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有一篇叫《清朝的垃圾時間》寫的蠻不錯的。
所以，我也來聊聊我認為的清朝垃圾時間，也就是清朝最後的十年。
那個文章里有一段說，讓清朝政府繼續存在下去，穩步地有秩序地進行改革，中國的現代化將會來得更快些，受到的損害也會更小些；革命只會對社會造成破壞，辛亥革命不僅不必要，而且帶來軍閥割據下的動盪和混亂，把事情搞砸了。
那真實情況是不是這樣呢？
其實，早在上世紀初的辛亥革命前後，對這個問題就有過激烈的爭論。
爭論的一方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另一方是以康有為、梁啓超為代表的立憲派。
前面所說的基本論點當時就以稍有不同的形式提出來了。
爭論的結果怎麼樣？當時留學日本的林伯渠後來回憶道：「民主共和的思想，以排山倒海之勢，終於壓倒了君主立憲論。」
事實表明，當時中國的絕大多數人，對這個曾經煊赫一時的清朝政府早已經不再有絲毫眷戀之情。
這不能怪大家無情。
因為最初，許多人的確確的，把希望寄托在清朝政府身上，期待它能夠進行真正的改革，救亡圖存。
可是，事實是冷酷的：這個政府已經腐爛到極點。
於是，人們在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努力和失望後，再也無法對它抱任何期待了。而國家的一切權力又都集中在朝廷手裡，不推翻它，中國是沒有希望的。
當時的愛國者為了對這個異常尖銳的問題作出抉擇，經歷過多少激烈的思想鬥爭？
孫中山、黃興到其他革命派人物，最初何嘗不曾想通過溫和的改革來拯救中國。但是，這些善良的願望都被無情的事實碰得粉碎，而迫在眉睫的危機又不容許人們從容不迫地繼續坐視下去。這才驅使他們下定狠心，義無反顧地走上革命的道路。
不妨重新考察一下清朝統治集團最後十年的實際情況，看看它有沒有可能穩步地有秩序地進行改革，實現中國的現代化。
這裡說的「最後十年」是約數，是指1901年《辛丑條約》簽訂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那十來年的歷史。
清朝實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權的體制。戊戌變法失敗後，它的最高權力完全握在慈禧太后一人之手。她是個只醉心個人權力的人，這時已年老多病，又經過甲午戰爭、八國聯軍進攻的打擊，待辛丑訂約後，她更多考慮的是如何平穩地度過餘生。
所以，正當國難深重之際，最高統治者況且如此，又能指望整個政府有多大作為？
慈禧一死，在清朝內部沒有一個人能填補這個空白，能夠拿大主意，代替她原有的作用。這就使本已日趨絕境的清朝政府更是全亂了套，更失去控制局勢的能力。
這時，清室各少年親貴爭出攬權，統治集團不僅越來越自我孤立，內部更鬧得烏煙瘴氣。
少年親貴是一群不懂世事的紈絝子弟，於是朝政越來越糟。清朝統治集團呈現出日薄西山、氣息奄奄的末日景象，難以挽救了。
至於滿朝文武以至封疆大吏，除袁世凱、張之洞、岑春煊等少數人外，已看不到多少有所作為的人。
對已經腐爛到如此程度，只在苟延殘喘的清朝統治集團，你還指望它能轟轟烈烈做出一番大事業，穩步地有秩序地推進改革，使中國的現代化來得更好些？
歷史從來是複雜而多面的。
為了作出正確的判斷，需要有整體性的眼光，恰當地分析它的各個側面在全局中所占的地位，抓住主線，分清主次。
清朝統治集團最後十年，中國面對的最突出、最緊迫、最令人焦灼萬分的矛盾，就是極端深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
這不是通常的平靜的時刻。中國會不會亡，成為壓在人們心頭最沉重的問題。再沒有其他任何問題能夠同它相比了。
面對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機，誰能夠實行真正的改革，奮起救亡圖存，誰就能得到民眾的支持以至擁護。
其實，從預備立憲一開場就可以看到，清朝政府一方面是力圖以準備改革的姿態，來穩定已嚴重動盪不安的局面；
另一方面，在改革大旗幕後充滿著統治集團內部激烈的權力爭奪戰。整個清朝統治集團，包括各級官員，已經腐敗，大局已壞，對他們的改革成績實在不能作過高的估計。
孫中山在1904年寫道：「滿清政府可以比作一座即將倒塌的房屋，整個結構已從根本上徹底腐朽了，難道有人只要用幾根小柱子斜撐住外牆就能夠使那座房屋免於傾倒嗎？」
孫中山的觀察是深刻的，看法是中肯的。
武昌起義是遍及中國的全面危機的產物。局勢發展之快速，規模之廣泛，聲勢之猛烈，是驚人的。
短短一個多月內，便得到全國將近三分之二省份的響應，長江以南各省已全部宣告獨立。它是民眾長期鬱積的對祖國前途焦慮和對清朝政府強烈不滿的大爆發。
統治中國268年的清王朝覆滅了。這個統治集團已經腐爛得無藥可救。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
當歷史走到這一步時，它的覆滅是必然的，誰也挽救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