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短命的咸豐朝，人們往往嘆息的是那萬園之園的"圓明園"被焚毀的慘象和簽訂最多喪權辱國條約的苦命天子。然而，以往的史著卻忽視一個現象，那就是大清帝國統治權力出現的分裂。恰恰也正是這種分裂，是的大清帝國最終走到了歷史的盡頭。
咸豐皇帝，愛新覺羅氏，奕詝在位的十一年的權力分裂現象，彰顯於軍事和外事兩個領域。
滿清入關後內戰不斷，還在皇太極時期，滿洲已將明朝"以夷制夷"的策略，顛倒成為"以漢制漢"，利用明朝降將降兵"為王前驅"。但在南明列朝敗亡以後，清廷卻面對尾大不掉的漢族新軍閥，被迫繼續用戰爭手段平定三藩和台灣鄭氏政權，而後又與邊疆諸族叛亂者兵戎相見。這一連串大小內戰，除征台外，均以八旗軍隊為主導，而以綠營漢軍為輔助。就是說滿洲權貴總在控制兵權。
然而，乾隆末嘉慶初，清廷面對白蓮教造反已暴露八旗、綠營的軍事無能。時至道光中葉發生清英鴉片戰爭，清廷重用滿洲宗室與綠營宿將，對付英軍北侵，卻無不一敗塗地，甚而不戰即潰。茅海建的名著《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對這一史實有深刻的揭示。
咸豐帝初即位就碰上太平天國造反，沒幾年又碰上英法聯軍趁火打劫。以這個紈絝皇帝為核心的滿清朝廷，雖被迫"重用漢臣"，骨子裡並不信曾國藩等南國士紳為" 保家"而真"衛國"。因而，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即派偏師北伐，英法聯軍一再北上威脅京津，咸豐帝仍指望八旗軍事權貴挽救危機，特別寄希望於蒙古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統率的蒙古旗軍。
滿洲八旗以滿蒙世襲武裝為骨幹。滿軍旗人早由咸豐帝族兄奕山、奕經在鴉片戰爭中腐敗無能而證明爛到骨髓。蒙古旗軍也在變，由咸豐三年（1853）十月皇帝嚴禁"蒙古人沾染漢人習氣"，取漢名習漢文《清史紀事本末》，可得左證。
但僧格林沁麾下的蒙古旗軍，似乎例外，還保持蒙軍的剽悍傳統。咸豐九年（1859）五月英艦再次進犯大沽炮台，被僧格林沁部打了個措手不及，損失炮船數艘、洋兵數百，使咸豐帝聞捷更以為僧王是捍衛京師的最後希望，唯恐他有閃失，於次月英艦反攻而直驅塘沽之際，特下手詔，致僧王。
手詔僧格林沁曰："握手言別，倏逾半載。大沽兩岸危急，諒汝憂心如焚。惟天下大事，在京師不在海口。若有挫失，總須退保津、通（通州），萬不可寄身命於炮台，為一身之計。握管悽愴，汝其勉遵。"（引見《清史稿》文宗紀咸豐十年六月辛卯。）
你看，皇帝多麼仁慈，甚至勸僧王千萬不要犧牲性命以報答君王，完全不像其高祖雍正、曾祖乾隆那樣因前線兵敗即臨陣殺將；但皇帝又多麼明智，他勸僧王勿因戰敗而棄大局，需識"天下大本在京師"，唯有最終成功地捍衛北京，才是真正忠君即衛國。那手詔的語氣尤可玩味，自雍正帝致年羹堯那些手詔之後，一百多年裡何曾見到皇帝示大臣又如此親切像對家人的這類親筆信？
很可惜，據清代官史，僧格林沁王之忠勇，可比滿洲薩滿教崇拜的關瑪法（瑪法即滿語爺爺，指《三國演義》描述的蜀將關羽），其時運更不濟。他失塘沽，丟天津，絕非"大意失荊州"。而咸豐帝信用的另一滿人勝保，更不爭氣，在京郊八里橋一戰，竟慘敗於英法聯軍中孱弱的法軍，致使法軍統領因此役而被拿破崙三世封為八里橋伯爵，可謂"世無英雄，遂令豎子成名"。用不著說，失去僧王、勝保的滿蒙八旗餘部的最後屏障，咸豐帝除拋棄圓明園聽任英法聯軍蹂躪，豈有別擇？
咸豐帝率其妻妾親隨，一溜煙地奔逃熱河，留下殘破的首都，更留下殘破的山河。那時太平天國造反，引發的全國內戰正如火如荼。由曾胡左組建的湘軍各集團，不能說不關注英法聯軍侵占帝都，也向清廷申請"勤王"，但這最終證明是空話。英法聯軍不是"火燒圓明園"了麼？英法侵略者不是逼出北京條約後就撤出北京了麼？咸豐帝不是認可新一輪"國恥"，卻拒絕回京，而終於病死承德麼？
諸如此類現象，看似古怪，實則不怪。沒有了圓明園，教紈絝皇帝如何與妃嬪取樂？沒有了"天子"權威，教大清皇帝如何應對"外夷"而保存天朝上國體統？沒有了高曾以來百多年的皇帝獨斷一切的權力，教滿清七世大君如何向列祖列宗稟報政績？咸豐帝雖體弱多病，未必預料年方"而立"，就會龍馭上賓。但他生前已被迫同意皇弟恭親王與留京王大臣，與英法俄美諸國談判簽訂的種種不平等條約，尤其被迫同意恭親王等在京設置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在清代前所未有的這個衙門，接管了向來由清帝本人把持的外事權力。
那以後到辛亥革命迫使清帝遜位，凡五十年，外事權力能否由在位君王或僭主直接操控，成為晚清政治的大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