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別林與梅蘭芳等人1930年於梅蘭芳訪美期間的合影
1930年8月，一位著名的學者從美國哈佛大學講學歸來，見到胡適時說美國只知道三個中國人，即蔣介石、宋子文和胡適。胡適笑道︰「還有一個，梅蘭芳。」 梅蘭芳之所以能成讓美國知道的「還有一個」的中國人，蓋因從這年2初月到6月末他在美國巡迴演出，大獲成功，使美國人第一次「見識」了有我國「國劇」之稱的京劇，引起轟動。梅蘭芳的美國之行是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更是當時中國「萬眾矚目」的大事，不過30年後梅蘭芳本人的回憶錄《舞台生活四十年》，對這一段「生活」卻絕口不提，而不久前的電影《梅蘭芳》對此也僅一筆代過。
梅蘭芳赴美演出，具體事務由他的「智囊」和「戲袋子」齊如山精心打理，可謂功莫大焉。更難得的是，齊氏確是歷史的「有心人」，歸國後寫下《梅蘭芳游美記》，詳細記下了此行的點點滴滴——不僅記下諸如此事如何促成、怎樣籌措演出經費、如何尋找美方「經紀人」、演出盛況、美國政學各界及從戲劇專家到普通觀眾的反應等「大事」，而且細到中美舞台對比、所乘舟船所住飯店價格及房間是否有浴室、參觀好萊塢各電影公司名字、甚至出國前為防在外國「出洋相」在西餐館如何練習吃西餐並且連參加「演練」人員的名單都一一「記錄在案」，具有豐富的文化、社會、政治、經濟史的史料價值。
到美國演京劇，國人當時都認為是匪夷所思之舉，這個動議，最初卻是好幾年前，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Paul Reinsch）向北洋政府時的總統徐世昌提出的。因為他曾看過梅蘭芳的《奔月》，所以在他辭職卸任、徐世昌為他餞行的宴會上說︰「若欲中美國民感情益加親善，最好是請梅蘭芳往美國去一次，並且表演他的藝術，讓美國人看看，必得良好的結果。」由於在座者對此皆以玩笑視之，芮恩施進一步強調，這話並非無稽之談，他深信藝術欣賞、理解最少國界和民族障礙，因此用藝術「溝通兩國的友誼，是最容易的」，他還舉例說，以前美國和義大利兩國人民有不十分融洽的地方，後來義大利一位大藝術家到美國演出， 「竟博得全美人士的同情，因此兩國國民的感情親善了許多。所以我感覺到以藝術來融會感情是最好的一個方法。何況中美國民的感情本來就好，再用藝術來常常溝通，必更加親善無疑。」芮恩施曾是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政治學教授，1913年出任美國駐華公使，1919年巴黎和會的決議傳來，他認為列強出賣了中國，尤其是美國總統威爾遜出賣了摯友中國，出離憤怒，幾經猶豫，最後還是決定與威爾遜絕交，並宣布辭職。由此可見，他提出梅蘭芳訪美，增進美國社會對中國的了解和友誼，並非偶然。具體在美國聯絡、極力促成此事的則是後來被「別了」的燕京大學校長、後任美國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登（Stuart,John Leighton）。顯然，此時他們就知道「軟實力」的巨大作用，而近代以來文化交流幾乎一直是「歐風美雨」向中國的單向度流動，所以他們主動提出讓梅蘭芳赴美演出以增加美國對中國文化、中國人的了解確實難得。這種文化流動的「不平衡」當然不可能因一兩次演出而改變，但作為美國人，他們儘可能增強中國文化對美「輸出」的良苦用心則不可不察。
但梅蘭芳劇團是私人劇團，訪美演出完全是民間行為，與美國演藝界聯繫自然頗費周折。從提出此議到最後成行，將近十年之久。
首先要解決的是經費問題，司徒雷登和辛亥革命功臣、國民黨元老同時又是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事變的李石曾積極活動，發動為梅捐款，功莫大焉。而美國的邀請單位，幾經周折最後由1926成立的「華美協進社」發出邀請信；「華美協進社」是由胡適、張伯苓、梅貽琦和大名鼎鼎的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JohnDewey ）等幾位中美學者共同發起的，是一個以促進中美文化交流為主旨的非營利性團體，成立後的首件大事，就是邀請梅蘭芳訪美。對梅的訪美，胡適大力支持，梅蘭芳不僅多次與居住在上海的胡適通信，還幾次專程到上海拜訪，向胡適了解美國的風土人情，觀眾的愛好和欣賞習慣、美國劇院狀況等等，胡適總是給以詳盡的介紹，從整個出訪的演出策略到演出劇目的安排、角色的搭配等，胡適都積極地出主意。胡適後來曾談到:「他(梅蘭芳)每晚很賣氣力的唱兩齣戲，招待我們幾個人去聽，給他選戲。那時一連看了好多夜。梅蘭芳卸妝之後，很謙虛，也很可愛。」胡適還用英文寫了一篇宣傳文章《梅蘭芳和中國戲劇》，被收錄在一位名叫歐內斯特·K·莫的先生編纂的《梅蘭芳太平洋沿岸演出》的英文專集中。在美期間，胡適的老師杜威設盛宴款梅，以杜威在美國學界、文化界的巨大影響，自然有「轟動效應」。所以，梅回國後，再三向胡適表示深深感謝。在美聯繫劇場，良非易事，「梅黨」對劇場提出了非常嚴格的要求︰劇場主人「須以極優的禮貌對待梅君」、 「須給梅君自由演輟權」、劇場的級別要高、劇場不要太大因恐不易滿座、劇場主人對梅的演出不能報完全的商業態度。又是司徒雷登在美積極聯絡，終於找到合適劇場。
促成他赴美演出的這些人物，芮恩施、司徒雷登、李石曾、胡適乃至杜威，在幾十年後全都成為「最最反動」的人物；而「美帝」也成為「最兇惡的敵人」 。在新建立的社會結構中，梅蘭芳也必然被組織進來，對政治開始「覺悟」。 1955年第9、10兩號合刊的《文藝報》發表了梅蘭芳批判胡風的文章「偽善的假面具和惡毒的真面目」，文章很短，只是表態性質，但說明他已不能脫離「政治」。其實，如果他不識時務地提到這些人物，當時也不可能公開發表。 1961年8月8日梅蘭芳逝世，11日的《人民日報》登載了由新華社發布的「梅蘭芳同志小傳」，只提1949年後的四次出國︰1952年到維也納參加世界人民和平大會，1953年赴朝慰問演出，1956年率領中國訪日京劇代表團到日本訪問演出，1957年參加中國勞動人民代表團赴蘇慶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而對他1949年以前訪日、訪美、訪蘇這三次對他藝術生涯有重要影響的出國演出卻隻字未提。另外，幾十年來齊如山對梅可謂恩重如山，但梅後來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中卻少有提及，因為齊如山在1948年去台，在那個特殊的時代，去台灣即是罪大惡極。
又是幾十個春秋過去，這些人與事現在已漸漸「脫敏」而歸於平淡，開始被「去妖魔化」，但電影《梅蘭芳》對此卻仍完全迴避。而且，對以齊如山為原型的邱如白，更是無中生有地「添加」了許多負面元素，形象被嚴重歪曲，這可能是為了增強戲劇性，但更可能是因為齊的去台因此可以大膽歪曲。從這些省略和歪曲，倒可以窺見《梅蘭芳》「生產者」（投資方、製片人、編劇、導演）的心態與心境，或許情有可原，終究令人遺憾。心態心境的不同，相同的導演拍相似的題材，水準便完全不同，甚至判若兩人。同是陳凱歌導演，同是「戲子人生」，《梅蘭芳》與《霸王別姬》間的差距簡直不可以道里計，真可惜了藝術才華逸群超眾的陳凱歌，浪費了絕佳題材的「梅蘭芳」，能不令人遺憾深深？此種心態，當然不能或主要不能歸咎於「生產者」，而在於基本的「生產環境」。在這種「生產者」不得不謹小慎微、創造力大受限制的「生產環境」下，文藝還想高度繁榮？還想產生具有世界影響的「軟實力」？我早就說過，對藝術的繁榮而言，寬鬆的「制度環境 」，遠重於金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