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延安整風期間，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實味。蕭軍坐在會場後面，根本無法聽清前面的人在說些什麼，只看見王實味每說句什麼，便會立即招來一片怒吼和痛斥聲。蕭軍實在看不下去，站起來大聲喊道：「餵……讓他說嘛，為什麼不讓他說話！」
散會後，蕭軍在路上向同行的人表示了自己的不滿，認為這種批判是「往腦袋上扣尿盆子」，有人向黨組織私下作了匯報。幾天後，中央研究院派了四名代表到蕭軍住處，指責他破壞批判會，要他承認錯誤！蕭軍聞言勃然大怒，不但拒絕認錯，還將四名代表轟出房門。
仍然是這一年的10月2日，早晨剛吃過飯，蕭軍站在門口。王實味從山下走上來，手裡拿著寫好的一封信，要和蕭軍單獨談一談。在山坡上許多人的注視下，王實味將手中的信交給了蕭軍。信的開頭一行是「偉大的喬（指胡喬木）、轉呈偉大的毛主席、轉黨中央」，信中寫道：「為什麼說謊的是好幹部，而老實人卻是反革命呢？」
蕭軍當天就把信交給了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並附上幾句說明：「今天早晨王實味在山下呼著我的名字，把這封信放在山腳下，要我代轉給您。後來他又說『做錯了』讓我交給文抗支書，再轉給您。我就如此照辦了。專此祝好。蕭軍」
1942年10月19日，在兩千多人參加的「魯迅逝世六周年紀念大會」上，蕭軍因舊事重提宣讀了《備忘錄》，觸犯了眾怒，當場就有丁玲、周揚、柯仲平、李伯釗、劉白羽五名黨內作家和陳學昭、艾青兩名黨外作家輪番上陣，沖他憤怒聲討。蕭軍一人面對眾人，毫無懼色，從晚上八點一直論戰到凌晨。主持會議的吳玉章出面調停說：「蕭軍同志是我們共產黨的好朋友，我們一定有什麼不對頭的地方，才使蕭軍同志發這麼大的火。大家應當以團結為重，有什麼不對的地方，我們應當檢討檢討。」蕭軍聽後主動和解說：「吳老的話使我心平氣和，這樣吧，我先檢討檢討，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錯，行不行？那百分之一呢，你們也想一想……」不料丁玲毫不退讓地回敬說：「這百分之一很重要！我們一點也沒錯，你是百分之百的錯！告訴你蕭軍，我們共產黨的朋友遍天下，丟掉你一個蕭軍，不過九牛一毛！」
蕭軍按捺不住，騰地站了起來，拍案大怒：「百分之九十九我都攬過來了，你們連百分之一的錯都不肯認帳！那好吧，你們既然朋友遍天下，我這個『毛』絕不去依附你們那個『牛』；你那個『牛』也別來沾我這個『毛』，從今以後咱們就他媽的拉—蛋—倒！」說完，拂袖而去。
他的這種桀驁不馴，後來付出代價。在東北工作時，便遭到排斥。57反右後，他的名字同丁玲、馮雪峰、艾青等右派的名字一起並列批判，寫作的書籍不予出版。1966年文革，他和老舍、駱賓基、荀慧生等近30人，被押到東城區國子監文廟，遭到紅衛兵輪番毒打，後背的衣服被打到肉皮里。老舍在被打之後投湖自殺；蕭軍的大兒子蕭鳴遭毒打昏死過去，幸虧火葬場工人發現他尚有口氣，又才拉了回來。
1955年8月，中國作協黨組在東總布胡同22號作協機關樓下的小會議室，連續召開擴大會議，會議由劉白羽主持。當時文藝界的黨員專職幹部，周揚是一把手，丁玲是二把手，丁玲的行政級別是7級，與周揚一樣是副部長級幹部。丁玲對這類會議向來不感興趣，她坐在會場靠門的地方，經常站起來走動，揉腰。會議最初是追查胡風分子，後來會風一轉，突然就指向了丁玲和陳企霞。
《新觀察》主編戈揚首先發難說：「丁玲、陳企霞不是一般的思想問題，而是反黨性質，並且已形成那麼一股反黨暗流……」有人甚至幾乎是點著丁玲的鼻子說：「你反對周揚同志就是反對黨！」對此，不少人紛紛附和，上綱上線。周揚最後發言說，作家協會有獨立王國小集團，有反黨暗流，號召大家揭發。
丁玲一下就懵了，她沒想到她會成為批判對象，而且罪名是「反黨」！她更沒想到陳學昭、菡子這些朋友也會揭發她，甚至不惜捏造大量事實。陳學昭說丁玲在杭州跟她說，檢查《文藝報》是「整了陳企霞，也整了我」；說「只有毛主席了解我，毛主席說的，中國現代文藝界代表人物只有魯迅、郭沫若、茅盾、丁玲，周揚是沒有份的」；還揭發說丁玲見周揚孩子死了心裡高興等等。周揚聽了這話，臉一下就變了。夏衍發言更是從思想根源上分析，認為丁玲、馮雪峰和胡風的思想沒有區別，都有很陰暗的一面。
這讓丁玲驚惶失措，主動請求黨組幫助，黨組指定周揚、劉白羽、林默涵、阮章競出面。周揚在幫助會上再添一把火，提出「要把歷史問題搞清楚」。丁玲講了當年在南京被捕的經過，力求自證清白，但幾個人不為所動，一致結論說：「這當然是自首。」
丁玲越發惶恐，急於找人證明她的無辜，但無人願意替她作證。會議開了一個月，結束時，丁玲已經從反黨暗流變成了反黨集團。
過去批判別人，丁玲向來毫不留情。這次輪到自己，才知道周揚們整起人來，有過之而無不及，方法是「先定性，一面倒，不核對」。
在壓力之下，為求過關，丁玲寫出書面檢討，承認了和陳企霞是反黨聯盟的關係。這和57反右時，所謂章羅聯盟異曲同工。原本並不存在的關係，也只能自證其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