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九六九年三四月間，我母親從河北農村回到北京。她的臉上還留著凍瘡瘢痕，在被解除群眾專政的同時收到了去幹校的命令。這個命令是執行毛澤東1966年5月7日發表的「五七指示」，最初那個指示對在校生的直接影響是到北京郊區割麥種樹，而母親收到的命令則要求帶上家人並註銷子女的戶口。行前，我們將文革初期處理剩下的物品清理了一遍，賣掉或送走所有的家具，把不適宜的衣服寄送給姨媽和老保姆，又買了一些餅乾手紙肥皂。姨夫幫忙把物品裝入臨時打造的粗陋木箱，我的戶口也被註銷了。當時誰會料到，三年之後幹校解散，母親重返北京，我卻回不去了。後來母親為此事頗為自責，但她有選擇嗎？
六月十九日，我們踏上幹校專列。為避讓鐵路上帝公共運輸，出西直門時已是黃昏。列車背向落日而行，駛過灰色建築不久便見大地蒼涼。如此情形，成年人定有感觸，而我並無成年人戴罪流放的悲情，只對遙遠之域存著幾分好奇的期盼。
越向北行，人煙越稀。森林和高山取代了村鎮，運送木材的貨車逐漸多於客車。城市長大的孩子初見山野會感新鮮好奇，繼而感到乏味，因此每遇列車交會，我都會仔細地觀看。當我看到乘客相當土氣，周遭如此荒涼，心裡沉了一下，這才意識到此行並不好玩。
行走一天一夜之後，我們於六月二十一日到達中馬河鎮。當時我只看到四面皆山，並未體會到那是一個鎮。後來去鎮上，只見一條小街，街上幾無商店。漢朝鮮族混居的鎮民中有逃荒討飯滯留的「黑戶」，其中一些據說還做過土匪。在戶籍管理嚴格的60年代，我從未見識過所謂的「流竄」人口。對此，我不僅感到非常新鮮，甚至覺得他們生活在不同的世界裡。
事實上，早期的幹校完全獨立於當地事物之外。若非刻意，我們與小鎮居民的交流僅限於救火，當地產木頭，鎮上因多木屋木欄木棚而非常容易起火。起火多在夜晚，最初火勢雖猛卻還均勻，突然火焰就炸開了，無數火蝶自火球中飛出，光亮逼人，然而數秒內即化作黑色殘骸，隨濃煙寒飄去，其中的一些在幹校區域內紛揚而下。鎮上一著火，就能聽到「大家快去救火」的呼喊，我們即拿起水桶向火場跑去。打水，傳遞水桶，潑水，或亂成一團。大火旁，大人叫孩子哭，一些老婆婆向我們作揖磕頭，但火勢太大，根本救不了。有次我站在距離火場1-20米處，烈火非但灼人，還令人眩暈，逼人後退。當然也有人不退，我記得幹校有位軍醫因堅持火場而致傷而受到了表揚，但不久又聽說其表現本無必要。
2.
一入幹校，男女老少一律都算是平等的五七戰士了，但我能從服裝上辨別出軍或民的身份，從褲子的顏色判斷軍種。絕大多數學員都是空軍的藍褲子，少數幾個穿綠軍褲的陸軍幹部都是跟隨配偶而來，因此大人常玩笑地稱他們為某某的家屬，這其中包括了王志鋼叔叔。
王志剛原在八一電影製片廠工作，據說他與電影演員王心剛是叔伯兄弟。他跟隨妻子戴詠素來幹校，其家庭成員還包括尚在托兒階段的兒子和耄耋之年的老祖母。早期幹校成員多住集體宿舍，或兩家分住一間，我記得王家因四代同堂而分得一單間。戴詠素阿姨長身玉立，圓臉大眼睛，頭髮有點自來捲兒。她很少笑，常皺著眉頭。從大人的竊竊私語中，我知道她是戴望舒之女，但我卻不知道戴望舒何許人也。詢問大人，只說是個舊詩人。猶如黃自等詞作家早就「舊」到消失的程度，我自然更不可能知道「雨巷」里的「丁香般結怨的姑娘」。儘管我成長的時代不容小資，生長的北方有丁香卻無雨巷，但詩人的女兒依然令我好奇。一九八O年代初，在徐志摩被重新介紹之後，戴望舒，邵洵美等也逐漸為大眾所知，我才讀到《雨巷》，並看到戴望舒的照片。哦，戴詠素阿姨和他真像。
幹校的校長是一位一九二O年代參加革命的劉姓老紅軍。他是我小學同學的父親，文革前擔任後勤部某部的副部長，級別為九級。除了他，校里還有一、二位九級幹部，但都沒有他的資格老。我一直不知道劉伯伯犯了什麼錯誤，也許根本沒犯錯誤，只是因為政治可靠就被派作校長吧。另一位小學同學的父親丁伯伯原是空軍工程部訂貨部部長，他出身新四軍，有文化，否則不會負責買飛機。據說他的錯誤比較嚴重，所以是普通學員。那時丁伯伯已經五十多歲，身體不好，從事體力勞動很不容易。政治部的尚伯伯是候補學員。他很瘦弱，似經不起一陣風。候補學員就是所謂的政治問題特別嚴重的那些人，剛到幹校時，他們還被監督勞動，有時會被派乾重活，因此大多低眉順眼地保持沉默。除了空軍各部門的幹部，幹校里還有軍醫和工程師。很多幹校學員的配偶原是地方幹部。我記得有個蔬菜二班，班裡都是來自中央各部的阿姨。她們很能幹，不但種大眾菜，還種了我從未見過的生菜。除了大田菜地，幹校的副業包括養豬，羊，馬，鴨子和兔子。養馬場距離比較遠，我幾無印象，但對鴨場卻有些印象。那個地方位於校區之南，靠近山腳，周圍皆為濕地（當時還沒有濕地的概念），池塘之後的鴨屋裡住著兩三個幹校的放鴨郎。在我印象中，放鴨郎不怎麼參加幹校的活動，人們也常把他們遺忘。某個冬日鴨場出了煤氣中毒的事故，其中的一位大腦永久受傷。
幹校的孩子被稱為小五七戰士，其中除了我這樣的在校生，還有一些按年齡已算畢業，本應去卻還未去農村插隊的孩子。大概一九六九年底，當地新建了一座化肥廠，隨父母來的「畢業生」們被分配去那裡當工人。當時很多人都以為將在幹校呆一輩子，其子女就近從業最是求之不得。然而隨著幹校解散，就地分配的那批人又為了調離不得不各顯神通。
因很多家庭帶了學齡的孩子，幹校就成立了一個九年制的學校，名字叫做「衛東」。無論數量和質量上，幹校學員擔任中小學老師都富富有餘。我的班主任姓唐，原是後勤部的幹部，他對學生很耐心，好像慈祥的老媽媽。
當時我不算好學生，只記得上過農業基礎和數學課。工基農基是文革期間初中獨有的課程，工基課大概還教一點物理化學，而農基則完全是「新生事物」，與文革前的普通初中課程全不搭界。我記憶中的農基課主要講栽培肥料和土壤等。即使如此，我們上課的時間也很有限，依然是勞動為主。體力活重，又年輕，困頭特大，因此上數學課時，我常在夢周公。
3.
到幹校不久就是鋤禾季。清晨起來，吃過早飯就下地。最前面的打著一面紅旗，隨後個個扛著一柄長鋤，邊走邊唱，唱的多是語錄歌。我記得下地時路過干伙房，我能看到我媽媽戴著一塊舊褲子改成的灰布圍裙，坐在煤灰堆里挑選還能燒的煤核。待到了地頭，大夥一溜開，鋤頭握在手，身子向前傾。起頭兒的一兩個小時，太陽還不高。晨風吹拂，豆苗兒蔥綠，豆苗葉圓草葉長，初時草苗分得很清。鋤著鋤著，腰就開始鬧彆扭了，雙手也逐漸不聽使喚。鋤呀鋤呀，可眼前的豆隴似乎一直在長，慢慢地就長到了山腳下。此時草不是草，苗又不像苗，綠成一團。原來的黑土地，看著臉更黑了。一不留神就鋤掉了一棵豆苗兒。那時我才十來歲，腰腿柔軟，相信四五十歲的叔叔阿姨一定比我更難熬。勞動的大田裡時有宣傳員站出來念語錄，所謂鼓舞鬥志吧，念得最多的當屬「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除了語錄他們還念一些自編的段子，比如胡ⅹⅹ阿姨在五七那天編了「歲歲五七，今又五七」的詩詞。那是模仿「歲歲重陽，今又重陽」，但比其他作品還強一些，讀不出是讚美還是反感，感慨卻是一定的了。
鋤到苗掉時就該休息了，這時伙房送來開水。後來我因生病也送過水，那活兒輕省，只要早點兒從廚房動身，擔擔歇歇，悠哉游哉，到了這時候，田野也好看了。挑到地頭，勞動人民都拿你當寶貝，圍上來瓢水喝，然後就是最經典的問題「今天食堂吃什麼？」食堂是當時大家最關心的地方。時隔四十年，雖然個人記憶選擇和側重不同，但對食堂的思念卻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