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於1958年。我三個月大的時候，有一天，在外地工作的姥爺突然請假回家了。他囑咐這個要聽話，那個要注意身體，臨走時，姥爺抱著我看了很久，突然說：「這孩子什麼時候才能長大啊？」說完他流下了眼淚。第二天媽媽接到電報，說姥爺喝滷水自殺了，死時才五十多歲。媽媽和姥姥哭成了淚人，別人說姥爺是「自絕於人民，死有餘辜」。原來40年代初，姥爺為養家餬口曾開過鐵匠鋪和器械修理廠，駐紮長春的國民黨部隊曾來他的工廠修過槍。50年代後，共產黨實行公私合營，姥爺把自己的工廠歸公了，但他的工廠曾替國民黨修過槍枝的歷史卻被人揭發出來了，於是姥爺被打成了「歷史反革命」。姥爺是個耿直內向的人，別人逼他不停的交待檢討是「如何幫助國民黨殺害共產黨人的」，姥爺說不出來。共產黨整人的時候，就是想用暴力讓人產生恐懼，最後屈從。可憐的姥爺被毒打得受不了了，但他又不願屈從，最後被逼上了絕路。
我三四歲時趕上大饑荒。父母都是國家幹部，忙著大煉鋼鐵，沒時間照顧我，就送我上吉林醫大全托寄宿幼兒園。這是一個聞名全省甚至全國的先進單位，經常上報紙、廣播。先進幼兒園的孩子們既要過「豐衣足食」的生活，又要壓縮糧食消費，怎麼辦呢？幼兒園就天天讓孩子們吃麵條和麵湯。我和很多全安親班的孩子吃到後來，就這樣吃傷了，一見麵條就開始反胃和大吐。最嚴重的時候，一提麵條二字，我就有嘔吐反射，害得自己經常餓肚子，實在沒辦法，幼兒園只好讓我回家。我就此落下不敢吃麵條的毛病，直到上大學，這個嘔吐機制才減弱消失，逐漸恢復正常。
文革開始不久，平靜的家中起了巨瀾。我們一直敬重的父親，一夜間成了歷史反革命，掛上大牌子，接受隔離批判。只有八九歲的我，一下子被父親的遭難弄暈了。父親在工作單位和鄰里鄉親中一直被大家公認是個大好人，為人認真耿直，工作上奉公守法，從不搞歪門邪道，在財務科工作多年，主管報銷。由於他在原則上不退讓，按章辦事，不講情面，因此得罪不少人，朋友同事送給他個綽號「王認真」。
父親剛被隔離時，大人瞞著我們姐弟二人，我就跑到奶奶跟前問究竟。爺爺家以前很有錢，是個掌柜，爸爸小時候還請老師到家裡來上私塾。後來爺爺不幸去世，家裡的錢很快花光了，奶奶帶著四個孩子，生活非常艱難。27歲守寡的奶奶，本想把孩子拉扯長大，自己守節從一而終，沒想到50年代後，共產黨強制把奶奶分給一個貧農光棍作了媳婦。那時叫「共產共妻」，娶不到媳婦的，共產黨給你分一個。直到1956年，奶奶才被爸爸用錢「贖」了出來。在我記憶里，知書達理的奶奶一向是沉默寡言，拿著一本《雷鋒的日記》讀，更多的時候沉思不語，以淚洗面。
奶奶告訴我，父親小時候上了一段時間私塾，由於爺爺意外死去，家裡生意破產，父親也斷了學業。為了實現繼續上學的願望，他隻身跑到北京西單打短工賺學費。這中間，國民黨憲兵軍官學校到北京招生，父親聽說報考軍校不用交學費，就二話沒說跨進憲兵學校的校門。按照共產黨的邏輯，進過國民黨軍隊的軍校，這就是歷史反革命。
被隔離天天做思想檢查的父親，不久被造反派叫去，說是給個「立功贖罪」的機會，讓他為造反派雙方抄寫大字報。那個年代每張大字報的開頭，都必須寫上「敬祝偉大導師，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抄寫時間長了人有疲勞反應，一天，父親抄寫錯一個關鍵的字，將「萬壽無疆」寫成「無壽無疆」，大字報被貼出14天後被發現，一時間親朋好友都有一種黑雲壓頂，末日來臨的感覺。果然，對父親的迫害陡然升級，動不動就被拉去痛打一頓，很快被定性為歷史反革命加現行反革命，母親時常被拉去陪鬥。最後父親被判到農場勞改，每天除做農活外，還接受群眾的公開批判。
我和年幼的弟弟也經歷許多生活磨難。父親剛被隔離的那段時間，我天天到群眾專政委員會（簡稱群專）給父親送報紙，路上或其他公共場合，經常被一些半大的孩子圍追著喊「反革命狗崽子」。起初我常常不知如何應對，背地裡去抹眼淚。過去常在一起玩耍的小朋友，都明顯冷淡了。一次，不到六歲的弟弟被一群十幾歲的男孩子們圍毆，謾罵，為躲避挨打，嚇的竟爬到樹上躲避。我聞訊趕到想去解圍，換來的只是譏笑，辱罵。情急中，我撿起半塊磚頭，向領頭的砸去。孩子們一轟而散，驚恐萬分的小弟下來後嚎啕大哭。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十七期，2011-1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