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學是兩間馬廄改成的教室和辦公室，上下課鈴聲來自樹上掛的一截鐵軌。一個小學，二十多個學生，共用一間教室，一個校長，一個老師。我們上午上課，下午全體師生為生產隊的騾馬割草。有一次，我因為沒鉛筆，被老師趕出了教室，在門口站著。媽媽下地幹活路過教室看到了，問我為什麼，我對媽媽講：「我的鉛筆用完了。」媽媽看著我手中那段捏不住的鉛筆，很發愁。家裡沒有錢買鹽和煤油，哪有錢買鉛筆。潘林玉老師看到後，借給媽媽一毛錢，媽媽跑到村上的供銷社買了三支鉛筆，又借供銷社的削鉛筆刀削好一支，送給我，說：「有了這麼多的鉛筆，今後要好好學習。」我才得以回到教室。
我一直是個好學生，卻不能參加紅小兵，因為我爺爺是國民黨，奶奶是地主分子，爸爸是右派。小學四年級時，在潘老師極力推薦下，我終於以「可教育好子女」的身份加入紅小兵，戴上了紅領巾。潘只有小學三年級的文化程度，為了教好課不斷地自學。我們學校里文化程度最高的是一個看廁所的老大爺，潘老師不懂的問題總是虛心地向這位老大爺請教。那時大家都吃不飽飯，下課休息和課外活動的時間，大人不讓我們亂跑，以節約糧食，潘就帶我們聽這位看廁所的老大爺講故事。
突然有一天，在教室黑板上看到潘老師給我們寫的一段話，大意是我要離開你們了，你們要好好學習，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潘老師離開我們去任大隊書記了，他不是黨員，卻成了書記，是一件怪事，據說是在入黨和任命書記的時間上做了手腳。從此，大隊的高音喇叭里天天可以聽到他的聲音，要抓緊抗旱之類。從我有記憶以來，村子年年缺水，年年抗旱。他還動員全村人去川里村的地里撿白菜葉子，撿回來的白菜葉子可以做成酸菜，留到沒有糧食的月份吃。我想，潘老師當了書記，村裡的人一定就不會再挨餓了，不料事與願違，糧食更少了。就在這一年，父母做出決定，為了生存，把我的兩個妹妹送給糧食比較多的人家。那些年，年年怨天怨地，說是自然災害，可是同樣的天，同樣的地，包產到戶後，糧食都夠吃了。
前年，出於對啟蒙老師的感激，我請潘老師來北京在我家住了幾天。我問他當年去當大隊書記是怎麼回事，他告訴我：「一天早晨，天還沒亮，我睡不著了，在村口的大槐樹下看到村上有七戶人家逃荒要飯去了，我就趕到公社，要求當村上的書記，他們就答應了。」村人要面子，去逃荒要飯也要在夜色下，怕人看到了笑話。也是這一年，村上有兩戶人家的兒媳和女兒，餓得不行，去了陝西，等來年糧食下來後才又回來。
北方的冬天很冷，又吃不飽飯，教室的桌子和凳子都是土坯砌的，沒有火，教室像冰窖。每年班上都要讓同學們打洋槐樹子賣給收購站，換點錢買點柴火過冬。一天，我們四個同學去鄰村打洋槐樹子，被人發現，不讓我們打，還要拿走我們的背簍，最後雙方打了起來。我們被打得鼻青臉腫，滿臉是血。回到村口，遇見潘老師，這時已經是書記，問了我們原委，馬上讓人帶話給那個村的書記，讓他們來給我們道歉，「否則，你們村的人就別想走這條路了」。我們村前有條路，是那個村通向公社唯一的路。沒幾天，那個村的書記給我們道歉來了，第一句話是：「我給你們大隊裝煙來了。」裝煙在我們當地就是道歉的意思。
我的三爺有十畝地，解放前和解放後一樣吃棒子麵，但我們村沒什麼富人，就劃成了地主。給他打短工的一個人，後來成了村支書，批鬥我三爺最積極，事實上這個人在打短工時吃的比僱主還好一些。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十六期，2011-1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