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時代控制思想的特點
事實上，中共建政以後，中共將中國在國民黨時期所開辦的報紙雜誌廣播全部接收，並「改造」為中共控制下的「以人民日報為龍頭」的「社會主義新聞事業體系」，新華社即中共1931年在江西瑞金成立的紅色中華通訊社，《人民日報》前身即為中共華北局機關報。從此中國大陸只剩下兩家形式上為所謂「民主黨派」主辦但歸中共領導的《文匯報》與《大公報》。
理解中共新聞控制的關鍵並不在於報紙由誰開辦，主要是看中共控制新聞的政策與管理方式。對1978年改革前實施的新聞媒體管制，國際社會由於對蘇式新聞管制比較了解，因而相對容易理解。那時中國社會處在毛澤東的鐵腕統治下，沒有任何思想自由。國人形容當時的情況是「10億人1個大腦」，即毛澤東的大腦。「聽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不超過當局允許的範圍發表言論，是每個中國人都必須恪守的行為規範。而毛控制社會的方式是發動群眾，在群眾中培養「積極分子」，讓「積極分子」自覺監視周圍人群，並鼓勵人們以各種形式告密，名曰「檢舉揭發」，告密者會得到各種獎勵。以任何形式記錄下來的不同於官方版本的個人思想，只要被人偷窺到，都會給本人及其家庭帶來滅頂之災──那時的中國根本沒有個人通信自由這一說，任何單位的領導與同事都可拆看他人信件，尤其是在政治上受到歧視的所謂「地富反壞右」等人的信件。至於對報紙的管理，毛的方式極其簡單明了，即「報喜不報憂」。他講過：「假如辦十件事，九件是壞的，都登在報上，一定滅亡。[3]」按此精神，中國的報紙其實只有一個聲音，即毛澤東與中共中央的聲音，而中共中央的聲音其實也就是對毛澤東意圖的解讀而已。總之，毛時代不斷發動的各種政治運動，以及用於懲治思想罪與言論的「反革命罪」，被擴張到了非常荒謬的程度，不僅各種因懷疑官方思想的而成立的「學習小組」成員被以「反革命罪」處以重刑（經常是死刑與無期徒刑），即使是稚齡小孩呼喊一句「打倒毛主席」的口號，也會將其家長抓起來處以重刑，理由是「小孩不懂事，背後一定有家長教唆」。
這一時期由於思想控制極其嚴厲，再加之中共實行愚弄民眾的意識形態教育，中國與西方文化價值觀幾乎處於完全隔絕狀態，中國人民中的絕大多數對中共政治體制甚至連懷疑的能力都不具備，因為他們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另一種更有價值的生活存在；加之中共用極其嚴酷的方式鎮壓，除了被鎮壓者本人受盡種種折磨而死，如張志新被割喉管後再處死刑、李九蓮被活體取腎後再被槍斃等，其家屬子女也被打入社會另冊，受到嚴重的政治岐視。在這種紅色恐怖統治下，絕大多數中國人不敢越雷池一步，在中共科層組織中任職的各級幹部也知道如何做才能保住官位並升官晉爵，對於何種言論思想是異端也處於一種自覺的防範當中，比如常有人檢舉鄰居同學熟人當中有人收聽台灣與美國之音等「敵台」而獲表彰，因此中共控制新聞媒體的方式反而極其簡單，因為沒有任何報紙的編輯與記者想到要在報紙上發表與「毛主席、黨中央聲音」不同的意見，也根本沒有人可能將任何稍帶批評性質的報導發表出來。尤其是到了「文化大革命」當中，毛澤東將在1949年至1966年之間中共統治期間的作品都統統貶稱為「17年資產階級與修正主義文藝路線的產物」，即使作者在作品當中對黨與毛澤東持歌頌態度，還是常常被指斥為「別有用心」，借古諷今，指桑罵槐等等，因而受到嚴厲批判。由於思想文化控制已經達到了「10億人觀看8個樣板戲與幾部小說」這種登峰造極的程度，這種控制反而極其簡單與直接。在中共官方的宣傳里，「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新聞自由」一直被貶稱為資產階級的腐朽文化，這種影響至今猶存，只是不再在官方媒體上公開出現而已，但每逢整肅思想異己者時，這套老調還是免不了重彈。
[3]1959年7月23日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