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也有一位上海「新疆知青」維權代表，因為爭取上海知青返滬回家而獲刑入獄，1984年被刑滿釋放。
五十年前，大批紅衛兵上山下鄉前，上海市一批批青年被送往新疆「支援邊疆建設」。這批人總共有十萬，現在都年逾花甲了。雖然大部份人回到上海，即「新疆返滬知青」，但大部分人境遇悽慘，所以今年上海在4月和11月發生兩次「新疆返滬知青」千人維權示威抗議。
上海距離新疆遙遙萬里，一頭是中國最時髦的直轄市大上海，另一頭是漫漫黃沙的大漠荒原。到底是什麼歷史原因，在五十年前開始了一個由上海到新疆的人口大遷徙運動？
事情回溯到1962年。多年經營新疆的「新疆王」王震到塔里木墾區視察時發現，由當年十萬集體轉業官兵組建的建設兵團，還是那些老兵,沒有新人；留下來的老部隊成員，有百分之八、九十是光棍漢。王震有了危機感，他的屯墾戍邊大業面臨後繼無人。
當時正是三年大饑荒時期，到哪去找新勞動力，特別是女青年，要給那些老兵們找老婆。理想的是能有大量漢族知識青年從內地移居過來，讓他們一邊「屯墾」，養活自己；一邊「戍邊」。從內地往新疆多移民漢族人是中央的國策，這叫「摻沙子」，嚴防維族人謀反。
這樣一舉幾得的好事，怎麼落實？王震把眼光投向了上海市的稠密人口和時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的柯慶施。他親自起草了一份呈請國務院的報告，要求組織、動員大批上海青年去新疆安家設籍，支援邊疆建設。周恩來批准報告後轉給了上海市委。62年底，上海開始了家家戶戶的「支邊」動員。
柯慶施是「毛的好學生」，當時上海在全國是有名的極「左」，張春橋是柯培養提拔的。柯慶施推行毛的「與工農相結合，加強思想改造」等左傾思想的路線政策不遺餘力。再說，王震的報告正中柯慶施下懷，既緩解了上海市就業壓力的燃眉之急，將城裡「吃閒飯」的無業、閒散人員轟出上海，還可以藉機為上海在政治上「清場」，把那些不可靠的「社會青年」清除走。那些「社會青年」，很多是因為「出身不好」而不能升學和就業的，從而淪為「二等公民」。去新疆支邊的主力，目標就鎖定在他們這批人身上。
文革開始後，因大學不招生，工廠基本不招工，商業和服務行業處於停滯狀態，城市初、高中生既不能升學，也無法就業。毛澤東自然也借鑑上海知青去新疆的「成功經驗」，號召上千萬的紅衛兵們去農村、邊疆「接受再教育」。外媒質疑：「為什麼毛沒有讓知青在工廠里接受最先進的工人階級的再教育，而一定要讓『次先進』的貧下中農承擔教育知青的重任？」這就戳破了毛的騙人的把戲，「變相失業」才是實情。毛為轉嫁危機，不顧國家民族的利益，誘騙坑害了一代青年。
上海支邊的老知青比文革中「大撥轟」的知青境遇更慘。當局為阻止他們返城，不承認他們是「知青」。為這個「知青」的名份，他們和各級政府抗爭了多年。三十年前，那位蹲了四年大獄的上海老知青，就是為求得他們十萬人也能享有和其它地區知青一樣返滬回家的權利而獲罪的。文革結束了，他們的噩夢遠沒結束。上海老知青們是最早離家，卻是最晚踏上漫漫回家路的，他們腳下的路坎坷而漫長，在外面等著回家的時間也最長。
這十萬人里，少有幹部子弟，多的是「黑五類」子女。中途「跳槽」的人很少。女青年希望嫁離兵團，男的基本沒有出路。兵團生活無聊、單調，勞動強度大，還吃不飽。很多人絕望了，精神錯亂和自殺的人不計其數。
在上海，當初是毛的階級鬥爭把這批老知青邊緣化了，被柯慶施當作「包袱」甩出去的。半個世紀過去了，在大漠裡苦熬半輩子返滬回家，依然是衣食住行無著落，還是當年出走時的無業、閒散人員或下崗工人，居社會底層，被「一切向錢看」大上海更加社會邊緣化了。他們的人生軌跡，從起始的低點，經歷五十年走了一個怪圈，如今又回落到了開始時的低點上。不同的是，歲月無情，離家時，一群風華正茂的少男少女，回家時，已是兩鬢斑白的古稀老人。他們曾經有過的青春和年華都留在了戈壁荒原上。他們受的苦，遭的罪，那些拋灑的血汗，不但沒有被寫在拓荒者的「豐碑」上，反而釀出「訪民」被打壓，被截訪、抓捕、坐牢。「我們是共產黨的犧牲品，真冤啊！現在連喊冤都不讓？」
「新疆返滬知青」對中共由開始的寒心變為現在的憤怒。五十年的親身經歷驗證了，中共沒有一點的進步改善，反而更惡。無論是殺人如麻的王震，暴君毛澤東，道貌岸然的周恩來，還是當年的柯慶施、今天的俞正聲，中共各時期領導人，在任何時候，都會為維護共產黨的利益而不惜犧牲人民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