子和沒划過右派是一九八四年時當高級領導的必要條件，但不充分），其後他才在民主和人權道路上不自覺地嶄露頭角施展抱負，一九八九年達到「中國的薩哈諾夫」地步。我無意貶低方勵之對民主事業的真摯情操和擔當精神，我只是想說和方勵之有同樣認識的人難道少嗎？不管怎麼說，我仍十分推崇方勵之，他是中國知識份子的傑出代表，我為從北大校門走出這樣一位物理學家感到榮光，蔡元培校長教誨學生「 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 」，方勵之得其真諦，成了從北大發起的「五四運動」的真正傳人。
《禮記·大學》中列有「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個人修為準則。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早期science（科學）曾被釋為「格致」，稍後則把physics（物理）釋作「格致」，Search into the Nature of Things，物理學是研究事物本性的學問，學物理的人最崇尚理性，最講究實驗驗證，最實事求是，最服膺真理。在蘇中兩個一黨專政的大國里爭民主爭人權的領袖人物都出現在物理學界，其他自然學科或社會學科是沒有的，難道不說明問題？
錢臨照先生包庇方勵之
一九六一年第一期《物理學報》登出了方勵之的第一篇論文，畢業五年，期間經歷了殘暴的政治運動、不止一次的下放勞動，就能在頂級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真了不起。其後則一發不可收拾。除了他的論文品質高外，老一輩物理學家為他撐起了一把政治保護傘也功不可沒。共產黨為扼殺政治上的右字號大小人物，各報刊禁止錄用他們的文章，不管是自然科學的還是社會科學的甚至是豆腐干短文。當時《物理學報》副主編錢臨照先生把方勵之改名「王允然」刊出了他那個第一篇。錢先生早年留學英國，他隱隱然說方的文章是Her Majesty（女王陛下）「允然」的，「文革」期錢先生巧妙地解釋為那是「王竹溪先生說行」。比錢先生年輕五歲的王竹溪是《物理學報》的主編。方勵之並不隱匿「 我的學術生涯一啟動，就得到過錢、王二先生的保護。 」
筆者初入應用物理所時就聽到了錢臨照先生的名言「 黨總支書記嘛是給我們跑跑腿的 」，那時應用物理所還沒成立黨委只有總支。其實一九七八年第一次全國科學大會上鄧小平也說過類似意思的話，但是很多話只能由黨的領袖說，別人說不是反黨也是落後。於是曾擔任過中央研究院代理總幹事（即代理院長）的錢臨照先生被貶去了科大，沒有通告他本人甚至把錢先生的編制也從物理所划去了科大，以致後來錢先生九十三歲時即使將病逝於合肥也不肯回北京（治病）。
文理兼修的王竹溪先生
王竹溪先生是北大物理系的教授，教過我們熱力學、統計物理和量子力學（為感激師尊，北大百年時筆者曾向王竹溪教育基金略表心意），他編著的《熱力學》和《統計物理學導論》除中文版外，也有英文版，蘇聯人並將之譯成了俄文版，享譽國際。王先生帶領郭敦仁合著的《特殊函數概論》（時為講師的郭敦仁據此教過我們「數學物理方程」課程）也遠播海外。一九三八年王竹溪獲英國劍橋大學博士學位後回國，僅二十七歲即為西南聯大物理系中的清華教授，給聯大本科生授課，後也是清華研究生楊振寧的指導老師。除教育任務外，JwuShi Wang（王竹溪）於一九三八到一九四八年間在英美中的學術雜誌上發表了近二十篇論文（那時的中國物理學報也是英文版），因此他又獲得了英國皇家學會會員這一榮譽稱號。在歸國博士那些老先生中，王竹溪的論文特多，涉及多個物理領域，此外在生物物理、計量、物理學名詞和數學名詞審定等方面也多有貢獻。
王先生還利用業餘時間編纂了《新部首大字典》，收錄漢字超過五萬一千個，多於《康熙字典》和《中華大字典》，各字釋義精當，並附有代表性的甲骨文、古文、大篆和小篆。這些特殊字形沒有字模，因此該字典在王先生過世五年後才由兩家出版社合力出版，全書二百五十餘萬字。原稿中各字皆手繪，足見王先生的堅毅和嚴格。「新部首」由王先生發明，重碼極少便於機器檢索。這部字典的出版引起了台灣、日本、美國等處出版界的極大重視。
一九四九年王竹溪三十八歲，還處於出成果的最佳年齡段，可實際上有份量的學術論文皆發表於此前，雖然一九三八到一九四八年間的物質條件異常艱辛。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清華軍管，此後王先生的主要學術著作是歸納自己以往的成就並博採眾長以著書，所謂「著書立說」自是立說在前著書在後。「解放」後王竹溪先生有了多個頭銜，擠占了時間和精力，更主要的是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容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顯然，「政治」對學術的衝擊力遠甚於物質困苦。五十一歲時還叫他擔任了北大副校長。然而，那些頭銜沒有保護得了六十歲高齡的王竹溪先生躲過被下放的噩運，他在江西鯉魚洲北大「五七幹校」當放牛翁時，染上了血吸蟲病，後來導致肝硬化，過世於一九八三年初，不到七十二歲，在中國著名科學家中顯屬早夭。
一九八○年的物理學院士方勵之、管維炎和李蔭遠
方勵之的第一篇論文屬核物理領域，其後他只好轉向「民用」物理。經錢臨照先生關照，方勵之與李蔭遠研究員領導的物理所理論物理室人員合作，發表了二篇固體能級和摻雜的論文，然後是雷射方面的理論文章，到一九六五年方勵之已在《物理學報》上發表論文十三篇，走出校門九年即有十三篇，實是傑出，他那時還只具助教職稱。
科大搬去合肥後，方勵之轉向了天體物理，在這一領域他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因此，一九八○年方勵之四十四歲就當選為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殊屬年輕，和他同時成為院士的管維炎和李蔭遠分別已達五十二歲和六十一歲。搞理論物理的人一旦入了門，得心應手後論文就會一篇篇地出，當然也要是佼佼者。不象實驗物理工作者，很可能多少年也做不出成果來，科研允許成功也允許失敗，甚至可能失敗居多。在物理學界從事實驗物理的人遠遠多於理論工作者。
方勵之在回憶文章中寫有：「 李蔭遠先生曾任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副所長，一九六二--一九六五年間，我一邊在科技大學教書，一邊在李先生門下作研究。 」「參加李先生的研究組，對我有極大的幫助。 」李蔭遠先生還接替錢臨照先生擔任《物理學報》副主編多年，王竹溪先生過世後則為執行主編。二○一○年耶誕節前，李先生給方勵之發去電子郵件，說「 ……錢先生辭世不覺已十一年了，我手邊只有他指導的科學史學生早年寫的傳略。我在網上讀到過你的兩篇回憶散文，都是關於大學剛畢業時期的，也許你真該動筆寫回憶錄了，不是寫你正確與否，而是可以給二、三十年後治史學者之採擇與評論。 」郵件中說的錢先生指錢臨照先生。
李蔭遠先生一九四三年畢業於西南聯大物理系，一九五一年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一九五六年初回到中國大陸，在磁學、光學、雷射、晶體學等方面取得了廣泛的理論成果。退休後淡出物理，連院士會議也不去參加，卻編輯出版了《當代新詩讀本》，且「看重涉及世勢坎坷的篇章 」，同情受迫害者。筆者和李蔭遠先生同在物理所大樓里躭過二十餘年，印象中李先生是埋頭業務、論文很多、遠離政治的學者，誰知他在文革期「 作為革命的對象，我有寫不完的檢討，每天上班要先向毛主席請罪，接待外調時受盡斥責 」日子也不好過。後來則「 由於十年浩劫的後遺症，我的三代六口之家散架了 」（二個女兒去了美國）。到去年底九十二歲的李蔭遠先生說：「 當今出現的社會危機絕對不是個人的問題。 」真知灼見呵。
國際著名的固體物理學家黃昆先生
方勵之、李淑嫻結婚時都已是被開除出黨的右字號賤民，李淑嫻的業師黃昆先生卻不避嫌疑參加了他們的婚禮，在避之不及的年代殊屬可貴。黃先生是中國大陸半導體物理教育的開拓者，創建大陸半導體產業的人也悉出黃先生門下，建立在半導體晶片上的數位產品現已應用到方方面面。
一九四四年黃昆在西南聯大物理系中的北大物理系跟從吳大猷先生取得了碩士學位。吳先生後來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達十一年之久，請辭後被李登輝挽留為總統府資政，直至病逝於台北。
一九四五年黃昆考取了用「庚子賠款」培養中國學生的免費留學英國名額。去英後師從著名固體物理學家莫特（NFMott，一九七七年獲諾貝爾物理獎），一九四七年成為博士。期間，發表了固體中雜質的漫散射理論，它在六十年代被實驗證實，而被稱為「黃散射 」；後和小他七歲的英國女子理斯（A.Rhys，一九五二年隻身來中國，成為黃夫人，並起中文名李愛扶）合作完成的固體多聲子躍遷的量子理論，曾被叫作「 黃-理斯理論 」，一九九四年以來該論文仍平均每年被引用20多次，蘇聯人佩卡爾平行提出了該理論，因此它也被稱為「 黃-佩卡爾理論 」；晶體中聲子與電磁波的耦合振動方程，被稱為「 黃方程 」，後世固體雷射的基礎論文之一。
黃昆到量子力學的創建者之一玻恩（M.Born，一九五四年獲諾貝爾物理獎）處做博士後研究時，玻恩邀請黃昆完成自己的心願：用量子力學詮釋和預測固體中的物理現象，將之提升到現代物理學的層面。黃昆接受後寫出了《晶格動力學》（Dynamical Theory of Crystal Lattices），玻恩寫信給愛因斯坦說：「 書稿內容現在已經完全超越了我的理論，我能懂得年輕的黃昆以我們兩人的名義所寫的東西，就很高興了。」有人統計一九七五年到二○○一年三月，該書英文版（黃昆寫）被引用五二五四次，俄文版（蘇聯人譯）被引用三七六次，平均每年二百多次，至今牛津大學出版社還把它列入「牛津經典物理著作叢書」。
一九五五年的物理學院士黃昆、王竹溪和錢臨照
一九五一年黃昆先生回到中國大陸後，除了掃尾《晶格動力學》外，停止科研達二十六年，服從安排在北大物理系教書育人。筆者有幸聆聽了黃先生共計開過的三門課程：普通物理（一小部分）、固體物理和半導體物理，固體物理教材由黃昆教授自編，半導體物理教材和謝希德副教授合編，課程也由兩人合講。後來，謝希德先生加入了共產黨，成了復旦大學校長、上海市人大委員長。據說黃昆先生每次講課前的備課時間長得嚇人。黃昆先生講課時物理概念清晰，王竹溪先生上課時滿黑板的公式，數學推導嚴格，真是二極，學生們接受不同風格的訓練，得益匪淺。我們看到他們兩人的穿著都十分簡樸，王先生的簡直可以說邋遢。
筆者和其他同學也一起到黃昆先生家中去玩過，黃先生給我們看他的影集，他在英國校園裡拿大頂的照片至今我還深有印象。我們稱作「李先生」的黃夫人接待了大夥，黃夫人使我們看到了英國貴族氣質，人也很美，其實黃昆年輕時也是個帥哥。李愛扶先生在二個男孩大點後就職於北大物理系實驗室，一九五六年英國和埃及發生蘇伊士運河戰爭時，李先生放棄英國籍加入了中國籍。
黃昆先生在科學事業上滿是大膽創新，在政治上卻十分膽小聽話。他是二級教授，「文革」期他將每月二百八十五元工資中的二百元交了黨費，即便如此仍是受到了衝擊，說他是特務，夫妻兩人加兩個已是大小伙子的兒子擠居在一間臥室里。「反擊右傾翻案風」時，黃昆先生緊跟黨中央發文《人民日報》痛批鄧小平，因此在毛澤東死去並致「四人幫」垮台後，北大有些人對黃先生頗有微詞，這個老實書生自感抬不起頭來。中共領袖們對國際知名的科學家還是要加以利用的，就象四人幫和毛澤東優待陳景潤那樣，一九七七年鄧小平把黃崑調出北大到科學院半導體所任所長，鄧的女兒鄧楠那時是半導體所的研究實習員。於是年近六旬的黃昆先生重拾科研，被國際固體物理學界的權威說作是在「灰燼中重新起飛」。畢竟廉頗老矣，撿起的是多聲子躍遷理論提出後出現的新問題，也即修補擴充「黃-理斯理論」，於一九八八年發表了半導體超晶格聲子的「 黃-朱模型 」，朱是黃先生在半導體所的助手朱邦芬（朱二○○三年成院士）。
一九五五年，黃昆、王竹溪和錢臨照同時被選為中國大陸首批學部委員，黃先生時年三十六歲（最年輕的學部委員），王先生四十四歲，錢先生四十九歲。三人中錢臨照先生後來也沒有被拉入共產黨。一九八五年黃昆當選為設在義大利的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當時中國只有二人），一九八七--一九九一年任中國物理學會理事長，二○○二年獲中國最高科技獎五百萬元RMB，這些榮譽主要是獎賞他在英國取得的學術成就。二○○五年黃昆先生八十六歲時逝世，和陳景潤一樣過世前黃先生已患多年帕金森氏症，連鈕扣也要賢妻李先生幫助解開或扣上。
黃昆科研事業的被腰斬是一大損失
黃昆先生三十二歲回國，正處科研最出成果的年齡段，當年國際上成就低於黃昆的固體物理工作者，後來不止一人獲得了諾貝爾物理獎。黃昆科研事業的被腰斬，對他本人、對中國、對人類，難道不是一大損失？
為什麼要限定黃昆只能搞教育不能搞科研？「解放」後當局對北大盯得很緊，必須摒棄原有的歐美式教育理念，向蘇聯一邊倒，把教育和科研分開來，分工教育的教師除了編寫教材外不得經營「自留地」搞科研。這又是蘇聯「老大哥」禍害我們的一條鎖鏈，卻被中國奉為圭臬。如果科大也這麼規定，方勵之根本就出不來，他的教育任務也很重，教過普通物理、量子力學、廣義相對論、天體物理……，與此同時他仍寫出了大量高品質論文。方勵之和黃昆先生的論文都屬理論物理範疇，不需要實驗或他人協作，是可以獨自完成的（當然理論需被實驗驗證後，才能為世人承認）。對北大那麼嚴厲，也有毛澤東的個人因素，他自認為一九一九年在北大受過侮辱，因而御賜北大「廟小神靈大，池深王八多」。此外，恐怕和黃昆先生自己的「組織性」太強也有關係吧，他不敢越雷池一步。
錢臨照先生、王竹溪先生、李蔭遠先生、和李同歲的黃昆先生，他們放棄國外舒適生活，滿腔熱情回來報效祖國，對中華民族做出了重大貢獻，是中國物理學界的領軍人物，原來他們的生活也不舒暢！遑論普通的物理工作者、普通的百姓。這些老先生們和某些演員例如演《建黨偉業》的一些人相比誰愛國？假洋鬼子們賺了國人的錢到國外花，當局竟用這些外國人來教育中國人要「愛中國」！不過，和政治舞台上的演員相比，文藝舞台上的演員不過是小巫見大巫，大群貪官污吏把大量大量的中國民脂民膏搬運到了國外，比一九八九年嚴重得多，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富了外國。為什麼長期允許把家人送去國外的「裸官」們教育他治下的百姓「愛國」？把「裸官」趕下台去！
中國科學院物理學外籍院士李政道
另一位華人物理大家李政道，是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一九五六年刊出合署論文並經實驗證實後，第二年就獲得了諾貝爾物理獎。提出一年即獲獎，在諾貝爾獎的歷史上極為罕見，因為論文更新了對物質世界的基本認識。
美國物理學界是清楚的，微觀物質世界在弱相互作用下宇稱不守恆這一嶄新觀念是李政道提出的，對這一歷史事實的敘述至今還可在多名諾獎得主及吳健雄（曾任美國物理學會主席）等人的文章中查閱到。李萌發了不守恆理念後立即授意從事重粒子衰變的實驗物理組（其中有三人後來獲得了一九八八年諾貝爾物理獎）重新分析實驗資料，從而證實了李的理論。這之後，楊振寧接受了不守恆的宇稱理念（Parity idea），湊上來要求李不要發表己寫論文，說可以在數學上把文章寫得漂亮些，並擴大到分析輕粒子等基本粒子的衰變過程以表明宇稱不守恆的普適性。在李政道的建議下吳健雄設計進行了最穩定的輕粒子即中子的貝塔衰變（β衰變）實驗，這個著名實驗最終完成了對宇稱不守恆的充分證實。接受諾貝爾獎時楊以年長為由先予領取（論文署名是李政道在前）。獲得諾獎二十五年後楊竟說兩人合寫的論文90%是他起的頭，他做的主要突破，他執筆寫的文章，包括Parity（宇稱）文章在內。這完全違背了事實。中國大陸一些人用「政治」（例如迎合當局說「六四」等等）來模糊科學事實，以訛傳訛，錄用一人之說，還擺出貌似公允的樣子，攪出了一潭混水。
一九四六年在西南聯大物理系讀書的李政道，經恩師吳大猷推薦赴美完成了學業，他是沒有回國定居，但對中國的貢獻實無與倫比。例如：一九八○年以來，李政道發起組織美國幾十所主要大學在中國聯合招收物理學研究生，筆者那位上課時自學梵文的同學就在一九八○年考取了李政道研究生去了美國（此人當年也被劃成了右派，功課可比我好得多了）；李政道用其畢生積蓄三十萬美元設立了「中國大學生科研輔助基金」，後來又在家鄉蘇州設立了獎掖中學生的「李政道獎學金」；在李政道的建議下中國設立了少年班、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博士後流動站，他建議和協助建造了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接受擔任了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主任、北京現代物理中心（設在北大）主任、浙江現代物理中心（設在浙大）主任和北京大學高能物理研究中心主任，……。以致鄧小平要當面感謝李政道，說：「 謝謝你，考慮了這麼多重要的問題，提了這麼多好的意見。 」
一九六四年李政道將父母遺骸歸葬到了蘇州郊區的靈岩山南麓，二十年後建立的林昭墓地與之隔山相望。
科學無國界，尤其是不涉及「國家機密」的理論科學家，去到一個能夠安心工作的國度，做出了科研成果，是對全人類作出了貢獻，自然也是對故國的巨大貢獻，難道不比憋屈在「愛國主義」桎梏下什麼事也做不成強百倍？李政道對中國的貢獻誰能否認！為什麼黃昆不能既教書育人又從事科研？徒然使中國少了個諾獎得主。
比方勵之年長十歲的李政道，同樣是熱烈的愛國者，他們都深愛著中華故國。
李淑嫻是方勵之的同志
李淑嫻是方勵之的同學，同志，賢內助。同為高中畢業生考入的北大，也在北大學生時期入了黨，都是學生幹部，同樣功課好，又專又紅。但是李淑嫻劃了右派，而且是在北大，比方勵之就苦得多了。雖然一九五九年九月她已摘了帽，仍沒有讓她上講台，而是叫她到北大物理工廠半導體車間當清洗工，強酸強鹼嚴重損害了她的身體。這位外形嬌小的大姐，硬是天天上操場，用運動恢復了健康，堅強的意志令人嘆服。直到七十年代中期李淑嫻才恢復教書權利，後和方勵之合作出版過《力學概論》等專業書籍。
一九八二年暑期，筆者離開物理所二年後出差北京，到北大教工宿舍區的蔚秀園看望了李淑嫻。那時方勵之還沒有調回北京，「兩地關係」還沒有解決，只能利用假期到北京和妻兒團聚。當時雖是暑假，方勵之也不在家，他應聯合國民教育科文組織的邀請到巴基斯坦給多國人員講學去了，她家房間面積不算小，但空蕩蕩的，有一個五斗櫃，上面放著個二喇叭收錄音機，說是給兒子聽英語用的。我問方去講學有報酬嗎？有的，照聯合國專家標準給美元，不菲，是給個人的，但方勵之和以往一樣把國外收入全部交公了。這和很多官員及那些「愛國主義」者比比誰愛國？
方勵之是個熱烈的愛國者，但是這個國家愛他嗎？
在筆者印象中方勵之的身體本是很好的，有國難投的沉重精神負擔終致奪去了他的生命，彈性形變不易察覺，日積月累超過限度突然折斷了，難道不是嗎？想起了白樺的電影劇本《苦戀》，一個歸國畫家的被迫害致死，他女兒說：「 您愛我們這個國家，苦苦地留戀這個國家……可這個國家愛您嗎？！ 」方勵之是個大愛中華故國的人，可這個國家愛他嗎？！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人、中共第一到第五屆的第一把手陳獨秀說：「 青年愛的理應是一個給他們以保障、以發展、以實現價值的國家，而非一味叫青年作犧牲、只奉獻的國家。 」「 我們愛的是國家為人民謀幸福的國家，不是人民為國家做犧牲的國家。 」方勵之和我們那代人追求的理念也無非如是吧。
筆者在此回憶些方勵之學長的點滴和關聯事，「 以給二、三十年後治史學者之採擇與評論。 」（天怒人怨，要等二、三十年嗎？）
如果說五十年代被劃出校門的「五七」群體朦朧地看出了一黨專攻的猙獰，八十年代的「 六四 」群體則從學校走上街頭大聲喊出了反官倒反腐敗要民主的呼聲，二者本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良知，發出了時代的最強音。他們在吶喊中逐漸堅定，北大學生右派林昭在獄中說：「 我就是要去碰，我相信成千上萬個雞蛋去撞擊，這頑石最終會被擊碎的！ 」這才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林昭們，方勵之們，李淑嫻們，王丹們，和現如今北大「叫獸」孔慶東之流相比不啻天壤之別。「 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 」！魂兮，歸來喲，中華民族之魂，他們是真正的愛國者！
李淑嫻學長為方勵之學長所寫悼詞的最後泣血曰「 勵之，看著我，伴著我，等著我！ 」讀至此不禁淚流滿面。方勵之學長，看著我們，伴著我們，等著我們！在天國里看著伴著等著我們完成你未竟的事業！
（二○一二年四月初稿，二○一二年九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