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注意到這個問題，是基於一個常識性判斷，即幾乎全身心投入到事業之中的共產黨人，他們靠什麼租房辦公、發行雜誌、印宣傳品、召開會議、組織工會、舉辦夜校、去全國各地活動串連……，以及靠什麼維持自己作為職業革命家的日常生活？
還在中共一大正式召開之前，即1921年7月23日以前，維經斯基就曾經為陳獨秀領導的中共上海發起組提供過經濟上的援助。關於這方面的情況，2001年第12期《百年潮》雜誌所刊載俄國學者石克強整理的一組檔案文獻，披露了其間的一些內幕。綜合指派維經斯基來華的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1920年9月30日、10月23日的電報、共產國際派駐遠東的代表舒米亞茨基1921年1月21日給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科別茨基的信，遠東書記處主席團與中國支部1921年7月20日的聯席會議記錄，以及先前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一書中所發表的維經斯基1920年8月17日給西伯利亞東方民族部的信，以及該部1920年12月21日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等文獻，可以了解到以下情況：
（1）維經斯基這一階段是受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指派前往中國開展工作，其相關的活動經費亦由東方民族部提供。而東方民族部為籌措經費，曾派遣特使帶上價值10萬美元的鑽石到上海去賣，並不止一次地托人帶錢或匯款給維經斯基，已知一次帶去的確切的經費數目為2000美元。
（2）維經斯基利用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提供的活動經費，在中國上海成功地展開了工作。其報告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5人組成（4名中國革命者和我），下設三個部，即出版部、宣傳報導部和組織部。""出版部現在有自己的印刷廠，印刷一些小冊子。"並將出版《勞動界》周報。"宣傳報導部成立了華俄通訊社，現在該社為中國31家報紙提供消息"，並在北京成立了分社。"組織部忙於在學生中間做宣傳工作，並派遣他們去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聯繫。"同時還將召開有10個當地工會和行會代表參加的會議，以便成立勞動組合書記部。
（3）隨著共產國際成立遠東書記處，中國工作全部歸遠東書記處領導，維經斯基因此於1920年12月離開上海並返回了俄國，"中國共產主義組織經費一度支絀，今年（指1921年）1月份後半個月，工作出現停滯。為使之重新啟動並得以改善，我（指共產國際全權代表舒米亞茨基）不得不採取大膽的辦法，舉借貸款和使用其他手段，這才挽回了局面，報紙和出版工作才得以維持下來（如布哈林和晉里奧勃拉任斯基的《共產主義ABC》用中文印行了兩萬冊）。"
（4）維經斯基改歸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領導後，"帶著文件和今後工作的經費"曾計劃重返中國，因"遇到了麻煩"而未能達到目的，這種情況又一度使"我們在中國的工作稍微有些停頓"。[12]
目前所能見到最早的較為具體的中共取得共產國際經費援助數目的資料，仍舊是1922年6月30日陳獨秀以中共中央執委會書記的名義，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報告中明確提到："黨費，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機關支出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計國際協款一萬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用途：各地方勞動運動約一萬元，整頓印刷所一千六百元，刷印品三千元，勞動大會一千餘元，其他約二千餘元。"
在這裡需要說明的是，中共一大召開於1921年7月，而陳獨秀是1921年9月前後由廣州回到上海，擔任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選舉的中央書記一職的。故陳獨秀報告的黨費收入與支出時間，是指他捕手中央至中共二大召開，即從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的這一段時間。它並不意味著中共一大，即從1921年7月到10月之間中共沒有黨費收入與支出。
而從陳獨秀的報告中可以了解到兩點：（1）這個時候中共的黨費收入與支出是包括黨的一般性活動經費和工運經費在內的。相比之下，一般性黨的活動經費的收支，僅為6600餘元。而工運經費，即亦勞動運動方面的花費，則占去了這時黨的全部經費的將近三分之二。（2）這時黨的全部經費當中，自籌款數僅不足6％，只夠開一次"勞動大會"，絕大部分活動經費都來自於"國際協款"。
本文摘編自楊奎松：共產國際為中共提供財政援助情況之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