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歲的盧翠萍（音）想要賣掉自己的一個腎來繳納巨額罰款，給9歲的兒子小傑（音）上戶口，但她被告知她太老了。
21歲的李雪（音）與母親在他們北京的家中。因為沒有官方身份，她從來就沒上過學。
加拿大《環球郵報》3月14日報導：中國在1980年推出了一孩政策。在這個過程中，創造出了被丟失的一代人——那些未被註冊的第二個和第三個孩子，他們不能去上學，並繼續生活在陰影之中。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社會實驗之一。Nathan VanderKlippe探討了它對人及經濟帶來的代價。
小傑（音）戴著黃顏色的帽子，穿著灰色的連帽衫，飛奔出學校的大門。媽媽正在馬路對面等著接他回去吃午飯。他興奮得蹦蹦跳跳。「我最喜歡吃炸薯條」，九歲的小傑說。在學校，他最喜歡的時間是下課。「因為下課後，你能到外面去玩。」
當他的母親盧翠萍（音）在他們位於北京郊區的小公寓裡煮青菜時，他拿出了一個樂高海軍護衛艦，「我想成為一名軍事專家」，他說，「研究海軍的武器。」
「他非常愛國」，盧女士說。通常情況下，「敵人是日本......但有的時候，他會瞄準計劃生育委員會。」
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一個孩子把攻擊這個國家作為夢想是可怕的。但小傑不是中國人——至少對於中國來說，沒有他這個人。就像一個鬼。
45年前，由於擔心過多的人口會帶來災難，中國開始了人口控制的時代。1980年，中國正式宣布國家的計劃生育政策，強行限制家庭的人口數目。但不可避免地，有的人有第二個（很罕有的，會有第三個和第四個）孩子：政府不給這些孩子登記，他們沒有正式的身份。小傑就是其中之一。
自1971年以來，中國共計墮胎3.36億例，完成了1.96億例絕育，並放入了4.03億個宮內避孕器。
更難統計的是那些被生出來，沒有正式身份的人。中國2010年人口普查估計，有1300萬人沒有正式的文件——相當於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人口。
中國的一孩政策被稱作「歷史上最壯觀的人口實驗」及「迄今見到過的最嚴厲的政府社會工程之一」。根據現有的最佳證據，該政策一直是失敗的。
它幾乎沒有改變出生率——大部分的出生率下降發生在更早，即1970年代兩孩政策時期。同時，一孩政策帶來的所謂最顯著的經濟利益——讓婦女更少時間懷孕生產，能更好地投入工作行列，提升國家生產力——這正被由於放棄大量的人口，造成中國今天面對的爛攤子所抵消。
而對人口的限制從根本上重塑了中國，一孩政策本身並沒有給中國帶來好處。相反，通過人為地將家庭切剩只有一個孩子，它帶來了幾十年的痛苦，以及它製造出上千萬的「鬼孩」，他們仍然沒有正式的家和喘息的機會。
活得像鬼
中國公民生活的基礎是戶口，一個栗色的戶籍文件。共產黨政權設立這種身份的形式，用來控制中國境內人民的流動。有了它，就可以獲得國家發放的身份證，去上學，獲得基本的醫療服務，找地方住，乘坐長途車或火車，開設銀行帳戶，找工作，及獲得護照。沒有它，上述的每一樣事都變得很困難，對於沒錢沒關係的人，則通常是不可能的。
對於那些錢包鼓鼓的人，有變通的辦法。雖然政府限制家庭只能有一個孩子，但是政府會允許他們簡單地交個罰款，就可以多生孩子，未交的罰款會隨著時間而增長。換句話說，富人可以為自己買到隨意生孩子的機會。交罰款，你的孩子就能上戶口，就與其他孩子沒有區別。與此同時，那些普通薪水的人，他們要支付起來很困難，罰金高到實際上他們是無法支付的。
盧女士上一次查看她的罰款額是在2012年，已達到了333466元（約6.75萬加元）。盧女士最近失去了工作。此前，她一個月掙2000元。該罰款相當於她166個月——近14年——的全部工資。
她失去了工作，部分原因是她拒絕了老闆要求搬到一個新的地點。她知道在那個社區，她無法找到一家小學能同情小傑，讓小傑上學。現在這是小傑能上學的唯一辦法。即使他們留在當地，他的教育也不會長久：小傑不會被允許參加升初中的標準化考試。
42歲的盧女士越來越絕望，她覺得把孩子生出來就是自己對孩子的詛咒。她試圖賣掉一個腎來籌錢繳納政府的罰款，但她被告知她太老了。「我曾經想過搶銀行」，她說。「但我沒那本事。」
在大多數情況下，她向小傑隱藏她的情感，但他已經敏銳地感覺到了自己的處境。當他發現有禽流感時，他不再吃雞肉，擔心會生病，沒有適當的證件，醫院不會幫他的。在他上一個生日，他央求母親不要給他買禮物或蛋糕。在雜貨店，他告訴她不要買任何東西，除非是在減價促銷。他要她省下錢來，希望能繳納那筆罰款。
他們的午餐是土豆絲拌辣椒，白菜和豆腐干。吃飯時，小傑提出了另一種解決辦法。「也許你能嫁個大官，這樣他就可以殺死計先生」，他的說法帶著童趣。計是「計生辦」的第一個字。
所有這些本不該發生。
1993年，盧女士生下了第一個孩子，一個女兒。六年後，她離婚了，她丈夫獲得了孩子的撫養權。後來，她再度墜入愛河。雖然他們沒有結婚，但她懷孕了。她感到驚喜，一個新的孩子或許能撫慰她失去女兒的痛楚。當時她並沒有擔心一孩政策的限制。她是蒙古族，少數民族大多可以免受該生育政策的限制。此外，她的第一個孩子已經被（前夫）帶走了。
但小傑出生後，她被要求出示結婚證。她沒有。法院最終認定她與小傑的父親是合法婚姻，而小傑的父親在前一次婚姻中失去了對自己孩子的撫養權。「因此計生辦判定小傑是我的第三個孩子」，盧女士說。
她毀了自己兒子的一生，她被這種想法壓垮了。她寧願放棄兒子，只要能給他一個更好的生活。「幫我找個家庭收養他，這樣，他就可以去上學」，她說。「否則，我將會毀了他。」
新人口論
在北京的中華世紀壇曲線型的展廳里，放有40位中華名人的青銅像。馬寅初是其中之一，他生於1882年，被認為是一名經濟學家、教育家和人口學家。
「馬寅初提倡中國節制生育」，牌匾上這麼寫著。對許多人來說，他是一孩政策之父。
馬先生自己的家人對這種聯繫感到震驚。這顯然不是馬寅初的理論，馬寅初的孫子馬思澤在北京接受記者採訪時說。他出示了馬寅初四合院的照片，他就是在那裡長大的。「實際上，我爺爺的人口理論是呼籲家庭有兩個孩子」，他說。「而且他反對墮胎。他把這視為殺生，而且不利婦女的健康。」
然而，馬寅初的故事在許多方面敘述了中國試圖控制人口的大背景。
1949年共產黨接管時，馬先生是中國最傑出的學術聲音之一。他曾擔任北大校長，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總理周恩來的友人。1953年，共產中國進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錄得中國有6億人口，較1947年的4.5億有驚人的上升。預計人口將達到10億突然成為了可能，而且是嚇人的。如果中國想要她的每個人都富裕，馬先生認為，較少的人口將更容易達到這一點。此外，他補充說，中國沒有土地來養活這麼多人。
作為一個解決方法，他提出了「新人口論」，進行廣泛的宣傳，鼓勵節育，獎勵人口少的家庭，並呼籲官僚勸阻大家庭。
中國並非唯一的國家在斟酌這些問題。出於不同的原因，美國軍方在1950年代開始給出了這些警報，擔心新興的亞洲人群將為共產主義革命提供肥沃的土壤。1960年代，全球人口突破了30億，國際上也出現了對環境的擔憂。聯合國和世界銀行都主張控制人口數量，後者推定不受控制的人口增長不利於經濟增長。理察·尼克森稱這是「任何國家都不能忽視的一個世界問題」。
長期以來，中國一直在抵制這些想法。當馬寅初1957年公布他的理論時，遭到了敵意；他被稱作「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馬列主義」。毛澤東的名言相信生產者越多，意味著生產得越多。
但是，二十年後，當中國的人口超過8億，北京開始對該想法升溫，並採取了行動。1971年，中國明確制定了降低人口增長率的目標。在「晚、少、稀」的口號下，中國制定了晚婚的年齡規定，並要求一對夫婦在生第一個孩子之後，至少要等四年才能生第二個孩子。在城裡，家庭被限制為兩孩。1960年代，官員們已經開始免費提供避孕藥具。
到了1970年代，中國大批的婦女不容選擇，被強制使用宮內避孕器。同時推出了強制墮胎和絕育的運動，雖然後來，這一運動實行的程度更甚。
宣傳也在起作用。人們被告知當地社區的財務狀況，作為一種製造彼此施壓的方式——不要生額外的孩子給這一系統製造負擔。1979年，一家國營報紙（《光明日報》）發表社論，認為這個國家因為忽略了馬寅初的理論，犯下了慘重錯誤。其標題是「錯批一人，多生三億」。
接下來的一年，全面出台了一孩政策。當時，醫療組喊的口號是「為革命只生一個孩子」。
隨即，使用強制手段飆升。單單在1983年，就有2070萬中國婦女被做了絕育，並且實行了1440萬例墮胎。很多人並非出自自願。
對這一體制失去信心
馮先生是北京一家火箭研究機構的高級工程師。這是一個令人垂涎的工作。多年來，他和妻子試圖有個孩子，最終他們花了大約1萬加元，訴諸體外受精。2009年，他們生了個女兒，以為不會再生了。
後來，他妻子又懷孕了，這次是自然受孕。他們的生活開始破碎了。
「我知道我肯定會失去工作。但是，後來我們就想，或許我們可以秘密地把孩子生下來」，42歲的馮先生說。他要求只使用他的姓，因為關於違反一孩政策仍是敏感話題。這一決定讓他們家開始了與同事、朋友、鄰居們的貓鼠遊戲，也動搖了他對這個體制的忠誠，該體制曾經讓他如此成功。
當他妻子的腹部開始隆起時，她就不出門了。但是有人——他仍然不知道是誰——把他們夫婦告到了他的工作單位。單位打電話問馮先生他妻子懷孕的事。他向他們否認，後來又向問他的研究所領導否認。「他們說，『好吧，那就叫你老婆到這裡來。讓我們一起看一看。』」
他再一次撒謊。「我老婆不在北京」，他說。「她已經回南京去了」，那是她的家鄉。這個賭注很高：作為一個國營單位的員工，他每年都不得不確認他們家沒有額外懷孕。如果他被發現違反了規定，他本人、他的上級和所有同事都會沒有獎金，而且可能不得晉升。馮先生開始安排把他妻子送到北京城外的一個村莊，一個朋友家裡。在打了第一通電話的48小時內，他就請了下午的假，準備開車把她送到那裡。
在路上，他的手機響了。另一位單位領導想要見他。「快回來」，領導說。馮先生在一個小公園停了下來，他妻子可以躲在那裡。之後他就開車返回單位。他被告知要寫書面保證：他妻子沒有懷孕，如果她懷孕了，他將承擔一切後果。他簽了字。
那天晚上，馮先生開車把妻子和女兒送走了。一個多星期過去了，他開始感到輕鬆了一些。後來，他又接到了單位領導的電話。這一次，他們需要提供他妻子沒有懷孕的證明。馮先生提出會讓他遠在外地的妻子提供，然後他想讓他的小姨子假扮他妻子去進行測試。
這個詭計沒多久就不靈了。十天後，一位同事走過來，命令式地說他的妻子必須返回北京。馮先生說，這是不可能的。那位同事透露，他已經訂了兩張到南京的票：「你和我一起去看你老婆，讓她到醫院進行檢查。如果是陰性，就沒問題。但是，如果是陽性，她必須得做墮胎。」
同事預訂的是當晚的票。
「我再也無法隱瞞了。我說帶他去南京，這是不可能的。我說，無論他們做何決定，我都接受。」
他的同事起身，列印了一封辭職信，信中稱馮先生是因個人原因辭職的。馮先生簽了字。他們拿走了他的安全通行證。當天下午，他就離開了。
在家裡，居委會每天都上門，迫使馮太太去墮胎。當他們的第二個孩子，一個兒子，終於出生後，他被告知：得交37萬元（7.5萬加元）才能上戶口。「我們沒有那麼多錢」，他告訴他們。「把我的房子賣了我都籌不到那個數。」
自從在大學當學生會主席以來，馮先生一直都在中國的體制內追求著成功。但生第二個孩子的經歷讓他深感震動。「對於人來說，生孩子不是一個很自然的事嗎」，他問，「這樣做難道不是合情合理的嗎？」
「我曾經是那種認為我們不應該給黨找麻煩的人」，他在新公司外的一家咖啡店裡接受採訪時說。目前他在一家私營公司做軟體工程師。無論是福利還是職稱都無法與舊單位相比，但是至少他有工作。「但是，這讓我不僅重新思考這個計劃生育政策，而且包括更廣泛的問題，例如為人的權利，以及構建我們的公民社會。我開始重新思考這整個的體制。」
就其本身而論是失敗的
中國稱一孩政策避免了多生4億人口。如果沒有它，計劃生育官員說，中國今天的人口將要多出30%。在中國以外，環保團體稱這是中國對地球的健康所做的最大的環境貢獻。而經濟學家稱它為幾十年來中國積累的巨大財富做了很大貢獻。
但人口學家不這麼肯定：在中國的生育率下降中，大約70％是來自推出一孩政策之前那些年的努力，通過不那麼嚴厲的限制來遏制家庭人口，例如晚婚和延緩生第二個孩子。雖然1970年代的兩孩政策，無疑導致了侵犯人權，但是接下來的一孩政策，大大加強了對生育的限制，飛快加速了強制墮胎和絕育的步伐。人口學家認為，一孩政策歷時遠遠超過了所需的10年時間。在中國的亞洲鄰國，財富的增加本身就導致了人口出生率下降。
一些最引人注目的批評來自中國的學者，他們查看了該政策是否的確防止了4億人出生。一些人認為，更準確的數字應該是1億人。「大多數被避免出生的人口，如果有的話，是因為1970年代生育率快速下降，而不是一孩政策帶來的」，人口學家王豐、蔡勇和顧寶昌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寫道。他們得出結論說，歷史可能會把這個政策視作是一個代價高昂的錯誤。
他們認為該政策得以繼續存在的唯一解釋是官僚：為了維持一孩制度，現在僱傭了如此多的官員——有幾十萬，也許更多，中國一直不願意讓他們失去工作。
在中國嚴厲限制生育背後，起初是為了避免人口災難性的增長。但是經過近半個世紀人為地改變出生率，中國已經造成了長期的人口問題，它正促使人們重新思考這整個的龐大實驗。儘管估計各不相同，中國的人口預計在2020年到2030年之間達到高峰，約為14.5億人。到了2030年，中國社科院預計，中國將成為地球上最老化的社會：今天，中國幾乎是5個納稅人來支付一份養老金；到了2030年，該比例將降為大約是2：1.
學者們和藍領工人都在擔心：中國人在變富之前先變老；與此同時，中國的GDP增長已放緩至二十四年來的最低水平，預計還會繼續下降。中國已經達到了「後馬寅初時代」，北大人口研究所的穆光宗最近寫道。中國走到了「一個歷史的十字路口」，需要儘快從人口過剩和加強計劃生育這些虛幻中走出來。
其結果是，中國正在重新認真考慮計劃生育政策，許多人認為北京完全摒棄對生育的限制只是時間問題，在一些城市，官員們已經在討論給寶寶獎金，以鼓勵多生孩子。中國拒絕明確地為錯事讓步，2013年的時候只表示將會「逐步調整和完善」該政策。那時所做的放寬是允許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生兩個孩子（此前是雙方都必須是獨生子女才可以生二胎）。
在公開討論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時，中國的精英們心照不宣地承認一孩政策已經走得太遠了。他們沒有做的是去做些改變，減緩該政策最嚴重受害者的痛苦：那些鬼孩子。
「社會撫養費」
48歲的Max Wong是一名長期的牧師，墮胎對於他來說是禁忌。因此，當他的妻子第二次、第三次意外懷孕時，毫無疑問，他們會把孩子生下來。他沒想到的是這所導致的後果。
在他們第三個孩子出生後，他被解僱了。「作為一名牧師，你已經違反了中國的法律，你不是一個好的楷模」，教會其他領袖告訴他。在家裡，他的第二個兒子告訴家裡人，「因為我沒有身份，我不想讓別人知道我。」這種嚴重的抑鬱使得Wong回到了老家，看看繳納罰款的事，在老家可能會「便宜」一點。他被告知要先繳10萬元（約2萬加元），才能給兩個孩子辦戶口。他被告知「你很快就能拿到。」
那是一年多前的事。他至今什麼都沒有收到，雖然他預計會很快。他認為，那些罰款很容易被官員用來墊自己的腰包。「那些錢成了地方政府的灰色收入」，他說。
在回應《環球郵報》的書面提問中，中國的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回覆說：關於獨生子女政策的罰款，地方官員必須公開自己的規則，以及他們收集了多少錢這些信息。法律要求地方官員把那些罰款——即中國所謂的「社會撫養費」——上交國庫，雖然之後它們會返還給地方預算。因此，這仍會促使地方官員將第二胎（的罰款）作為一個財政來源。這不是個小數：2012年的一份報告表示，中國三分之二的省份發現，他們收取的這類罰款總計26億加元。
儘管中國政府在轉變態度，但是在給《環球郵報》的回應中，該委員會為繼續限制生育辯護，該委員會寫道：「中國的一些基本國情沒有改變，比如國家龐大的人口及它對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的沉重壓力」。該委員會還說，經評估，這些罰款額為當地一名家長年均可支出收入的「三倍以下」。
《環球郵報》採訪了六名家長，他們總共有八個「鬼」孩子。這些家長告訴我們，該罰款是當地平均年薪的14倍，而且每年都在漲。
34歲的會計師Raine Ma的第二個孩子——一個女兒，現在已經6歲了。Ma見到對她的罰款從2012年的30萬元人民幣（6.1萬加元）升到了2014年的43萬元（8.7萬加元）。那將近是她所在的北京當地平均年收入45052元的10倍。
支付這筆罰款將令她的家庭很多年一貧如洗。「這個政策不公平」，她說。「生育不是人的一個基本權利嗎？」此外，她指出，無論是比爾·蓋茨、沃倫·巴菲特，甚至毛澤東和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都不是他們家的第一個孩子。「有多少優秀的人被計劃到別存在了？」她問。「我認為目前這個政策只能控制像我們這樣誠實、正派的人。」
《環球郵報》還向中國的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詢問了是否會進一步放寬限制。得到的回覆是：對於允許每個家庭生第二胎，「還沒有時間表」，以及「取消社會撫養費制度，對於那些已經嚴格遵守國家計劃生育政策的人是不公平的」。
世界與她擦身而過
在北京市中心框住李雪（音）的那間寒冷的小屋裡，談改革似乎非常遙遠。在她的一生中，一個新的中國與她擦身而過。自從作為家中的第二個孩子被生下來以後，21年裡，對於李雪來說，幾乎沒有變化。一孩政策的放寬沒有對這些「鬼孩子」獲得合法身份有任何幫助。據官方統計，她依然不存在。
李雪不是來自富裕家庭。她的父親在國有企業里切皮革，當時一個月的工資是100元左右。當她母親第二次懷孕時，一次煮東西時受傷，令她受到感染，醫生說，該感染令她不能做人工流產。李雪出生時，她從小患有小兒麻痹症的母親失去了在附近一家集資公司的工作。她父親被告知要為李雪繳納5000元的罰款。他告訴他們，「如果我們繳了罰款，我們家還哪有錢活下去？」
李雪從來就沒有接種過疫苗，也沒有受過正規教育。作孩子的時候，她拿來鄰居的舊書，她教自己數學、閱讀和寫作。一捆文檔一絲不苟地記錄下了接下來的幾年，她和她父母為了扭轉她的情況所做的努力：官方通知、信函、上訪，歸納了她一生的懊惱。無數次跑警局、計生辦和法院，就象一場關於法權盛大的兵乓遊戲。
她買不到基本的藥物，因為要求有身份證。沒有適當的證件，她不能乘坐火車或長途客車。她的一生僅限於圍繞她家方圓幾公里內。
她的地位，或著說缺乏地位，也意味著遭受社會排斥。「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與受過良好教育或成績好的人來往，而不像我，根本都沒有上過學」，她說。其他人與她在一起也覺得緊張，因為多年來當地居委會把她視為一個麻煩製造者，一直在盯著她，令她看上去是個可疑的人。她知道這個，是因為2009年的時候，她父親在垃圾里發現了一張紙，上面顯示有10個人，包括警察和鄰居，被分班，24小時監視進出他們家的人。「基本上，我沒有朋友」，她說。
她不曾約會，因為她知道，沒有人會願意娶一個「黑孩子」，這是中國對「鬼孩子」的叫法。約會屬於要去談論未來，她儘量不考慮。「關於夢想，我不會去想太多」，她說。
最近，她花了很多時間照顧她生病的父母——給他們做飯，陪他們上醫院。為女兒的戶口上訪，她父親虛弱的身體被幾次粗暴對待後變得更加糟糕了。去年他住進了醫院。秋天，當李雪接受《環球郵報》採訪時，醫院打來電話說，其他人更需要使用一直在支撐她父親的呼吸機，她父親的呼吸機被拔掉了。這讓李雪擔心「沒有呼吸機，我爸爸會死的」。
幾天後，他離開了人世。隨他而「逝」的是每個月1260元（255加元）的國家補助。留下來的是大約1.5萬元（3000加元）的醫療債務。
原文連結：The ghost children: In the wake of China’s one-child policy, a generation is lost
（譯文略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