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此書可毒，明日彼書可毒；一文可毒，一講可毒，一句諍言可毒。法無定法，邊界模糊，執法遂成造恐之具。民不知所避，商不知所從，則唯有自我審查、自我噤聲。食物之毒，可析成分，可驗醫理；書籍之「毒」，則憑主觀解讀，無證無准。今以「國安」一語概之，逼民自疑自默。不知觸線，則俱不出版、俱不出售、俱不討論。此非執法，乃寒蟬之術也。 由此觀之，不焚書而書自焚，不坑儒而儒自默；不以力殺言，而以名殺思。長此以往，思想之火漸成灰燼，文化之脈行將斷絕。李漁《吊書》云：「文多罵俗遭天譴，詩豈長城遇火攻。切記從今休落筆，興來咄咄只書空。」今之文人，果真休筆而書空。故不待秦火而書已焚，不待坑儒而士已絕。

許多老三屆人至今還不敢正視自己曾誤入的歧途，而把所有的責任都推給了社會。（圖片來源：公有領域）老三屆人不喜歡說我，總是說我們我們的，因為那個時代沒有我只有我們。我們缺少個性，崇尚集體精神。這種老三屆人固有的群體意識，是長期高度集權國家遺留下來的文化心理。既然是我們，那麼我們的過失...

「我接觸交往的人很多，但沒有見到一個像錢先生這樣清醒地看人看世界。他對身處的環境、身處的社會並不信任，顯然覺得人世太險惡（這可能是錢先生最真實的內心）。因為把社會看得太險惡，所以就太多防範。他對我說：『我們的頭髮，一根也不要給魔鬼抓住。』這是錢先生才能說得出來的天才之語，但是當我第一次聽到時，身心真受了一次強烈的震撼。」

「二月逆流」發生後，毛怕老帥受批判後有異動，派人去西山監視徐、葉、聶三帥，生怕他們搞軍變。幸虧「臥底」空軍副司令王秉璋兩個報告都說老帥受批判後有轉變，一致認為文革搞得好，「對反修防修和防止資本主義復辟」起到很大作用，這才解除毛對三帥的懷疑。而停止老帥家中的黨支部批判，居然是林彪的建議。林向毛建議：「這種辦法不宜多搞，會把老帥們的身體搞壞。」不過，從1967年2月開始批起，一起批到1969年4月結束，四帥三副總理還是被整整批了兩年多。 九大時鬧得轟轟烈烈捧毛的「三個副詞」——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首創者原來不是林彪而是鄧小平！

雷逸湘先生很負責任地告訴筆者，儲安平根本不是跳海自殺，更不是出家隱居，而是被紅衛兵造反派活活打死。雷逸湘先生的這個結論來自於他的朋友即一直居住北京的孫毅斌女士。 孫毅斌女士原是北京一所小學的教師，早已退休，已經七十多歲。其丈夫曹富友先生原是農業部土肥中心的高級工程師。孫毅斌女士有一結拜姊妹，叫「四妹」，因所謂「歷史問題」，解放後在北京一個街道所屬的小工廠當會計。「四妹」與打成右派後的儲安平一直來往，有很深的感情關係，了解許多事實真相。

我從小就想上大學，1964年考初中時，我報的三個志願都是大學附中：清華附中、北大附中、人大附中，想早點沾上大學的邊，並如願以償地考上了清華附中。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這個夢一步一步遭到了摧毀。文革初期，社會上破四舊。所謂四舊，就是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認為傳統的東西就是...

在翦伯贊中山裝的兩個下衣袋裡，各搜出一張二指寬的紙條，展開一看，一張寫著：我實在交待不出什麼問題，所以走了這條絕路，杜師傅完全不知情。另一張上寫著：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翦伯贊這一生，「從得意到失意，從受寵到受辱，從拿棍子打別人到被棍子打，從自我膨脹到自殺毀滅」。他自己該承擔多少責任？ 翦伯贊教書多年，學生不少，其中一人屬得意門生，師生關係也很密切。文革中，此人貼出大字報，題目是《反共老手翦伯贊》，旁邊配有漫畫，畫的是翦伯贊抱著一部《金瓶梅》，嘴裡流著口水。文革結束，官方正式給翦伯贊平反，此人又撰寫長文，題目是《我的恩師翦伯贊》。

過年，是各行各業人們辛勤勞作一年的休閒驛站，是一家人團團圓圓快快樂樂歡聚的時刻，也是對一年來各方面取得收穫和成績的檢視和評判。但是，三十多年前在集體化大鍋飯時期，尤其是文革那些年，廣大農村農民過過年，用棲棲遑遑來形容絕不為過。我的老家晉南農村是糧棉之鄉，那年月生產隊分的口糧不夠吃...

極權體制的本質，就是對權利的剝奪。因為中國沒有民主，普通民眾的基本人權被徹底剝奪，人民沒有選票，沒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就意味著我們對高高在上的權力毫無約束力。當國家機器可以肆意妄為時，中共制定的法律便不再是維持社會公正、保護弱者的盾牌，而是徹底淪為了極權統治者奴役老百姓、打擊異己的皮鞭。 記憶一旦被強行抹去，荒誕就可能捲土重來。貴陽鋼廠的那十幾門高射炮早已成為歷史的塵埃，但我腦海中的畫面依然清晰。想要真正告別那個工廠需要大炮自衛、民眾需要為「站錯隊」抱憾終生的時代，唯一的出路，就是走向真正的民主與法治。唯有把權力真正關進位度的籠子裡，把尊嚴和選票還給每一個普通老百姓，中國人才可能真正擁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甘肅酒泉的紅衛兵貼出了一張「倡議書」，內容如下：為了讓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永遠萬壽無疆，我們紅衛兵發出此倡議書，我們願意把我們年輕的16歲的心臟取下來，敬獻給他老人家，替代他老人家73歲年老的心臟！我們一定要在他老人家的英明領導下，再用28年（中共奪取政權1921～1949共28年）的時間解放全世界人民！

「閱紅」報導是怎麼采寫出來的。親身經歷的老資格記者林晰留下了若干文字記述：每一次領袖檢閱紅衛兵之後，我們要連夜趕寫第二天見報的長篇通訊，執筆的人也無不對毛充滿了淳樸的感情，否則這種歌功頌德的文章怎麼寫得出來呢？這種寫作往往是由記者分頭寫自己採訪的一個片段，然後有幾個人統一串在一起，形成一篇長文，我是這幾個人中的一位，往往要工作到天亮。他寫道，若干年之後，特別是離休之後，回顧幾十年往事，「才感到自己曾經幹過許多愚蠢的事」。

領頭的紅衛兵一起，又推又搡，拳腳相加。柔弱的張老師不支倒下，昏厥過去，這幫打人打紅了眼的「紅衛兵」，用井水潑醒她，接著又打，直到流產，險些就斷送了性命。 面對著受盡屈辱折磨的愛妻，面對著不幸夭折的愛情結晶，廖耀湘無能為力，痛徹心肺。他深感內疚，不停地自責，覺得是自己牽連了妻子。儘管妻子對他無怨無艾，百般勸慰，儘管他們心心相印，關愛有加，也難以真正排解將軍心底的鬱悶，也難以完全撫平將軍的心靈創傷。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久的1968年12月2日，廖耀湘在批斗大會上不堪遭受紅衛兵的羞辱，情緒激動下心臟病發當場猝死，時年62歲。

文化大革命前期，在上海發生過一起紅衛兵跨省綁架高級領導幹部的事件。這裡所說的綁架，自然不應從原有的字面意義上去理解。一般所稱的綁架，是指綁架者以暴力或欺騙手段劫持、羈留和拘禁他人，並以被綁架者的生命安全為條件進行要挾，達到某種非法目的，如勒索錢財，贖換被捕的有罪同夥等等。在這方面...

(1)我的小提琴趙文濤老師，出生在東北黑龍江邊一個小鎮上的一個貧寒人家。他中等身材，眼大如鈴，頭髮微卷，可以留很重的絡腮鬍的臉永遠颳得鐵青。今天回想起來，他可能是有俄羅斯或是沙俄猶太人的血統。據趙老師說，他10歲時一個冬夜裡，路過鎮上某個有錢人家的門外。有錢人家裡熱，門窗都開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