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插隊設籍的鄉下留影
1977年秋天，我還在內蒙古包頭市固陽縣廠漢門洞大隊廠漢村下鄉，和所有的知青一樣，躊躇滿志，充滿了夢想和希望。那是我插隊的第四年，按內蒙古政策，勞動兩年之後便有資格被推薦招工或招生。但是由於家庭出身不好，沒有社會關係為我「走後門」，所有的機會都與我無緣，一次次地遭到拒絕，使我陷入極度的絕望。
白天勞動，晚上是我伏案讀書的時間，坐在小木箱前學習至深夜或凌晨。儘管我被再三拒絕過，一再被人奚落，譏諷，嘲笑過，可我內心始終沒有放棄那個遙遠的，似乎永遠不會實現的夢想：考大學。那種對知識的強烈渴望是無法形容的。
我給自己制定學習計劃，平時衣服口袋裡裝著各種紙條，有化學式、數學題、英語單詞、古文和詩句。常年如此，養成了習慣，讀書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
我讀過的書籍中有高爾基的自傳三部曲。第三本《我的大學》的第一行是：我要到喀山上大學去了。每次讀到這裡，我會情不自禁地流出眼淚。我明白，上大學，那是在貧窮中掙扎的高爾基的天真的渴望和憧憬，也是在絕望中掙扎的我，一個普通知青的天真的渴望和憧憬。
其實我不知道伏在木箱子邊，伴著小油燈讀書，是否真的能夠把我帶進大學。但是學習使我感受到充實和快樂，書本將我領進另一個神奇浩瀚的世界，忘記現實生活中的煩惱。我相信，將來國家建設和社會進步一定需要文化知識。
四十年過去了，恢復高考消息發布那天的情景還在我眼前。那是一個十月深秋的早晨。山村像往常一樣安靜。秋收後山坡上的田地又變成一片土黃色。陰沉的天空，灰濛濛的雲霧，夜間下過一陣細雨，涼颼颼的風吹來深秋的寒意。
那天分配的勞動是在南邊山坡下地里起山藥，即挖土豆，要趕在霜降之前把地里的土豆搶收回來。像往常一樣，我起得很早，簡單地吃了早飯，複習隔天晚上的學習筆記。等著大家一起下地。知青們有的已經把鐵鍬斜靠在門邊，有的還在急匆匆地扒完最後幾口飯。
跟每天一樣，我把黑色小半導體收音機放在知青房外面的窗台上，讓大夥聽到新聞聯播。這小收音機只有肥皂盒那麼大，但是靈敏度很高，音色清亮。它是我唯一的，在這群山里和外面的世界保持聯繫的小匣子。收音機里嘹亮地播放著熟悉的樂曲，然後是中央台播音員熟悉的聲音。
突然間，每個人都戛然停止了手裡正在做的事情，呆在原地不動。時間和人都在一剎間凝固了。新聞中說：國家教育部決定，今年1977年冬季全國高校招生恢復考試制度。我的心砰砰地跳起來，大家疑惑地互相看著。我一言未發，努力使自己鎮靜下來，終於盼來了！我知道沒有聽錯。
我們反覆聽了其他電台的轉播。證實了這一轟動全國的消息，大意是：十年來的第一次高考馬上來臨，不需要推薦，沒有指標限制，參加文化考試，擇優錄取，重在本人表現。凡是1977年應屆高中畢業生到1966年畢業的老三屆高中生這個範圍內的青年，都可以自願報名。
那天是1977年10月21日。
聽到恢復高考消息的當天，知青們仍然下地「起山藥」去了。大家都明顯有點心神不定。第二天就有人回家，在幾天裡，所有的知青們都陸續回包頭。一個傍晚，我收工回來發現知青房已經空了，只剩下我一個人。村里常常停電，到晚上，只有我房間的一盞孤燈，知青房安靜得令人發怵。
以後的幾天裡，新聞廣播裡每天會播送一些明確的有關高考的消息，事情漸漸明朗起來。各省命題，內蒙古考試日期定在12月13日~15日。
農忙的尾聲，我還在勞動。一天，我挑著土豆筐子，深一腳淺一腳地在田裡跑，惦記著高考，心慌意亂。想到政審，剛剛燃燒起來的希望的火花，立即又熄滅了，感到無比沮喪。一走神，摔倒在土豆地里，扭傷了右膝蓋，痛得不能走路（這傷一直持續到一年之後才痊癒）。我沒法勞動了，留在知青房看書。
更多的消息很快傳來了：凡是有意參加高考的知青和回鄉青年，直接到公社學區辦公室開證明，然後到固陽縣教育局招生辦報名。不需要經過大隊。
想起兩個多月前曾與公社副書記有過一次不愉快的談話。他斷言說我家庭出身不好，沒有資格被推薦招工。沒料到變化竟然如此迅速地發生了。
當我在公社學區辦公室順利拿到證明時，我反覆看著這蓋著紅章的公文信紙，不敢相信居然像打一張出差介紹信那麼簡單。當時，我並沒有感到欣喜，只感到由衷的舒暢。
恢復高考瞬時成為全國熱烈議論的話題。至於高考到底用什麼程序，怎麼錄取，所有這些如同迷霧一般，還有很多未知數。雖然我有預感這將是一場激烈的拼博，但還是低估了這場高考的艱難程度和機遇性。
1977年11月7日立冬，所有留在記憶里的1977年高考都跟兩個字聯繫在一起：寒冷。那個漫長的冬天真的是「冷徹骨」。從10月21日發出通知到3月18日進校，這4個月包括了內蒙古冬季嚴寒季節。
我下鄉的村子地處偏僻高寒山區。在嚴寒冬季，氣候環境更為險惡，經常在零下十多度到零下二十多度。村子離開公社36里，全是山溝里的河漕路，沿途要爬坡下坡，一般徒步行走。公社郵電所每隔十天半月送一次信來。有時乾脆托人捎來放在村口供銷社，自己去拿，消息非常閉塞。在高考整個過程中，我從來沒有收到過任何關於高考的通知，包括成績、口試、體檢、大學錄取通知書，連一次口信都沒有收到過。
為了追隨那一縷遊絲般的高考線索，我不得不經常頂著凜冽的寒風，奔波在被冰雪封凍的曠野山溝里；踏著齊膝的積雪，往返在36里長的河漕路上；我曾經迷失在風雪瀰漫中，滾下山坡陷入雪坑；曾經在黑夜降臨時，冒著冰雪路滑的危險在公路上攔車去趕口試……我的第六感官幾度覺察死神的影子在身邊徘徊。所有滯留在記憶深處的寒冷，焦慮，恐懼，疲勞，飢餓，多年來經常會出現在夢裡。那些清晰的畫面，似乎發生在昨天。我常說，我是從內蒙古的雪堆里爬出來走上我的求學之路。
追溯1977年的高考細節，雖然經歷了難以想像的寒冷，難以形容的千難萬險，但是每個重要的環節都出現了出乎意料的巧合，在萬分驚險中峰迴路轉，並且在難以置信的艱險中得以奇蹟般地完成。毋庸置疑，命運之神執意要把這個賦予我平等機會的1977年高考，淋漓盡致地為我演繹了一場十分悲愴的、絕處逢生的人生經典。
冬天來了。清晨，田野山坡上覆蓋著薄薄的白花花的冷霜冰凌。平時知青們的房間連在一起相依取暖。隔壁兩邊的房間沒有煙火，我的房間就特別冷。煤炭剩下不多了，不敢多燒炕灶。膝蓋受傷不能挑水，儘量省著用水，每天煮白菜，土豆，煮糜米粥，撒上點鹽花。炕上冰冷，看書時得把毯子折起來墊在炕上，然後坐在毯子上。
夜裡氣溫驟降，外面陣陣大風呼嘯而過，悽厲的號叫，掠過知青房屋頂，門窗不時地發出嘩啦嘩啦的響聲，好像隨時會把屋頂掀翻。房間裡滿是嗖嗖的風，我戴著棉帽子，用圍巾包住了頭，身上穿著短棉大衣。到深夜，更是寒氣逼人。我把棉被圍裹在身上，只露出眼睛和手指。
那幾天裡，收到我父母一封厚厚的來信，很薄的紙，上面密密麻麻地抄寫了許多史地和時政複習資料。這麼厚的信越行迢迢三千里路，輾轉投遞，沒有丟失確實是個奇蹟。信中說高考複習在家鄉常熟已是熱火朝天，各學校都在印刷資料，開複習班，不知我還需要什麼資料。我捧著父母的信好久捨不得放下。
幾天以後，有位知青回村取衣物。他說，包頭市已經是轟轟烈烈的，成立了許多高考複習班，擠滿了人。他問我去哪裡參加複習，我說就待在村里。這是令人悲哀的現實。知青房就是我的家。我的心像一根小草般隨風飄蕩，時時都有無家可歸的感覺。
扭傷的右膝蓋稍好些，我急著要到固陽縣城去報名。我背著書包，瘸著腿走到三岔口去搭乘公共汽車。車站沒有標記，只要站在河漕路上等，來往汽車會停下來。這是廠漢村周圍唯一的公共汽車站，到固陽縣辦理瑣事就在這裡坐車。那個路口兩旁是連綿的山坡，杳無人跡。曠野里的寒風更是猛烈，一陣風就能把人推出好幾步，而且冷得徹骨。我把雙手插在口袋裡緊緊地用棉大衣裹住身體，一邊來回走動取暖。汽車終於出現了，遠遠地像頭老牛似的緩緩地爬過來，好大一陣才開到跟前。
汽車一路顛簸著，車裡很冷，呼呼的風從車底下鑽進來。好不容易捱到固陽縣城時已經是下午，覺得肚子餓身上冷。那個年代固陽縣城裡沒有餐館，物資匱乏，小食品店的貨架上是空的，很難覓到一點食物。我出門時沒有乾糧可帶，只好忍耐著。
先要趕緊去拍照片，報名時需要交給招生辦。固陽縣只有一條大街貫穿全城，很快就找到照相館。裡面擠滿了年輕人，吵吵嚷嚷地，都在談論高考的事情。路上凍了好幾個小時，在熱乎乎的照相館裡暖了一會，覺得癱軟無力，有點犯困。正在這時聽到有人喊我的名字作準備。我趕緊脫掉短棉大衣和薄棉襖，裡面特意穿著回南方探親時買的深藍色的運動衣，在當時是很時髦的。攝影師又喊我名字，輪到我了。慌亂中把衣物書包全扔在牆角處地上，著實有點狼狽，旁邊一個好心的女孩子說替我看著東西。我趕快跑過去坐到照相的凳子上。
強烈的燈光照得我一時睜不開眼睛。在亮光的刺激下，我突然意識到：這是拍高考准考證的照片，下面要對付的將是一場神秘的，艱難的競爭。我不禁直了直背，打起點精神，臉頰和耳朵還是冰冷的。我趕緊定神看著攝影鏡頭，沒來得及再想什麼。攝影師已經在喊下一個名字。
這張准考證照片就此準確無誤地記錄了我生平第一次得到的公平機會。後來的大學申請表，大學入學登記表上都用這張照片。距離1966年拍小學畢業照，即報考初中，整整過去了11年。
為了報名，我借宿在固陽堂弟家。他也請假在家複習功課。他只有單人一間房間，進門左邊擺張單人床，裡面炕上也擺一張單人床，有時來客人小住。我就借用這個小床。
晚上找不到地方吃飯，堂弟帶我去縣委食堂。5毛錢一頓晚飯。把我嚇壞了，在隊裡強勞力干兩天活也賺不出5毛錢。我硬著頭皮買了飯菜，確實很不錯，盛得滿滿的。我好多天沒有吃像樣的飯菜了，總算飽飽地吃了一頓晚飯。好久沒有在暖和的屋子裡過夜，晚上沉沉地睡了一覺，第二天覺得舒服多了。
我到縣教育局招生辦報名，辦公室里意外地冷清。一個中年幹部負責辦理手續，他說該報名的基本都報了。我說打算報化學，四年本科。他隨口說了句，大多數考生都報考理工科。我警覺起來，馬上追問文理科報名情況。這位幹部耐心又健談。他說報考文科本科專業的較少，報英語專業的只有寥寥幾個。他又主動拿出英語專業報名表，一張張地翻給我看。
我眼前一亮，說讓我考慮一下。思考了一會，我當機立斷改報英語本科。這位幹部替我作了登記，把大學申請表交給我，並查看了英語專業招生的幾所院校。只有內蒙古師院，包頭師專，河北大學，還有兩三個北方的省立大學。至於北京，上海的高等院校一個也沒有。
從一開始，這次高考就頗具戲劇性：恢復高考消息剛播出，我在土豆地扭傷膝蓋，拖延了報名。當我趕到縣招生辦，已經是報名的尾聲，我才有機會了解到報名情況。又遇到這位熱心的招生幹部，主動告訴我報英文專業的考生很少，才會出現戲劇性的改報專業，發生在短短15分鐘之內。報考化學只是為了躲避政治，我並不喜歡這個專業，很可能會考不取。那麼我的1977年高考，就會是另一番結局，我的人生軌跡一定會就此改道。
那時候我出門身邊習慣帶著一方硯台，一截墨和一支蠅頭小楷筆，常常用蠅頭小楷代替鋼筆。我很認真地用小楷逐項填寫大學申請表，唯一的選擇就是師範類的院校。我父親仍然在專政管制之下，家庭經濟窘迫，無力供我上大學。任何一個學院願意接收我，離開農村，那是求之不得的。於是我毫不猶豫地填寫了內蒙古師院外語係為第一志願。第二和第三分別為呼市和包頭師專。
最令人苦惱的是填寫家庭出身。每次涉及到家庭，都會使我陷入難以忍受的痛苦，甚至長時間的憂鬱。每一次填寫家庭出身，等於在逼迫我重溫一遍家庭的罪惡，重新體驗一次認罪的羞辱，再一次提醒自己是黑五類子女。誅連，兩千年來的封建朝代沿襲至今，作為政治統治手段，確實具有它巨大的震懾威力。
我用小楷一筆一划地把報名表填好之後，交給了招生辦。沒想到我用蠅頭小楷填寫大學報名表的事很快被傳出去。堂弟聽說了，回來笑著說，固陽縣裡從來沒見過。
前不久和一位學生聯繫上了，四十年不見，這位已經當了教育局長的學生發微信給我，還提到這件事；「1977年恢復高考，您是固陽縣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用小楷填寫報名表的考生，至今還在固陽傳為佳話。」我感到真的非常意外。
報名之後，我到城裡去了解複習班的情況。走在大街上，我覺察到固陽城裡有一種異樣的激情在騷動著，一反過去那種北方邊遠小城的懶散緩慢的生活節奏，城內沸沸揚揚地到處都在流傳各種關於高考的消息。遇到熟人生人，第一句話就是，你考大學嗎？
固陽中學開辦了各類課程複習班，全部免費。據說，這是建國以來高考歷史上唯一的提供全社會免費複習的一年。在通往固陽中學的土路上，去上課的年輕人絡繹不絕，有的騎著自行車。每個人都帶著書包，或夾著書本，行色匆匆的樣子。午後時間，湧入校園的人潮，又分別湧入各個教室。校園裡熙熙攘攘的，我選了一節史地複習班。當我按時來到教室門口時，裡面早已擠得水泄不通，人頭簇動，連過道和門口都坐得滿滿的。
自從1966年以後，我第一次看到社會上出現這種如火如荼的學習文化的熱情。在過去的幾年中我從來不敢拿著書在街上走，得把書捲起來塞在袖子裡面。
一小時的複習課結束了，我決定回村複習。學生水平參差不齊，課上講的內容太少，太鬆散。我寧願自己挑重點自學。況且我不能在固陽久住。
晚上回去之後，總覺得心神不安，反覆思考著報名的事情。其實，那是從小養成的習慣，擺脫不了的對政審的恐懼和憂慮，有如驚弓之鳥。政審可以在瞬間斷送我的一生。到底是擇優錄取，還是「重在個人表現」？我越想越心慌。借鑑以往的經驗，重在表現不過是口頭說說而已。怎麼辦呢？以前有人指點過我，教我寫一份對家庭的認識，以表示自己跟家庭在「政治思想」上劃清界線，也可算是重在表現了。
事實上，我曾經無數次地寫過各種不同形式的，對家庭的檢討和認罪。為不是自己的罪惡而作出認罪態度。比如：鬥私批修、思想學習匯報、學習最高指示心得，都必須聯繫自己的家庭出身，就此倒是提高了嫻熟的寫作能力。但是，每次這樣的經歷，我都像挨了一頓鞭子，被抽得皮開肉綻，心裡淌血，留下無數的坑坑窪窪。
別無選擇，我又趴在燈下，端端正正地用蠅頭小楷寫了一段話，大意是：我本人在黨的教育下成長，在政治思想上與家庭劃清界線。我是可教育好子女，認真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家庭不能選擇，走革命的道路是可以選擇的，等等。我的敘述平靜而不乏據理力爭，措詞懇切。
在高考中，文化考試並沒有給我很大的壓力。我是抱著臨陣磨槍，竭盡最大努力去拼博一回的態度。巨大的精神負擔來自對政審的惶恐和憂慮。即使新政策是「重在本人表現」，可誰能保證呢？我多麼希望招生院校的政審人員給我一點寬大和仁慈。
從小我就知道自己不能享受與其他孩子同等的待遇和權利，這似乎是天經地義的。這種體驗給我留下刻骨銘心的委屈和恥辱感。漸漸地，讀書和思考培養了我性格里強烈的不肯屈服的精神，也培養了同樣強烈的正義感和自豪感。
面臨高考，這個賦予我的第一個公平機會，好像豁然間敞開了希望的窗口，一縷溫暖明媚的陽光透進了我幾乎冰冷絕望的心靈，照亮了我整個生命。我渴望這溫暖，渴望這光明，渴望得太久太久了。我要不顧一切地去追隨那一縷陽光。
我回到招生辦，把寫好的對家庭的認識夾在大學申請表里。任何時候回想起來，我一直對此耿耿於懷。我深藏心底真正想說的，但是萬萬不能說的，只有兩句話：我父親是無罪的，我是無辜的。我父親在反右運動末期時，被嫉妒他的小人使計誣陷，硬被加上莫須有的罪名。1979年，父親得到平反，重返教育界工作。那是後話。
改報英文專業，使我格外興奮。多年來的願望，終於得到了機會。我立即返回村里，開始拼命地埋頭複習英文。我的應急策略是：每天逼迫自己默寫100~200個單詞和詞組，死記硬背單獨的句子，練習寫短文，同時系統整理語法規則，翻譯課文或故事，譯過一遍之後會記得很牢。
我喜歡英語是由來已久的。從小就偏愛外國文學，我家有不少小人書，《哈姆雷特》《冰雪女王》《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還有蘇聯的寓言童話書。在初中時，跟同學偷偷地借讀過不少外國文學作品，我覺得外國作品風格和內容豐富新穎。
小時候常聽我母親唱英文歌曲。關著屋門，母親會給我們輕輕唱《老黑奴》《當我們還年輕》《可愛的家》等等。母親說她讀大學時選讀的英文原著，這令我十分嚮往。
我的英語學習啟蒙階段是在1968年初，正值文革武鬥時期。我到濟南姥姥家去。我那才華橫溢的大舅教我英語，我學得津津有味。可惜大舅很快回四川了。這短短的英語學習給我一生留下極其深遠的影響。
我的姥爺是濟南市頗有名望的英語老教師。在蔡元培當校長的那個時代，畢業於北京大學西語系。姥爺家有那麼多的英文書籍，我只能翻看插畫。我時常仰望那一疊疊的書，心想將來學會了英文，再回來讀這些書。圍繞著家庭關於學習英語的神秘故事，使我對學英語著了迷。
初中後失學在家，廣播電台開始教英語。我在家跟著聽。不久我被臨時分派到針織廠烘燙車間學工。機器一天到晚轟轟地響，震耳欲聾，我常常不由自主地在轟鳴聲中大聲背誦英語，把《我愛北京天安門》等英文課文和每天學的單詞背得滾瓜爛熟。多年後在美國讀書時，連美國學生都不知道的詞彙，諸如「無產階級」「貧下中農」，我仍然可以脫口而出。
1970年代初常有人被控告偷聽敵台，裡通外國。我怕被人誣陷，不敢常聽，在家偷偷地讀寫。在這期間，我在下鄉和分配工作上屢遭排擠和刁難，情緒萬分沮喪。有一天，我父親把一本舊的英文課本打開，鼓勵我堅持自學。那年我16歲，從此我便開始了踏實認真的英語自學。但是自學一門外國語言還是有很多困難。
沒有時間複習中文，只是在休息時間瀏覽自己保存的書籍。我在1966年小學畢業之後從未停止過閱讀。文革初期弄到一本《五四散文》，小學水平的我，就開始啃讀這本北大中文系1956年的閱讀課本，裡面匯總了魯迅、朱自清等作家的作品。將近十年裡，我熟讀這些文章，並能背出大部分章節。還有好多本高校的教科書，《寫作知識與修辭》《古代散文》《荔枝蜜》散文集，還有《契科夫短篇小說》《評紅樓夢》、唐詩宋詞、歷史、外國文學方面的書籍。在這一書難求的關鍵時刻，我的書箱簡直就是「聚寶箱」。
在高考複習的那段日子，生活來源已經瀕臨山窮水盡。糧食，土豆，白菜，煤炭都所剩無幾了。入冬之前，生產隊派馬車到銀盤灣煤礦去給各家拉炭。忙於高考，我忘記拉炭的事。剩下的大多是碎炭面，有的像石塊那樣。燒不著火，炕上冰冷，水缸里結了冰塊。到井上擔一次水變成最頭痛的事。我捨不得用水。渴了就把結成的冰塊含在嘴裡，用白水煮土豆吃一天。有時看書入神，煮糊了鍋還不知道，這些事後來都成為村裡的軼事趣談。40多年後，當時村裡的小孩子還記得聽大人說過。
我從未覺得讀書艱苦，能夠從早到晚埋頭讀書，是我夢寐以求的事情。真正的艱苦是寒冷，是飢餓。即使沒有高考，知青的生活也是同樣這麼困難。每天缺乏的，要克服的卻是生活的基本需要。
天越來越冷，情況越來越糟。夜裡，屋裡溫度零下好幾度，我從早到晚穿著棉短大衣，再裹上被子。戴著棉帽子和圍巾。手指凍得不能寫字。我就用眼睛讀，嘴裡念。背躺在炕上脊梁背後實在太冷，常常凍醒，就斜靠在木箱上睡一會。買不到煤油，從供銷社買的柴油，點上燈不一會兒，一股黑煙繚繞，在房間裡散開來，不長時間小屋裡就黑煙騰騰，鼻子裡黑黑的。我只好戴上口罩。不一會兒，白口罩上出現兩個黑洞洞。
臨近高考日期還剩十多天，在這白雪皚皚的山村里，似乎與世隔絕，心裡很不踏實。我背上一大包書，頂著寒風，踏著厚厚的積雪，再次到三岔口車站坐車到固陽，堂弟很爽氣地同意我在那裡借住參加高考。
小屋子的桌旁邊立著個鐵爐子，爐火燃燒起來，屋裡暖烘烘的。小桌上放著書，我倆各占一半，各看自己的書。
桌子中間放著我的小收音機，不停地響著。除了新聞聯播以外，許多被批判為大毒草的電影戲劇文藝作品也在開始播放。每天都聽到在文革時期禁錮的電影插曲和小時候唱過的歌曲。《洪湖水浪打浪》《南泥灣》《我的祖國》，時隔十多年，聽起來那麼熟悉，親切。一邊看書，一邊聽著久違的優美音樂。
雖然這些與複習功課毫無關係，可是我覺察到廣播裡的音樂和文藝作品送來的是一種承諾，一片光明和一線希望。這時候社會氣氛顯然隨著高考的恢復也在迅速改變。我感覺到新時期的來臨。
這時候的固陽城裡，高考熱情上升到白熱化，而天氣溫度向相反方向急劇下降，遠低於零下冰凍點。
有一天，我出門迎面遇到一位年輕姑娘。有些面熟。她抬眼看了看我，又低下頭。那不是前公社書記的女兒嗎？她胖了些，還是那麼漂亮，只是神態呆呆的，沒有了以前的靈氣。1974年我見過她填寫北京外國語學院的入學申請表。可是被人告發說她沒有下鄉鍛鍊，而是在公社學校教書。聽說她的招生資格被取消後，得了精神分裂症。後來公社書記也調走了。
我吃驚地看著她微微臃腫的身體走過去，心裡很難過。很多幹部為子女鋪好了完美理想的路，優先通過招生和招工離開農村。但是她卻不盡如人意地成為犧牲品。我還是對她非常同情。
我在街上又遇到另一位曾經邂逅過的女孩子。父親是縣委書記，她正匆匆趕回包頭市讀複習班。我心想，如果是1976年，像你這樣的幹部子女哪裡需要去複習呢。有一個招生名額也會送你，又哪裡會輪得到我呢。
我知道還有幾位部隊，包頭大工業公司的高幹子女也在參加高考，在我看來也是新奇的事情。
1977年恢復高考，為所有青年提供平等的機會，幹部子女們失去了優先權。但是大部分普通家庭子女並沒有足夠的能力和成熟的條件抓住這個機會，文革十年，他們被荒廢得太久了。
我帶了一些口糧交到固陽糧庫換回一點現金和糧票，用以維持在固陽高考期間伙食費用。我計算了一下身邊的錢和糧票很緊張，於是我便沿著大街找到一家旅館裡的食堂。每天傍晚賣飯菜。櫃檯上擠滿了人，但是很便宜，1斤糧票，5個饅頭（混合玉米面）只要1毛多。
為了節約時間，在最後這十天裡，我乾脆每天傍晚在食堂下班前去買五個饅頭。晚飯吃兩個饅頭，因為要熬夜。早上起來吃一個，中午只吃兩個饅頭，喝白開水，一直堅持到考試結束。
高考終於來了。12月13日早上，通往固陽中學的土路上有許多學生，一起湧進校園，尋找各自的考場。理科考場在校園的左邊，右邊是文科。考英文的教室在右邊靠近學校的操場。
每天考兩門課，中午休息。考史地沒有留下很深的印象，考政治印象也不深，但是超乎預料地順利，並獲得較高分數。我想原因之一不外乎我常常替廠漢大隊寫匯報稿件，公社的政治學習會議都派我做代表寫總結。
考數學時出現了奇蹟。那是個上午。一早起來，喝著白開水啃個饅頭。多日不吃鹽，嘴裡又發苦又發甜，感覺有點噁心。早上只有半個小時瀏覽學習資料。但是一直沒來得及複習立體幾何。我想了個辦法，把幾個複雜的立體幾何公式抄寫在一塊小紙片上，一邊走，一邊背這些公式。
到了考場門口，我使勁盯著紙片，恨不得把這些公式刻印在腦子裡。考生差不多到齊了，我在門外把小紙條撕碎扔掉。剛進教室坐好，老師發給每人一張白紙作草稿。我靈機一動，把剛才記的那幾個公式刷刷地寫在白紙上，其中有計算圓錐體積的公式。幾分鐘以後，考捲髮下來，我大致看了一下，驚愕得不知所措。最後一個大題20分，正是計算園椎體體積的應用題。
我立刻把這題目仔細計算好，又作了複查。多年以來我常常想到這件事情，是否老天在冥冥中關注著我。為什麼偏偏把這個公式放在考卷里，而且設置為20分呢。可以想像，這個20分在錄取我的天平的那一端，重重地壓了一碼。
15號下午加考英文。報名時全固陽縣18個考生。可是那天考場裡不滿10個人，已經有人放棄了。剛開考不長時間，坐在我右邊一個男生推開課桌，大踏步地離開了考場。我抬頭目送著他走出教室，那雙皮鞋的響聲很堅定果斷。好像已經決意不再戀戰。
英語考卷上的生詞並不多。而是語法部分根本不熟悉，只能胡亂對付。有兩個短文題目，我選的是「我的朋友」，複習時背誦了很多句子基本都用上了。我饒有信心地寫一位知青朋友的共同生活，勞動和學習。整個考試時間，手裡的筆沒有停過。滿滿地寫到考試結束。不過，我估計語法錯誤，拼寫錯誤百出。
印象最深的還是考作文。從第一天開始，兩位監考老師就經常輪流站在我的身邊看著我答卷。剛開始我有點不自在，後來我就顧不上這些了，只管埋頭答卷。
作文命題有兩個，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談實事求是》。在農村自學時，我曾經練習寫過各種小文章，其中就有「談談事實求是」。這一概念我從小就耳熟能詳。我父親為了申訴他的冤案，我看著他寫了十幾年審訴。他常說「要實事求是」。因為有人把莫須有的罪名硬加在他身上。
在考場上，我頓時覺得全身的血湧上來，頭裡熱烘烘的。腦海里出現一副副畫面：家裡煙霧繚繞，我父親坐在桌旁，面對著政治外調人員，回答他們的問題。我蜷縮在窗外走廊里，正好聽得到我父親的說話聲……我要實事求是，事實就是這樣。我不能編造。這些話不知道重複過多少次。
我仔細思考了一會，立了個提綱。然後奮筆疾書。沒有草稿，來不及修改時間就到了。我坐在教室中間，老師從第一排開始收卷，走到我身邊時，我還有兩三句話沒寫完。我說，老師，馬上就好，等一會兒。那老師什麼也沒說，走到後邊去了。我很快寫完，急匆匆註上名字，顧不上再看一眼，立即把考卷遞上去。這時候，教室里還有兩三個學生趴在桌子上。
高考結束了，考場沒有一個人，我呆呆坐在座位上。三天的考試，猶如一場夢。不一會兒，那位監考女老師進來提醒我，該鎖門了，走吧。我跟在她後邊往外走。神差鬼使地，我突然問道，你看大家考得怎麼樣？她搖頭，忽然又稍稍轉身，一邊輕輕說了聲：你還行。
教室門都鎖了，校園裡空空蕩蕩。我拖著疲憊的步子往校門走去。忽然間，一種強烈的情感猛烈地攫住我的全身，雙腿頓時癱軟起來，走不動了。我一下子坐在教室側面的石頭上，失聲痛哭起來。長久以來忍受的折磨，憋在心裡的怨屈，全部湧上心頭。
我用圍巾捂著臉。淚水濕了一大片圍巾。冬天的黃昏更顯陰晦，空曠的操場寂靜無聲，只有一陣陣凌厲刺骨的寒風嗖嗖地吹過，似有淒涼萬古之感。
多年後回憶，仍然覺得我需要痛哭一場。好像是個拳擊手，經歷了反覆的生死拚殺，渾身傷血，沒有一滴眼淚。從拳擊場撤下來時，反而要為自己還活著而痛哭。
這個傍晚，我徑直走到那家旅館食堂吃晚飯。懷著要犒勞自己的心情，排隊買了一個菜和饅頭。內蒙古冬天只有大白菜和土豆。在櫃檯前接過菜碗時，連湯帶菜都是冷的，羊油凝結成了白色的小片片，漂浮在上面。我問櫃檯上的師傅是否可以熱一下，他給我倒了些滾熱的開水。
我終於可以吃一頓真正的晚餐了，坐在餐桌邊，喝著有鹽的熱菜湯，吃著饅頭。那鹹味可真香啊！真美味！我已經有十天沒有吃鹽，一天到晚喉嚨和嘴巴里又苦又甜的味道，非常噁心難受。
考完第二天就回廠汗村。我拖著步子，疲憊不堪。在上坡的小路上有人跟我說，分給我的土豆還在地里呢，恐怕都凍了。土豆算作我的口糧，不知道隊裡的帳上還剩多少糧食。太累了，我沒有一點兒力氣去搭理這些事。
離開十多天回來，知青房就像一座凍得凝固起來的泥土雕塑。頂著朔風，佇立在山坡上。開門走進去一股寒氣撲面。土炕冰冷，水缸里結著一層冰。腳下的土地凍得硬梆梆的。連一點塵土都沒有。我意識到我又回到這個山窮水盡的境地，又要開始我的孤單窮困的生活。艱難還沒有結束。
等待高考結果的這段日子非常緩慢，心緒不安，我計算著日子，天天眼巴巴地往山下那條小路上張望好幾回，看有沒有郵電所的人來送信。常常去供銷社問詢是否有人捎信來。我會常常站在知青房門口，呆呆地猜想會不會有人捎來高考消息。其實我也不知道高考的程序是什麼，該送來什麼消息。
在此期間，每隔幾天我就冒著凌厲的寒風步行36里路到公社學區打聽消息。一個多月沒有任何動靜。
整個寒冬臘月在煎熬中度過，知青房凍得像一座冰雪女王的皇宮，屋頂上壓著一層白雪，屋檐下掛滿著冰凌，顯得又矮又低。到晚上，我穿上所有能套上的毛衣褲，棉衣和短大衣。再把棉被子圍裹在身上。
一天，我躺著迷迷糊糊地看見牆壁和房梁頂交接處閃著幾道微弱的亮光。仔細觀察了一下，牆壁上綻開了幾處裂縫。在縫隙里看到星星在閃爍。我不禁覺得一陣心酸。昏昏欲睡卻不敢睡得太沉。半夜凍醒了，起來加點碎炭塊，在地上來回走動一下。
為了取暖，我乾脆白天到老鄉家去，帶著書，坐在老鄉家熱乎乎的炕上。有時太陽從窗口曬進來，熱烘烘的。因為夜裡凍得睡不著，我常常在老鄉家的熱炕頭上沉沉地補睡上一大覺。有時村裡的幾個年輕人湊在一起打撲克牌，暫時忘記了煩惱。
在這段時間裡，我整天都像逃難流浪一樣，白天找個老鄉家裡取暖，晚上才回知青房挨凍，熬過那些長長的黑夜。
1978年1月1日元旦那天陽光燦爛。清早我把唯一沒有補丁的，夏天的確涼長褲穿上，擦洗了大頭鞋，給自己過個新年的第一天。面對東南方向，久久地凝視那片連綿起伏的群山。我的新年計劃是：馬上開始學習，如果沒有考取，就參加1978年7月份的考試，一定要在新一年裡考上大學。
這時連下幾場大雪不化，漫山遍野都是皚皚的白雪，厚厚的雪地凍得硬梆梆的。門前不遠處，常有一群黑烏鴉飛來覓食，呱呱大叫著。我心裡一陣緊張，這不是好兆頭吧！我把洗臉水朝著討厭的烏鴉潑過去，再捏幾個雪球扔過去，硬是把它們趕走。有時又看見幾隻黑喜鵲飛來了，嘰嘰喳喳地叫著，挺熱鬧。我心裡又一陣高興，隔著窗戶觀察它們，希望能辨出什麼幸運的跡象。
終於，這一天，我等不下去了。為什麼是這一天。始終是個謎。在這一天我經歷了一生中最危險，最恐怖的一幕。
上午，天空陰沉灰暗。我感覺有點煩躁，坐立不安。書也看不下去。突然覺得應該到公社去打聽一下消息。
外面寒風呼嘯著，像鞭子一樣抽在臉上，吹透了身上的棉衣，一陣陣透心涼。河漕路上鋪滿了厚厚的積雪，看不出哪裡是路，我猶豫了一會，但是焦急的心情催促著我快點動身。出門前，我學老鄉把一根帶子在小棉襖外面繞了幾圈，緊緊地把棉襖箍在身上，再套上短棉大衣，厚厚實實的。然後把兩條毛線褲套在一起，再加上大頭皮鞋，臃腫不堪的樣子。走路像個笨熊似的。
天氣惡劣，沒有卡車來拉礦石。地面上的白雪沒有一點車輛和行人的痕跡。我一步深一步淺地走著，有時一隻腳陷進雪坑裡。弄得鞋裡都是雪。我把褲腿紮起來塞在大頭鞋幫里。一點一點地往前走得很慢。
一路有上下坡，用兩手扒著爬上去，下坡就乾脆坐在冰凍的雪地上，往下滑去。走了好長時間，看到右邊河漕路邊的半坡上有幾座白雪覆蓋的房子，房頂上冒著幾條炊煙。我心裡一下子踏實了，那是窯子灣。窯子灣村緊挨著河漕路。
我不敢耽誤，繼續在雪地里趕路。徒然間，天色變得更加陰沉起來，灰暗濃厚的雲層在頭頂上飛速移過來，帶來大片大片的鵝毛大雪。由遠而近，雪花片密密地落下來，寂靜中只聽到嘩啦嘩啦的響聲。我仰面朝天望去，天地之間渾然一片，全是怒氣沖沖的雪團團在飛舞，很嚇人。至今我害怕看到天氣變化時的天空。
狂風接連不斷地哀嚎起來，雪片猛烈地旋轉，撲頭蓋臉朝我打來。帽子上，身上全都是雪。我將要被吞噬在暴風雪中。四面一片混沌，我的視線模糊，只能看到幾米遠的地方，分不清東南西北。
一會兒手腳全麻木了，我忽然想到不能停止活動，否則會凍死在這荒坡雪地里。我不停地一點點往前移動，前邊是一面斜坡，我得爬上去才安全。棉手套濕了又被凍硬了，受傷的右膝蓋一使勁就疼，爬不動了，就趴在雪地上喘口氣。不知怎麼一滑，我整個人滑下坡去，翻滾著掉到了坡底，摔在雪堆里。坡下白茫茫一片，好像是掉進雪的大海，寒風不停地颳起雪花的碎粒旋轉亂舞著。我一點力氣也沒有，臥趴在雪地里，腦袋裡忽然閃過一個念頭：我要凍死了，我就要凍死在這裡了。
我記得前兩年的一個嚴寒日子，忽雞溝公社關卡附近的坡下，雪地里臥著一具女屍，聽說是凍死的。在嚴寒天氣零下二三十度時待在戶外，一旦停止活動，人就會凍僵或凍死。
我硬撐著站起來，不停地來回跺著腳。身上還斜挎著書包，裡面有我隨身帶的寶貴的英語書和筆電。我頭髮上掛著冰凌，渾身沾滿了冰雪。
人的勇氣和力量來自求生的本能。我又拼命再爬一次，幸虧這是個趄坡，終於慢慢地爬上去了。雖然我凍得幾乎麻木了，但我的第六感官不斷地告訴自己千萬保持清醒。我機械地，不停地往前邁著步子。慢慢地，發現風雪漸漸變小，視野也漸漸開闊清晰些。我並沒有走遠，根據自己的判斷，我奮力朝著眼熟的幾個小山坡方向，順著溝里走去。終於，我的腳板踏在硬梆梆的公路上，我鬆了口氣。忽雞溝公社就在前面了。
忽雞溝公社地處固陽縣海拔最高點。冬天氣溫更低，風雪更多，變化莫測。當我趄趔著走進公社學區，才知道已經下午4點多。平時兩個多小時的路，走了6個小時。
到了學區辦公室，工作人員說，有個通知是給你的。什麼！我大吃一驚。他說你報考英語的還要考一次，是面試。我從未聽說英語還要面試。我問什麼時候考？他說明天。我問，在哪裡考？他說，在包頭昆區。
我驚得目瞪口呆。怎麼會有這樣的巧合呢？他給了我確切的地址和時間。
至今我也不明白，怎麼偏偏會在這天突然執意要長途跋涉到公社來呢？遇上暴風雪，幸好又停了。是上天在考驗我嗎？
聽了這話我就開始渾身簌簌地發抖！又生氣，又著急。這位幹部一看時間說，壞了，去包頭的末班客車已經過了，你得趕快攔個車去包頭。
我馬不停蹄地趕到公路邊的關卡，站在路邊攔卡車。遠遠有車來了，我顧不得腳下打著滑，趕緊跑到滿是冰雪的公路中間，一邊招手示意。由於車輛都得停下來接受檢查，我又跑到關卡，跟裡面的工作人員說明原委，要求他們幫忙。
眼看就天黑了，來了一輛卡車，正巧卡車後面是空的。司機聽說有個知青要回包頭「趕考」，沒費事就同意了。可是前面的司機室里已有兩人，坐滿了，我只能坐在後面敞車上。卡車開動了，那呼嘯的颶風瞬時讓我窒息，好像身上一點衣服都沒有穿。猛烈的風隨時要把我撕裂開，把我拎起來扔到車外邊去。我緊緊地蜷縮成一團，把頭埋在胳膊里，背靠著司機室，緊閉著眼睛。心想這樣不知能不能活著熬到包頭。聽天由命了。我腦子裡什麼都不想，一片空白。
一會兒，車停了，我有點吃驚。以前搭過卡車，正巧下小雨路滑，司機為了我們的安全，要我們步行走下那段盤旋公路，在下面等他。我心裡想，這可糟了，天這麼黑，都是冰雪，怎麼走呢。不料，司機朝我嗨了一聲，扔給我一件大羊皮襖，說：「穿上吧，太冷了。小心凍壞個呀！」我鼻子一陣發酸。趕緊把又大又寬鬆的羊皮襖反套在身上，把胳膊伸進袖子裡，把頭鑽在長毛領子裡。這件羊皮襖幾乎蓋住我蜷縮著的全身。一路只聽見風呼呼地在耳邊叫著。我一動也不敢動。這時候的溫度至少零下十幾度到零下二十度。
卡車停了，我聽見司機說到了，停在剛進入包頭東河區的轉盤街口叫紅星。路燈點點，昏暗的，顯黃色。包頭顯然溫和多了，風平浪靜的。
我身體僵硬還蜷縮著，腿也伸不直，站不起來了。我慢慢地直起腰，扶著車廂板，一點一點地挪動步子，走一步身上就疼痛。司機出了駕駛室，我把皮襖遞給他，並說謝謝。當我撐著從卡車上跳下來，雙腳落地時，震動得全身的骨頭架子都散落開來，一陣劇烈的疼痛，從腳底板上升到腰背，肩膀，耳朵，直到腦袋頭頂。好像觸電之後引起全身每個部位都在崩裂。我蹲在地上好半天不能動。氣也喘不過來。司機問我怎麼樣，我勉強回了聲，沒事。等我慢慢地緩過來時，卡車已經離開了。
紅星，這個東河區的街口，怎麼也忘不了。
這時的東河區已經是萬家燈火。我覺得自己半死不活的，飢腸轆轆。幸虧我哥工作單位不遠，我到他廠里借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天色朦朧，又搭乘公共汽車到昆區去。當我找到包頭九中考場時，有好幾個考生在等候。內蒙古師院外語系的老師正在裡面一間屋子裡面試考生。外間有個女工作人員，記得不准帶任何書本。
我看看自己渾身上下一副風塵僕僕的樣子，很是自慚形穢。想到過去的這一天經歷的艱險，仍然心有餘悸。
我和幾位考生稍稍談了談，才了解什麼是口試。他們大多是教了好幾年的英語老師，互相是同事或同學，有的是北京天津老三屆的高中生。基礎紮實。我很羨慕。我自學的是啞巴英語，很多內容只會閱讀不會朗讀。所有在場的考生後來幾乎都成為77級同學。
我強打著精神等待著，趴在桌子上迷糊一會。一個個都走了，快要輪到我的時候，服務人員說今天口試到此結束。明天繼續。我大失所望。晚上怎麼辦呢？我再也沒有力氣往東河區奔波了。
我想起了住在昆區的趙老師，曾去過他家一次還有點印象，我摸索著找到了他家。他和太太熱情地留我住宿，把外間讓給我。有個真正的家真好，屋裡溫暖如春。夜裡安靜，我把書包里的英語書和筆電拿出來，一篇篇輕輕地讀，猜想著明天可能會問我什麼問題，該怎麼回答。
第二天一早，我回到九中，考試在繼續著。我是最後一個考生。本來書包是不允許攜入考場。服務人員說她需要離開，我問她怎麼辦，服務人員猶豫了一下說，你帶進去吧。放在一邊就行。我答應了。後來我才知道，下面還有一批新考生來口試。
推門進考場，三位老師坐在對面，中間是一位年長的梁守濤教授（後來才知道他名字），兩邊各坐一位年輕女老師（王可和胡萍）。我用英語回答早上好。他們先請我坐在椅子上，面對著三位老師，我並沒有覺得緊張，只覺得茫然不知所措，機械地按照聽懂的幾個單詞去回答。
左邊地上豎著一塊小黑板，上面寫著一些音標，好像聽見老師說讀一下。我趕緊站起身，走到小黑板跟前，一一讀起來。然後又遞給我一個盒子，裡面有一些卡片，自己摸一張。上面有一小段英文故事，記得是小動物的故事。我讀了。
口試最後一部分是自由談話。我有好幾年沒有跟別人用英語對話。這時候，我仔細聽，抓緊機會用熟悉的詞。一開始聽到問「你」，我就儘量介紹自己：我是知青，在農村下鄉。聽到「家庭」，我就趕緊說家在南方，在江蘇。聽到「父母」，我就說父親母親是教師。我又聽見單詞「學習英語」，我就趕緊說我非常喜歡英語，在農村自學英語。
從梁教授的眼神似乎對我越來越好奇，他問得更多了。我知道談話的時間早就超過了規定。他問我怎麼自學的。我就說自己有舊的英語書。他指指我的書包，問我書包裡帶的什麼？我說我隨身帶著英語書自學的。他問能不能給他看看，我只聽懂了幾個單詞，看他的表情動作就明白了。我馬上從書包里拿出我的筆電，一本上面全是密密麻麻地默寫的單詞。另一本上整齊地寫著英語課文，語法，翻譯和小作文。
梁教授仔細地一頁頁翻看著，問是不是我寫的，我說是的。下面又說了些諸如；我白天勞動，晚上學習，我喜歡文學，等等。王可教授和胡萍老師也輪番拿過去看了看。這個時候，我越來越鎮靜。記不清還問了些什麼，只記得我嘴裡不停地回答著。估計是亂謅一氣，語法錯誤百出，語音語調就更不敢提了。
就這樣，我出乎自己意料之外的勇敢，談了好長時間才結束。
三月份春天進了外語系之後，和胡老師，王老師分別談起口試的情況，我才了解到，在我離開考場後，梁教授很激動，連連說：給她高分，給她高分，這樣的考生我們一定要收。據說，我是包頭地區口試考生中唯一的還在農村勞動的知青。估計我那雙男式大頭鞋，和那一付灰頭土面的樣子，也可能使他們感到意外。
英語口試之後，我去叔叔家。一進門，伶牙俐齒的小堂妹把我高考成績一門門地喊了出來。我毫無心理準備，目瞪口呆地望著這個小女孩嘻笑著把我的高考「隱私」一件件全部抖露出來。這就是我唯一收到高考成績的方式。
這才知道，我叔叔有個熟人在包頭招生辦。他去打聽我的成績。招生辦看了我的材料，說我的總成績超過吉林大學外語系的分數線。可以改報吉林大學，看我的意願如何。我一聽很興奮，可是轉念想到父母無法供我讀書，隨即打消了這個念頭。我不敢有任何奢望，師範院校是我唯一的選擇，我死心塌地盼望著內蒙古師院的回覆。
1977年高考採取先報志願，再考試。如若成績超出分數線，有可能被更好的學院錄取，在1978年入校後零星聽到過。這與最近2017年12月份央視《國家記憶》節目中關於1977年高考回憶也是吻合的，而且在錄取中不一定完全按照考生最初填寫的志願排列。
順便提一下，內蒙古招生則出另一類情況。國家把四類院校列為重點錄取院校。其中有師範院校。內蒙古師院在各城市招生時，拿走所有超過分數線，報考志願填寫內蒙古師院的考生資料，予以搶先錄取，尤其是津京滬老三屆考生。怪不得內師各系77級人才濟濟。
就在包頭逗留中，聽到周圍不少關於高考的議論。最令人膽顫心驚的仍然是政審。即使文革已經結束，人們的思維模式並沒有變化。多年來圍繞著政治運動出現了社會階級劃分，導致了政治上的歧視和不公平。尤其在招工，招生和招幹這類關鍵時刻，政審可以直接讓你飛黃騰達，也可以把你直接打入煉獄。每想到政審我就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焦慮不安。一天，我突然冒出一個大膽的奇想：獨自去闖內蒙古師院外語系。既然成績上線，按新的招生政策我應該通得過政審。我要親自去力爭通過政審。
我立即從包頭乘坐火車到呼市。有位年輕的親戚叫建國，正巧在內蒙古師院所在區域的派出所工作。他自告奮勇去打聽外語系書記的住址。當晚，他帶著我到家屬院，建國年紀比我還年輕，我們倆莽莽撞撞地摸黑到王履安書記家。
敲了敲門，王書記太太應聲開門。她很客氣地請我們進屋。屋裡擺設很簡樸，王履安書記高大的個子出現在我面前，他帶著微笑和藹的樣子，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繃緊的心情放鬆下來。
當我說明來意。王書記呵呵地笑起來，他很果斷地說，你不要擔心，我們主要看成績和本人的表現。招生政策是重在本人，過去那樣搞是不對的。王書記又詢問我的考區和成績，我一一說了。他說，你放心吧。把你們第一批全部招進來人數還不夠。我們降低了分數線，又招了一批，口試通知已發出。
王書記態度和善，言辭誠懇，非常果斷。聽上去他對高考招生情況了如指掌，對有關家庭出身的招生政策的觀點明朗。在言談中顯露出他的魄力和正義感。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聽到一位領導幹部就家庭出身問題大膽地發表公正的看法，我感到非常意外。我們談了一會很快就離開了。臨出門，王書記微笑著對我說，回去耐心等吧。
一路出來，我十分興奮。心裡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四十年以後回顧那次冒險行動，那情景真是一次幸運的「上訪」。
從後來看到的各種資料中了解到，1977年高考中，全國有很多省市，學院和科系，仍然把政審這一關控制得很緊，並沒有真正執行「主要看本人表現」這一政策，很多優秀考生由於家庭出身不好被拒絕錄取。我認為，與其說「這是純屬執行政策中的失誤」，不如說這是「長久以來對政審的已經固有的習慣做法」不會因一條新政策而很快改變。這是1977年高考留下的一大遺憾。普遍承認，1978年高考時政審有所好轉，到1979年，政審才真正放鬆。
就此而言，我對母校內蒙古師院外語繫懷有由衷的感激之情。他們在錄取新生的過程中保護了一些像我這樣無辜的，家庭出身有重大問題的求學青年。充分表現出人性的善良和正直。
進校後了解到，在內蒙古師院「窩著一大批」學術白專典型，在1950代里從北京上海等院校流放來支援邊疆。外語系的英語和俄語專業亦是如此，梁教授是西南聯大外語系畢業的，還有幾位從國外留學回來的老師，王履安書記是本系學生會主席，留校工作，在文革中受到衝擊。到今天，我才更認識到我的1977年高考有多麼幸運。
一月份剩下來的日子在耐心的等待中捱過。嚴寒仍然在春天來臨時之前任意肆虐著。除了咬牙堅持到底，沒有任何其他選擇。
1978年2月4日立春，緊接著7日就是春節。我在日記中寫道：我獨自一人度過了這個淒涼的春節。小屋裡零亂地堆放了許多東西。有時我看看被寒風吹破了的窗紙，灶前零亂的柴禾杆，快燒完的碎炭面，還有土豆，屋裡狼籍一片的樣子，不禁有點自我解嘲地想起了《范進中舉》。日子一天天地在極度的寒冷，飢餓，以及焦灼的等待中度過。
整個冬天為高考奔波的費用，全靠把自己的口糧逐漸交到固陽縣糧庫，換回一些糧票和現金來維持，這時候的我和任何一個地道的農民沒有兩樣。
按照內蒙古農村的風俗習慣，家家戶戶在臘月里就趕著把乾糧做好，炸油糕，燉好豬肉，存放在涼房裡。在農曆正月里他們盡情地休閒，串門走親戚，把熟食熱一下就可以了。我常常在老鄉家取暖，老鄉們會熱情留我吃飯。但是我自尊心很強，每到快要吃飯時間就找個藉口溜回知青房，自己隨便煮點什麼吃。炕灶里不經常燒火就有潮氣，有了潮氣就更燒不著火。放進去的炭塊像石頭，根本燒不著，有時連水都燒不熱。煮的土豆和糜米粥常常是半生不熟的就吞下去。
這時聽人說固陽縣教育局門口貼出大紅榜，是高考初選名單，實際也是後來的錄取名單。可能最後錄取還有些變化，我不清楚。全縣初選高校的以理工科為多，文科本科只有28人，英語本科1人。也就是說，英文專業18人報名，就我一人上了初選。我的名字列在紅榜上。
據說整個固陽城沸騰起來。每天都有很多人圍在紅榜旁邊觀看談論。我已經筋疲力盡了。再也沒有力氣趕到固陽去看紅榜。現在回想起來，還真的希望那時去看一回。
大約是二月中旬，我到固陽縣辦事時得知，凡是上榜的考生都要去人民醫院體檢。我的前面一位女知青考的理工科，很壯實，皮膚粗糙，臉龐紅通通的，一看就是長年在野外被風吹日曬的。醫生說她可能有先天性心臟缺陷，女孩說從來沒有檢查過，插隊幾年一直是強勞力。她急得連連向醫生哀求。這位女醫生沉吟了一會，走到另一個辦公室去，再出來時，用筆在檢查單子上劃了一下，通過！不過這女醫生嚴肅地叮囑那女孩儘快去檢查一下。
體檢結束，我的公社有一位回鄉青年被查出色盲，只能放棄第一志願北京鋼鐵學院，到內蒙古師院去。對回鄉青年的家庭來說，考上大學是一步登天的大喜事。
體檢後又是無休止的等待。三月初，剛下了一場罕見的大雪。高考結果杳無音信，我又一次陷入深深的絕望，似乎是一種天塌地陷的感覺。同時，我感覺自己的體力也漸漸支撐不住了。這個時候，我覺得那體單贏弱的知青房和我一樣，勉強挺立在冬日的寒風中。
3月6日那天，我正在一家老鄉家「取暖」，在想：不知道老天為我安排的是什麼樣的坎坷人生之路呢？正在這時候，有個孩子匆匆忙忙闖進屋來，一副又驚喜，又緊張的樣子，說「小呂，你可能考上了！」他說聽人家說的。
我跳下炕就往外走，決意要到公社去問清楚。雖說是三月初，河槽路被封凍了整個冬天，還有很多硬梆梆的殘雪。又是36里艱難的路，非常吃力地走到公社，又是一路渾身滾爬，弄得全都是碎冰雪碴。
剛到公社大院，有人就認出我，老遠朝我大聲喊著，小呂，你考上大學啦！那一刻，我不知道想哭還是想笑。
我問，我怎麼不知道！通知呢？這人回答，他也是聽說的，還報出其他考上大學的考生名字。
這幹部熱心地帶著我到學區辦公室翻找。我緊張得頭上都滲出汗來。最後在學區會計的一個抽屜里找到錄取通知書，一個牛皮紙信封，上面寫著我的名字，落款是「內蒙古師範學院」，抽出裡面那張白色的硬紙張，上面一行黑色大字「高等院校錄取通知書」。我讀著這一行字，淚水模糊了視線。
我所在的忽雞溝公社考上6名，其中3名是本地回鄉男青年，分別考入北京某理工學院，內蒙古醫學院，內蒙古師大物理系。另外兩名男知青分別考入內師體育系和西北某大學。我是本公社唯一考上大學的女知青，也是固陽縣唯一考上英語專業的考生。
那時全公社光知青就有600多。我知道好幾個很有才能的知青沒有被錄取。我很遺憾。我衷心希望他們在以後的高考勝出，搭上這部歷史的列車，希望他們的人生道路順利平安。
三月初春的陽光夾著一絲嫵媚，帶來了不一樣的暖意。我盼望在我離開之前看到知青們回來。我明白，這個冬天對他們來說一定也十分艱難，他們要面對難以接受的失望。
小楊回來了，他很沉默。只說他沒考。其他什麼都沒有說。我知道很多知青在這場來勢迅猛的變革面前感到懵了，來不及做出正確的選擇。
小魏回來了，我期待他說什麼，他也是一樣的沉默，送給我一個筆電。40年後我才知道，他躲在屋裡眼睛都哭紅了。
其實，我無法開口說我考上大學了，更不忍聽到任何祝賀的話。我覺得心中充滿歉疚和說不清的留戀不舍。
3月16日早上我離開了廠漢門洞村。這天天氣晴朗。小楊總是樂於助人，主動把我的行李送到坡下的村口去，一個行李卷，兩隻木箱子。
村口有一大群鄉親在村口，隊裡有個老漢趕毛驢車去公社，順路帶我。我倒著坐在毛驢車上，眼看著村子漸漸遠去，消失在視野里。我的眼睛濕潤了。在幽靜的山溝里，一輛小毛驢車吱吱扭扭地，最後一次帶我走在這條曾經走過無數次的寂靜的河漕路上，往公社方向走去。
內蒙古師院3月18日開始報到。當天一早，我哥用自行車推著我的行李送我從東河區火車站，踏上了開往呼和浩特的火車。
當我乘坐的列車駛向「我的大學」時，我內心很平靜，沒有欣喜。在歷盡千難萬苦之後的疲憊不堪，在絕處逢生之後的感激之情，同時抱著對新生活的期待和嚮往，所有這些十分複雜地交融在一起。我安詳地望著窗外一掠而過的景物，又好像什麼也沒看見。
在呼市火車站，外語系組織的迎新生人員已經在門口等候，把我作為第一批新生接到師範學院。
政治輔導員李維成老師開玩笑說，你是77級第一個到校的學生。這話觸動我，有點傷感。因為我離開知青房，沒有地方可待，只能儘快到學院宿舍去。我急切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好好睡一覺，到食堂好好吃一頓飯。經歷這4個月高考，實在太累了。
剛在宿舍安定下來，一位風度優雅的老教授輕輕推門進來問道，哪位是呂丁倩？我正坐在床邊，馬上站起來說我就是。她走過來微笑著說，我聽梁老師介紹你在逆境中自學的情況，他說一定要把你這樣的學生招進來。她就是系裡另一位權威金龍駒教授。
幾天以後，偶爾在教學樓里遇到梁教授，他很高興，還像口試時那樣看著我說，以前你在逆境中自學，以後可以在順境裡好好學習了。我回答說是的。說完，梁教授匆匆走了。這句話竟然幾十年都清楚地記著。
剛進校不久，一封匿名信送到外語系，信中的內容是：呂丁倩隱瞞了家庭出身，才考上大學的。她的父親是歷史反革命分子。沒有落款，信是從江蘇省常熟市寄出來的。王書記讀了信，不屑地回絕說，這種信件不理它。外語系執行「重在本人表現」，正氣凜然。三年多之後，我才偶然得知這個「匿名檢舉」。
在那個三月里的每一天，我背著書包，手拿著新英漢字典，走出內師女生宿舍樓，沿著小路向外語系教學樓走去。外面陽光明媚，燦爛無比。小路的兩邊栽滿了杏樹，滿園顯出一片熱情的粉紅，枝條上已經抽出綠綠的芽，長滿紅紅的花蕾。我離開小路，走到茂盛的花樹叢中，微微仰面，閉上眼睛，讓自己沐浴在陽光里，盡情地感受從來沒有這麼溫暖的春天。
呂丁倩於Briarcliff紐約
2018年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