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患深重，是當年中國所面臨的基本態勢，這一情勢加諸中國人以極大的心理壓力並支配了大部分人的價值取向。民族主義成為他們深層的最高判別準則。自由人權民主科學價值種種，在人們心中，無非是拯救這個古老民族的藥方之一而已。即使是以自由主義自命的知識分子，當他們認為人權自由會妨害國家利益時，就會決絕地拋棄之。對其中的大多數而言，如下這一更根本的問題似乎從未進入其視野：民族國家強大的根本目標是什麼?難道不正是保障並實現國民的基本權利----生命權、財產權、言論自由權、、、、、、等?倘若離開了這些個人的基本權利，富國強兵何在?國家主權何用?徒然滿足專制統治者的虛榮心而已。
他們所開的更大的歷史玩笑還在於，當犧牲了國民的基本人權後，人們發現，與其預期相反，不僅沒能富國強兵，與其它國家相較，中國反而更加貧弱。這種雙重失落構成了中國近代史的基本悲劇。
反之，七十年過後，綜觀世界，以保證基本人權為立國之本的國家，大部分竟然意外地同時獲得了經濟繁榮、政治穩定的富國強兵的結果。簡言之富國強兵的目標常常是在以保障人權為本的民主法治社會中附帶獲得的副產品。這一目標在開初是並非置諸首位刻意追求的。胡適之當年的一句話點明其中的邏輯關係：「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然而，談到這裡，筆者以為不能不首先澄清近年來頗流行一種決定論推理：五四的主流----激烈的反傳統主義在邏輯上導致最激進的馬克思主義支配中國思想界，這就使一九四九年中共奪權成為必然。
上述推理是過於簡單化和武斷了。其中每一論斷都經不起推敲。五四的主流是激烈的反傳統還是其它?五四的真正傳統是應以綿延未絕的「民主個人主義者」為代表還是以中共為代表?中共四九年勝利的主要因素是思想上的勝利還是抗戰之後基於國民黨腐敗而導致的刀槍上的勝利?在上述這些基本問題上筆者都不贊成前述的流行見解並想進一步指出，這一見解中有些本來就是中共解釋歷史時造成的認知混亂。但這些並非本文主旨，尚須專文闡述，滋不贅言。
但是，客觀而論，筆者不想諱言，五四的兩種精神資源之一的民族主義占了自由主義的上風確為共產主義在中國的瀰漫創造了一定的社會心理條件，而五四之後的著名的科學玄學論戰中科學派獲勝導致的科學迷信，也為共產魔咒的生效產生了某種催化劑作用。
毫無疑問，在中國歷史上，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次偉大的脫魔運動。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神秘色彩雖不如歐洲基督教文化那樣濃烈，但其宗法社會中黑暗的非理性因素，強調天人感應的直覺式渾沌化的感知方式等與歐洲的入魔狀態並無根本的歧異，不過少有歐洲式宗教意味極強的狂熱態而已。只是到了五四，開天闢地，新文化運動的個性解放、民主科學為中國引入了一套新的價值系統和理性化方法。才開創了一條嶄新的路向。五四的自由主義理想，雖然自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曾被蓄意淡化，乃至淹沒不彰，但一條精神的脈絡仍時隱時顯，綿延不斷。從蔡元培、胡適之、聞一多、朱自清、上海七君子，到胡風、羅隆基、儲安平、傅雷等右派份子及殷海光、方勵之、、、、、、雖屢遭橫逆，仍不絕於縷。作為五四傳人，他們共享一條精神上的道統。在這個意義上，五四是當之無愧的脫魔運動。
但是，五四何以又同共產主義魔咒在中國興起有一定關聯呢?這就勢必涉及一段複雜曲折的歷史。
前已述及，自由主義的價值被民族主義熱狂所壓倒，是共產主義趁虛而入的原因之一。此外，三十年代西方民主營壘的經濟危機和法西斯國家的強盛導致的對自由民主的普遍懷疑，又進一步弱化了自由主義理念。
此時，科學迷信的風氣隨科玄論戰後，科學主義的勝利而泛濫開來了。這是一種逾越本分的無批判性的科學概念。科學成了終極真理的等價物。它可以無所不包地解決一切問題，從自然到社會到人生。它成了一個價值判斷詞，任何學說一旦被稱為科學，似乎就獲得了不受懷疑和批評的豁免權。科學主義陣營的主帥胡適之描述道：「這三十年來，有一個名詞在國內幾乎做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那個名詞就是科學。」
經歷了現代科學革命之後，在今天的無論哪一派科學哲學看來，上述關於科學的觀念都是令人吃驚的幼稚，它本身就是反科學精神的。人們看到，當年那種科學萬能、神聖至尊的崇拜，已使科學染上了一點萬能咒符的色彩了。
在這樣的精神氛圍之下，以最新最前沿科學的面目出現的馬克思主義出場了。它聲稱自己正像牛頓與達爾文揭示了物質和生物世界的因果律一樣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鐵的因果律。它的強烈自信加上前述的共產主義在落後國家作為魔咒的基本原因，對當年部分知識分子產生了巨大的征服力和催眠作用。
更重要的是，對處於焦慮救國心態的、重視實踐的中國知識分子而言，共產主義在俄國的掌權無疑表明了它是救國的靈丹妙藥。鑑於此，「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成為最新咒語，甚囂塵上。
於是，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這些當年的知識精英們，迅速轉向了馬克思主義。陳獨秀並向他的朋友兼科學主義主帥胡適之推薦這種「最新最完美的社會科學----經濟一元論」。雖然胡並未接受，但他何曾想到，他自己為科學迷信大行於世所做的拓荒工作，已經為新的魔咒----共產主義的加冕準備了一條小小的紅地毯。
當然，我們不能苛求前賢。在某種意義上，面對如此巨大的精神磁場，要不被吸引是極其困難的。倘若人類沒有這七十多年特別是近四十年的共產主義實驗，也絕不會有今天的脫魔狂飆。因此可以說，共產主義這種魔咒導致的迷狂症，正如天花等疫病一樣，倘若人類從未患過，就不會具有免疫力。因而，在這層意義上可以認為，五四以及之後共產魔咒的興起，也許是中國的劫數，在劫難逃。
於是，人們看到，依靠更根本的方面，藉助抗戰的機會，中共坐大待機，積蓄武力，藉助國民黨戰後的腐敗，共產主義憑藉槍桿，支配了大陸。
作為現代魔咒，共產主義迷狂最充份的表演，還是在它與權力溶為一體之後。
一九四九年之後，「政教合一」，共產主義魔咒變成了中國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國民教育。
在這種國度，統治者掌權的合法性溯源於他是否這一魔咒的持有者(即是否馬列主義者)。實質上，倘若壟斷了魔咒的解釋權，也就獲得了統治的合法性。由此，我們很容易理解，何以在社會主義國家，一切行動和言論都必須訴諸共產主義諸先知：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毛澤東;而且闡釋上述先知的符咒有愈益簡化的趨向。因為只有簡單明了，訴諸情感的咒語，才可能造成廣大範圍的號召力，產生群體催眠的效應，陷入精神的迷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