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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維光:閱讀時代 對比歷史

————重貼「衛道的張承志、順道的王朔」一文按語

共產黨社會之所以和以往專制不同,要控制人們的精神及社會每一個角落,之所以帶有它自己的黨文化,因為它出自基督教社會的模板,它不過是以領袖及政黨取代上帝和教會而已。所以張承志們的那種所謂文學及文字毫無價值,不過是世俗化的佈道,如果我們要看佈道作品,我想,直接去看有神的基督教佈道文字,一定比世俗社會的佈道更有意義及光彩。

關於張承志文革期間和我的衝突五十年答客問發表後,一些朋友來信希望我重發“衛道的張承志,順道的王朔”一文。這篇文章寫於二十三年前的一九九五年,那時我對於“意識形態”問題及“族群問題”的看法,也就是說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已經上路,但是對於這兩個問題更加廣泛的把握以及總體的“極權主義”概念的歷史性的研究及把握,則可以說基本上是其後十五年的工作,而關於“後基督教社會”的提出及認識,則是當時根本不曾感到的事情。所以這篇寫於九五年的文字我始終不願意自己再次重發,至多希望它只是作為文字資料,或作為我的思想發展的軌跡讓人們再去閱讀。現在,我沒有想到由於發表了這篇新的有關張承志和我衝突的文章,很多人對於那段歷史感到陌生甚至不可思議,而希望讀到這篇文字以作補充,為此,為了讓人們熟悉那個時代,我決定自己來重新貼出這篇文字。

關於張承志和王朔的這篇文字實際上涉及的是“黨文化”問題。我在最新的有關張承志的文章中強調的也是這個發生於西方最近一百年的“一黨專制”及“黨文化”問題。

歷史上出現過不同形式的專制,在中國的歷史上只有兩種,皇朝制及暴君,但是在西方,如果不把中世紀前的政教合一的社會稱為專制社會的話,那麼在歷史上存在的專制制度及形式有:autocratic、despotic、tyrant、oligarchy、dictatorship、absolutism、monarchy、monocrat……。所以單由“專制”這個歷史形式存在的種類,實在說“專制”可謂西方文化的土特產,在歷史上它竟然有過如此多的存在形式。

然而,儘管有如此眾多的專制形式,到二十世紀初期,一九一七年發生了俄國十月革命,繼而一九二二年又出現了義大利法西斯主義的潮流及政府,歐洲人卻突然發現,竟然還是不能夠描述出在日落之邦(Abendland)新出現的專制。為了說明這種新出現的專制的特點及性質,人們開始窮盡自己的各種思維及探究能力。最初一些學者認為蘇聯的專制是一種東方式的專制,因此稱它是韃靼式的專制、亞細亞式的專制、中國式的專制,但是很快發現,這根本就是對東方的無知的產物,考茨基明確地承認,他們在提出這類想法時沒有認識到東方的孔子思想;這種思想根本上是反暴政的,和暴政毫無關係。所以試圖把共產黨專制歸咎於東方文化傳統的嘗試,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期後,在西方就被稍微有一點頭腦的人徹底地拋棄了。然而,匪夷所思的是,這個天方夜譚式的牙慧,竟然在六十多年後,在中國經歷了殘酷的文化大革命後的八十年代,被金觀濤以及《河殤》電視劇為代表的所謂中國的青年才俊們拾起,並且掀起巨大波瀾;鼓吹啟蒙的知識精英甚至致死依然是在反傳統、反孔。這種荒誕的無的放矢一直延續到今天……。

二十年代歐洲知識界開始用“現代獨裁”(Modern dictator)、“現代專制”(Modern autocracy)……,來稱呼這幾個新出現的政體,但是很快發現這種加了定語的稱呼帶來更多的問題,它需要不斷附加邊界條件。儘管人們也曾經試圖用“法西斯專制”、“納粹”來指謂這類政體,但是幾乎與此同時,在獨裁者墨索里尼的自謂的提示下,人們開始發現,採用他的說法,稱這種新興專製為“極權主義專制”,會更為準確。為此,從二十年代後期開始,在學界產生了一個新的研究“極權主義”問題的領域。

極權主義研究者很快發現,這個新發生的極權主義有著自己獨特的特點,它伴隨著一個自己所特有的極權主義的文化,而歷史上所有的其它的專制則都沒有這個特點。這個極權主義所獨有的“極權主義文化”就是現在我們所說的“黨文化”。

“黨文化”不僅是歷史上任何專制都不曾有的,而且它也不可能在任何別的文化及社會結構中發生發展,它一定是在“西方社會的結構制度”下,即現行的所謂黨派制、議會制及社會存在形式下發生、發展。而這就讓我們進一步看到,極權主義專制是西方文化及社會的獨特產物,是後基督教社會結出的果實,或者貶義地說,是歐洲傳統社會發展到現在、擴散到世界各地的“毒瘤”。

黨文化的精神、思維及語言特點非常明顯而典型,因此不曾在共產黨社會生活過的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能夠惟妙惟肖、非常具體準確地把它們描述出來。在我能夠較為徹底地讀懂《一九八四》之後,我發現,《一九八四》真的是一部了解極權主義的教科書、一部字典。你能夠在這本書中找到每一個現實的極權主義現象中對應內容。對此,我推薦,有心的讀者可以具體地對比、閱讀《一九八四》。你會在有關真理部培養的第二代子弟的特點中、真理部對語言的改造,對思維的簡化,對歷史的重構,對人類文化記憶的切斷、用止罪等對精神的禁錮中,以及在他們掌控下的文學創作中,清晰地看到,張承志現象是典型的真理部的產物——極權主義社會文化的結晶。

而這就讓我重新回到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的困惑,即二十世紀初期的人為何無法在任何一個以前的專制形式中找到共產黨及法西斯社會的準確影象。

“黨文化”讓我們看到,極權主義其實不是傳統專制形式中的一種,而是基督教政教合一,以神的名義“教會統治”、“教會政治”的一個“世俗翻版”!——說白了就是,中世紀前政教合一的基督教社會的全面徹底的世俗化。所以到傳統專制中去尋找現代極權主義社會的模板如何能夠成功?歐洲人只有反身到自己的文化、社會的歷史傳統中去尋找它的模板才行。

在眾多的專制的描述中,歐洲人並沒有把政教合一的宗教社會作為專制社會,所以這個問題的難度就如揪著自己的頭髮離開地球。但是儘管如此,有能力的思想家還是很快就感覺到問題的方向並且提出力圖引起人們的注意及討論,如弗格林在三十年代中期後,阿隆在三十年代末期就分別提出政治化基督教問題、替代基督教問題,五十年代後又都不約而同地提出世俗宗教,即世俗基督教問題。為此,在這些歐洲前輩的肩膀上,我在二〇一三年提出“後基督教社會”問題。

共產黨社會之所以和以往專制不同,要控制人們的精神及社會每一個角落,之所以帶有它自己的黨文化,因為它出自基督教社會的模板,它不過是以領袖及政黨取代上帝和教會而已。所以張承志們的那種所謂文學及文字毫無價值,不過是世俗化的佈道,如果我們要看佈道作品,我想,直接去看有神的基督教佈道文字,一定比世俗社會的佈道更有意義及光彩。所以在重新貼出一九九五年的這篇文字的時候,最後我要說,如果現在我重寫這篇文章,我會以《一九八四》為模本,更入木三分地把握這個黨文化及文學現象。

2018.9.12德國·埃森

附“衛道的張承志、順道的王朔”(1995舊文)鏈接:

http://zhongweiguang.blogspot.com/2018/09/1995.html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來稿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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