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
仲維光：方勵之先生的生平與思想 上
在以科學思想為中心進行討論和從事社會工作的知識分子中，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是和許良英、金觀濤不同的另一類型的代表人物。他的年齡在許良英和金觀濤之間，所受的教育和在社會中的經歷既有和上述二人分別相似的地方，也有和他們不同的地方。他的專業是天體物理學，然而，自七十年代初期起來，他所從事的科學研究的方法和思想和僵化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教條產生了激烈的衝突。
忠實於科學研究的道德規範，也即是忠實於科學研究的文化，使他開始背離正統的意識形態框架，並且最終和統治者─共產黨，分道揚鑣，成為八十年代中國大陸最有影響力的持不同政見者。方勵之對於科學、科學方法、科學思想和社會問題的看法及其歷程，十分典型地代表了在極權社會中真正忠實於科學文化的知識分子所必然面臨的問題和境遇。
1.在逐漸走向封閉的極權社會中成長起來的一代科學工作者：
在共產黨統治中國大陸後，最重要的反叛群體出現在六十年代末期七十年代初期，他們的主體是在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期還沒有上大學的那一代中學生；然而，在反叛的學術界最具有思想影響力也是最重要的持不同政見者的卻是方勵之，一位共產黨統治大陸後不久進入大學學習的大學生。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現象，它不僅可以使我們更深刻地了解共產黨統治中國後的各種變化和現象，也可以使我們更好地了解各種類型的知識分子的特點。
A.青少年時代的方勵之：
方勵之生於一九三六年，一九四六年他考入北京四中，在共產黨一九四九年統治中國大陸時，他已經考入高中。一九五二年，他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他認為，在四中的六年中學學習深深地影響了他以後的生活。四中的教育之所以令他難以忘記一是因為教他幻想，給他啟蒙的老師給他留下終生難忘的印象。「另一個原因是四中的目的是造就富有靈性的人，而不是工具。如果學校的目的是把人訓練成統一規格的社會工具，統一尺寸的社會零件，那就失敗了。教育，特別是中學教育，造就的是人，是能獨立思考的人，是獨立行動的人，是具有社會責任感的人，是有文化價值觀念的人。中學，正是一個人的獨創，志趣和追求萌發的時候，那時，如果他的獨創能得到愛護，他的志趣能得到扶植，他的追求能得到養育，這樣的教育怎能不在記憶中留下永久的刻痕呢？」方勵之說，他很幸運，四中給他的「正是這樣的愛護、扶植和養育。」（32）
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六年方勵之在北京大學物理系學習物理，他學習勤奮，成績十分優秀，為以後的科學研究工作，也為他整個一生的其它工作打下了良好的知識和思想基礎。造成方勵之這一代和金觀濤這一代不同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青少年時代的教育環境。方勵之處於一個社會制度變遷的時代，在他的高中和大學時代，社會迅速地向全面意識形態化發展。在這段時期中，知識分子一批一批地遭受到整肅，學校開始不斷地受到政治運動的衝擊，可以說到一九五七年，共產黨在整個中國大陸社會基本上完全了完全意識形態化。正是在這樣一個轉折的時代，使得方勵之得以不像金觀濤那一代人那樣生活在一個完全封閉的時代，使得他有可能接觸到各種不同的知識分子和思想，受到良好紮實的教育和訓練。然而，我們同時也能看到這個時代在方勵之身上的另一面反映，即社會完全意識形態化過程在方勵之這一代人身上造成的影響。
B.相信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
方勵之在大學其間，並沒有表現出足夠的反叛和獨立的思想精神。相反，他基本上是沿著社會準備的道路走下去的。他像絕大多數人一樣擁護共產黨和占正統地位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只不過他試圖用自己的才智做的比別人更突出一些罷了。在大學其間，他連年被評為優等生，並且加入了只有極少數所謂優秀分子才有資格加入的共產黨。入黨在大陸是一種極其特殊的標誌，它使持有共產黨黨員稱號的人享有常人所沒有的好處。因此，在當時這不僅表明他成績優秀，而且表明他在政治上是相當主動地和占據統治地位的共產黨保持一致的。一九五五年二月，在北京大學共產主義青年團代表大會上，事先他和物理系的團總支書記等幾個人商量好，在會上突然提出教育應該培養有獨立精神的紅色專家這一問題，這立即引起了與會者的廣泛討論，然而卻遭到了學校黨委的批評。因為黨委認為，黨的教育方針已經十分明確地規定好了，用不著再去討論。
一九五六年，方勵之從北京大學畢業，由於他成績優秀、家庭出身好，並且是黨員，因此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工作。當時，由於史達林去世東歐的國家在政治上產生了一些鬆動，這一年夏季，中國共產黨也開始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勵之和他的大學時一些同班同學畢業後感到在社會上政治空氣壓抑，中國仍然缺乏科學和民主精神，為此他們決定給中共中央寫一封信，提出這些想法。但是這封信只寫了一個提綱，一九五七年六月開始了大規模的反右運動，他的幾個同學因此被定為右派，他也被開除出黨，並被下放到農村勞動。然而。上述一切卻並不說明方勵之叛離了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和統治，只能表明他在那時仍然對共產黨充滿幻想，並且依存於共產黨。一九七九年，共產黨為右派平反之時，方勵之又重新回到了黨內。但是，這時有一些覺悟了的知識分子拒絕再重新回到黨內。
C.富有成果的科學工作：
一九五八年，方勵之被調到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工作。從此他專心於專業研究。六十年代，他不但在教學上十分出色，而且發表了十幾篇學術論文。一九六六年爆發文化大革命後，他再次受到衝擊，但他仍然堅持學習與研究。本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天體物理學上出現了一系列重大的新發現：一九六三年發現類星體；一九六五年發現宇宙微波背景輻射，一九六七年發現脈衝星，這些新發現的天體和天文現象極大地刺激了天體物理學的發展。七十年代初期，天體物理學展示了廣闊的發展前景，因此，很多物理學家轉向了天體物理學。方勵之也敏感地把自己的研究方向轉向了天體物理學。一九七二年，他在科大組織了一個天體物理研究小組，同年他發表了第一篇天體物理學論文，「關於標量─張量理論中含物質及黑體輻射的宇宙解」（33）。一九七五年六月、七月，方勵之在學術會議上相繼報告了他的小組對於黑洞問題的研究成果，從觀測的角度提出了黑洞存在的可能性，並計算了由不同物態方程所得出的黑洞臨界質量（34）。一九七四年，國際天體物理學界發現了脈衝星雙星PSR1913+16，這為檢驗廣義相對論所提出的引力輻射的存在提供了條件。方勵之立刻認識到這個射電脈衝雙星非常可能是由雙緻密星構成的。後來觀測證實了他的推測。（35）到一九七六年，方勵之已經在天體物理學領域中做出了很多令人注意的工作，在一九六六年之後的十年中，這在中國大陸是十分罕見的。幾乎所有和他年齡相仿的同代人，在那些年中都受到環境的影響而無所事事。
D.科學研究和正統意識形態的衝突：
由於愛因斯坦的某些宇宙學理論是和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原理相矛盾的，。因此，宇宙學的研究在共產黨國家始終是一個禁區。方勵之在一九七二年研究這些問題，並且不迴避某些極為敏感的概念，這對於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家，對於那些俯首於當局的科學工作者來說都是不能容忍的。因此，在由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姚文元控制的《自然辯證法雜誌》，一九七三年第一期創刊號上同時發表了兩篇批評宇宙學的文章。其後，直到一九七六年姚文元等人被趕出中央委員會，雜誌不得不停刊為止，在這本雜誌上刊登了一系列的批評宇宙學的文章，而所有這些文章批評的對象基本上都是以方勵之為代表的科大天體物理小組。
這一衝突的首要問題就是，現代宇宙學是一門自然科學還是一種本質上只能適應宗教神學的需要的新神學。正統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已經有了關於宇宙的正確答案，用現代物理學方法對宇宙問題的研究是「在唯心論和形上學的世界觀的影響下，從根本上說，只能是自然科學這株大樹的枝丫上生長出來的一朵盛開的卻又不結果實的花朵。」「這種『宇宙學』，包括其中的各種流派，無一例外地都是『把自己在科學上的無能拿來誣衊宇宙』（培根），都是現代的新神學。」（36）
這一衝突的另一個問題是正統思想認為，宇宙模型或者宇宙解不是一種科學的概念和方法，而是唯心論的先驗論的哲學解。他們認為宇宙學是要「建立起一個一下子窮盡宇宙全部真理的宇宙模型」，「但是都失敗了」，因為「這是一個永遠不能達到的奢望」，「宇宙的整體沒有什麼數學解，物理解，但是有哲學解」。（37）
在具體問題上，這一衝突集中在大爆炸宇宙學上。大爆炸宇宙學提出的宇宙起源和宇宙在做膨脹運動的假說成功地和很多觀測結果相符合，但它的宇宙有起源論，時間和空間有限論，卻是和馬克思主義的時間和空間是無限的這一原理相矛盾，因此被正統思想的衛道士指責為是「現代的創世記」「一本道地的宇宙退化史」「科學的遮羞布」「政治上的鴉片煙」「力圖證明資本主義不僅不可超越，而且還可以無限地自我膨脹」（38）等等。
在這場涉及科學問題的爭論中，方勵之並沒有退卻，一九七五年他寫了「河外天體紅移現象是可以認識的」一文（39），一九七六年，又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天體物理組的名義發表了「試論現代宇宙學的發生和發展」（40）和他們進行了激烈的爭論。這場科學概念和正統思想的衝突一直延續到八十年代。
2.從物理學的思想和概念到作為意識形態的科學思想：
哈威爾認為，對於共產主義制度的深刻的危機，持不同政見者以一種與此相對立的理想與行動相抗衡。那些獨立的，互相合作的非官方的知識分子和社團的存在，有力地表明極權社會官方的意識形態的謊言是可以擊敗的。在《無權者的權力》（41）一書中，哈威爾提出「為真理而生活」這一箴言。他認為，如果每個人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中和職業上堅持說真話，至少不說假話，如果每個人在自己的工作上忠實於它所要求的職業道德，至少不昧著良心去積極從事違反職業道德的事情，那麼這種極權制度就失去了它的存在基礎，就會不攻自破。
方勵之七十年代以後的思想和生活歷程為哈威爾的這種觀點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案例。他從忠實於自己的科學研究─忠實於科學概念和科學研究的道德規範出發，和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產生了極大的衝突。由此，他進一步看到這種意識形態存在的社會和制度根源，並意識到自己不可推卸的社會責任。堅持儘可能講實話，在不能講實話的時候沉默，這使他成為八十年代中國大陸最重要的持不同政見者，成為共產黨最畏懼的知識分子。方勵之的案例再次說明科學和意識形態之間的衝突，它同時也表明，知識分子的良知，是動搖極權社會基礎的最有效力量。
A.從科學概念和科學思想出發對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的批評：
方勵之後來在回憶七十年代初期和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所產生的衝突時說，「自從一九六五年發現微波背景輻射之後，宇宙學越來越物理化開始吸引越來越多的物理學家從事這項研究，我們也就是這種被吸引者。可是，這種純然的物理研究，卻被斥為『為宗教服務』、『搞偽科學』云云。這些無知的哲學干擾，使我心目中的哲學形象頓時改變了。原來哲學總是和高尚智慧聯繫在一起的，現在則覺得哲學討厭極了。不能不下決心像轟蒼蠅一樣，轟走這些哲學，否則就無法有一個安靜的研究環境。」（42）七十年代末期以後，中國大陸的政治形勢雖然有所鬆動，但是科學研究和正統的意識形態的衝突並沒有減弱，方勵之利用這種形勢，從科學概念和思想出發，對於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批評涉及的範圍也越來越廣。他說，「宇宙學事件發生在十年『反常』期。由於那時一切反常，所以，上述類型的哲學干擾似乎也只是一時的『反常』而已。也就是說『反常』期里，是用壞的哲學以壞的方式去指導物理，故而造成錯誤。不過，仔細思考之後我沒有天真地接受這種『反常』說明。因為，歷史事實是，解放以來所有哲學對自然科學的批判，都是錯誤的。」「我們還可以看一件更早的史實。一九○八年成書的《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中用哲學對物理學家的研究作過具體指導，即對馬赫的時空理論的批評。現在應當有勇氣去說了，從物理學角度看，那些指導是錯的。它至表明指導者不懂（至少不了解）物理。應當特別強調的是，其錯誤並非是按今天的標準來衡量的結果，而是就當時的物理水平而言的。」（43）
七十年代末期以來，方勵之從科學研究出發對於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批評主要集中在一下問題上：
（1）宇宙學是不是一門科學；
（2）宇宙模型、宇宙解是不是一種科學的概念和方法；
（3）如何看待大爆炸宇宙學；
（4）宇宙是無限的還是有限的；
（5）時間和空間問題；
（6）物質是不是無限可分和一分為二問題；
（7）天體物理學中的「第一推動」問題；
（8）理論物理研究中的「大統一理論」；
（9）關於人擇原理，科學的「靈魂不死」等問題。
（1）宇宙學是不是一門科學：
在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中，對宇宙問題的看法是一個世界觀問題，它已經由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原理解決了。物質世界是一切存在的基礎，它永遠存在，永遠運動；宇宙無限，並且沒有起源，也不會毀滅。馬克思主義是最高的科學，因此，任何對宇宙問題的探索都是偽科學。對此，方勵之從科學發展的基本事實出發，堅持認為宇宙學是一門科學，對宇宙問題的科學研究是正當的。
方勵之在「圍繞著現代宇宙學的一場科學與假科學的論爭」一文中說，進入二十世紀以來，宇宙學發展到現代階段。由於人類實踐極大地豐富和提高，天文觀測的尺度已經達到一百億年及一百億光年的時空區間之上。這種深化提出了探索大尺度宇宙空間中的規律的新問題，並且發現了許多大尺度上所特有的系統性特徵。例如，河外天體具有普遍的、系統的譜線紅移；微波背景輻射具有黑體的譜型，並且有相當高的各向同性；在許多不同的天體上氫與氦的豐度比具有大致相近的數值；大多數星系都可以歸屬於不多的幾種形態等。這些現象表明大尺度現象和小尺度的天體系統並不完全一樣，必須系統地研究它的特殊的運動形式。近年來除在觀測宇宙學上取得了很多成果外，在對於宇宙的認識上人們也提出了很多有成效的理論。例如，天體物理學家提出了整個可觀測的天體系統可能正在做系統性的膨脹運動的觀念；認識到大尺度上的時空性質可能偏離歐氏幾何；發現某些化學元素的起源可能與大尺度天體系統的演化密切相關等等（44）。理論和觀測都表明現代宇宙學是一門科學，因此，方勵之說，「五十年代蘇聯對宇宙膨脹學說本身的批判，是沒有根據的，七十年代『四人幫』對大爆炸學說的批判更是宗教裁判式的對科學的扼殺。要健康地開展現代宇宙學的研究，首先應當打碎這些批判帶來的迷信和朦昧。」（45）
（2）宇宙模型、宇宙解是不是一種科學的概念和方法；
這個問題對非馬克思主義國家中的科學家來說本來是不成問題的。但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是建立在教條的反映論基礎上的，對他們來說科學是客觀現實的真實反映，因此建立模型的方法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原理。方勵之在這裡提出，模型的方法是自然科學中經常使用的方法，隨著觀測材料的豐富和精確，隨著理論分析的深入，人們不斷地摒棄不正確的模型，修正不完善的模型，並且提出新的模型，這樣就推進了人們對客觀世界的科學認識。他認為，人們對宇宙的科學認識，使得辯證唯物主義的宇宙觀奠定在越來越堅實的自然科學基礎上。哲學如果沒有自然科學，脫離開數學解、物理解的哲學解，絕不是唯物主義哲學，只能是唯心主義的玄想（46）。「的確，在他們這種觀點泛濫的那幾年間，有些熱心科學的青年，因為不明真相而上當受騙，對自然科學不做深入研究；僅僅根據一兩條哲學原則就來創造哲學宇宙體系，創造世界模式。」（47）
（3）如何看待大爆炸宇宙學：
在中國大陸，任何與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稍有衝突的理論都被視為禁區。「熱大爆炸宇宙學，甚至整個現代宇宙學，就是曾被他們判處『極刑』的理論。」（48）因此，直到八十年代初期，雖然大爆炸宇宙學在世界其它地區已被普遍接受，但是，在中國仍然是一個極其敏感的題目。七十年代末期，在報刊上談論大爆炸宇宙學甚至會產生轟動效應，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以後，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家還在報刊上不斷地攻擊大爆炸宇宙學及其它宇宙學和物理學中已經通行觀點。關於如何看待大爆炸物理學，方勵之從科學概念出發和他們進行了針鋒相對的爭論。這場爭論對科學界、思想界以及社會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方勵之說，哲學原則不能代替科學研究，自然科學的爭論只能依靠科學實驗來解決，而不能依靠信仰（49）。大爆炸宇宙學是科學地研究宇宙演化問題的一個學派。他列舉了熱大爆炸宇宙學的主要觀點，認為它最出色的思想是把化學元素（或核素）的形成和演化同整個宇宙演化的動力學聯繫起來，把核物理的成果同廣義相對論巧妙地聯合起來。（50）「在現有的幾種宇宙模型中，熱大爆炸是比較成功的一種，因為它能說明的觀測事實比較多，而且它的一些最重要的預言也被觀測所證實。正因為如此，這個學說受到廣泛的重視。」（51）他承認，大爆炸宇宙學也有自己的困難和難題，對於大爆炸宇宙學在學術界也仍然有不同看法，但是，「大爆炸宇宙學涉及的學多問題，是科學問題，只有用科學的方法才能加以解決。」（52）
（4）宇宙是無限的還是有限的：
關於宇宙是無限的還是有限的這一問題，方勵之說，它雖然今天還沒有完全解決，但是，人們的認識已經有了很大的深化。它和以前對於這個問題的爭論的最大不同在於，「以前的爭論是思辨式的，不同哲學觀念之間的辯論。現在，宇宙的有限和無限已經成為一個科學問題，即用觀測（或實驗）與理論相互比較以判斷是非的方法來研究的問題。」「自然科學的發展，使許多原來屬於哲學探討的問題變成純粹的科學問題。宇宙有限無限的問題就是這種趨勢的一個典型例證。」（53）
馬克思主義者在談論宇宙無限論時並沒有弄清楚無限和有限真正含義。首先，作為數學上的有限和無限，在非歐幾何確立之後就有多種含義了。「有限並非一定有邊界，無限並非一定無邊界。一個簡單的例子是，由無限的周長所包圍的面積，可不大於一個有限半徑的圓面積。」（54）作為數量或結構不斷突破的無限，實際上是受歐氏幾何及平直時空觀念的影響而對無限的一種直觀的理解。在物理上，如果空間是無限的，並且均勻地分布著各種星體和物質，那麼通過簡單的計算就會得到，白天和黑夜天上到處都一樣地亮。顯然這和事實是相矛盾的。
七十年代末期以後，方勵之不止一次地引述了愛因斯坦一九一七年發表的論文「根據廣義相對論對宇宙學所做的考查」（55），用以論證建立在牛頓力學基礎上的空間無限論是必須重新加以審查的（56）。雖然距離一九一七年已經半個多世紀了，但是，愛因斯坦的這篇文章，對於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占統治地位的極權國家來說，仍然是一個「新問題」。
（5）時間和空間問題：
在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原理中，「時間和空間是物質存在的基本形式」，物質是客觀的，因此，時間和空間也是客觀的，物質是無限的，因此，時間和空間也是無限的。方勵之利用理論物理和天體物理學的最新探索，對這個教條命題提出了討論。
他說，自從相對論產生以來，時間就喪失了絕對的含義，在測量時間時，只有明確地知道鍾是沿著怎樣的軌道運動，才能使用它進行含義明確的時間測量。然而，隨後出現的量子論給這種時間概念帶來了極大的災難，因為測不準原理告訴我們：任何物體的運動都有一種根本性的不確定性，以致我們原則上不可能精確地確定物體運動的軌道，並且我們原則上不能在十的負四十三次方秒以下使用時間概念。有界限的東西往往是有起源的，時間也應該是起源於沒有時間的狀態（57）。「在量子宇宙學中，時間不再是基本的物理量，它的使用是有限制的，時間概念開始使用之處，就是時間的起源，宇宙的原初。科學家正在探討宇宙原初的物理狀態及其是由什麼決定的。」（58）自一九八三年以來，劍橋大學的霍金（S.W.Hawking）等人致力於發展一種「沒有時間」物理理論，一九八四年他們得到第一個完整的宇宙自足解，儘管它還只是對幾個非常簡化的情況做了計算，不能算是正式宇宙的解，但是它已經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了可能。因此，對於「什麼是物質存在的形式」，以及「存在是不是非要有形式不可」等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問題，方勵之認為，它們將成為過時的問題。
（6）物質是不是無限可分和一分為二問題：
物質無限可分是馬克思主義的又一個教條。列寧說過，電子和原子一樣也是不可窮盡的；毛澤東更是強調，事物總是一分為二的，質子、中子、電子都是可以無限繼續分下去的。這種無限可分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對立統一、一分為二的原理上。至今，上述思想仍然在大陸的意識形態領域中占據不可動搖的統治地位，甚至絕大多數科學和思想的工作者都不能想像有拋棄這一「原理」的可能。例如，一九九二年七月四日，在紀念忠實於共產黨的核物理學家錢三強去世的文章中說，一九五五年毛澤東饒有興趣地同他討論了粒子物理問題，然後，「以他深邃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向他「闡述質子、中子、電子是可以繼續分的，事物總是一分為二的」。錢三強聽了這番宏論「很有豁然開朗之感」。（60）然而，方勵之從科學出發對這一教條提出了激烈的批評。
在八十年代，方勵之不只一次地直接批評了列寧和毛澤東的這一觀點。（參見43）一九八一年，他在「理論物理學的前景」一文中說，「今天，既然在經濟學領域我們已經從社會生活的發展中，對馬克思的絕對貧困化等理論提出懷疑，那麼，在物理學中，似乎再沒有必要把列寧的『電子和原子一樣，也是不可窮盡的』視為當然的結論了，因為它從來就沒有被證明過。」（61）在談到引力的量子效應問題時，他說，「而引力的量子效應卻會帶來一個新的能量尺度，在能量大於此值的範圍，時空本身不再是一個描述運動進行的連續背景，而是有明顯的引力場的量子漲落，因此不可能再談更深層次的物理結構。這個能量界限是十的二十四次方電子伏。這樣，無論在經典的或量子的引力中，我們都會遇到是理論物理終結的界限，或者是在起點之處不再存在物理因果律，或者是在十的負三十三次方厘米之下不再有更深的物理結構層次。」（62）
關於對立統一，一分為二問題，他說，自然界有很多基本問題並不像「一分為二」論者所想像的那樣，成對立面的存在。首先，宇宙中存在萬有引力，但是在科學史中一再證明沒有萬有斥力。康德曾經從「排斥和吸引相互鬥爭」出發，提出宇宙中也有萬有斥力，並以這兩種力作為他的太陽系演化模型的力學基礎，但是，拉普拉斯從力學的角度否定了他的觀點，因為為了說明太陽系的形成，並不需要既有引力又有斥力，而只有萬有引力就行了。在這種引力體系中，角動量是守恆的，這一點保證了旋轉和盤狀結構的形成。（註解63）自然科學發展到今天，更進一步證明不存在斥力的精度可以達到十的負四十次方，比光子不存在靜質量的精度還要高得多。但是，儘管如此，大陸的許多教科書還是在以康德的錯誤觀點為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一書做。同樣的問題是，自然界中有帶正電荷和負電荷的粒子，卻沒有相應的帶北磁荷和南磁荷的粒子。這種沒有萬有斥力和磁單極的科學事實，不僅不是今天科學的缺陷，即它未能顯示出世界的所謂「辯證圖景」，恰好相反，正是這些「不存在」為我們探索宇宙的極早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這其實也是亞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學和伽利略的新物理學的重大區別。（64）
（7）天體物理學中的「第一推動」問題：
對於馬克思主義哲學來說，「第一推動」問題也是一個禁區，它是一個唯心主義問題，一個宗教神學問題，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物質世界無限論和進化論。為了化解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方勵之介紹了天體物理學對這一問題的研究，認為這是一個科學問題，而不是一個哲學信仰問題。他說，宗教的「第一推動」說當然不是一種科學的論斷，因為它在超自然中尋求自然運動的原因。但是，國內流行的一般批判和否定都是錯誤的，這種流行的批判主要是依據兩條原理來進行的：一．宇宙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是無限的，二．世界是逐漸生成發展的，所以不存在第一推動問題。但是，問題在於宇宙在時間和空間上的無限性並沒有得到任何科學的證明；而且即使在經典物理學中，由於不能保證無限時間和無限空間之外是沒有存在的，因此堅持時間的無限性並不能避免「第一推動」的存在，堅持空間的無限性也並不能保證宇宙之外沒有為上帝留下居住的場所。（65）而依據宇宙是演化發展的原理，儘管可以消除第一推動是怎樣造出現在的各種物質之類的問題，但是，它卻仍然不能使我們迴避「第一推動」問題。（66）
（8）理論物理研究中的「大統一理論」和人擇原理：
近年來理論物理學家研究的「大統一理論」在中國大陸也是一個禁忌的題目，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事物是不斷發展的，人的認識也是不斷發展的。試圖尋找一種統一的能解決一切的一勞永逸的理論是不可能的，是資產階級沒落心理的一種反應。一九八一年，方勵之首先在一本擁有大量讀者的普及性的雜誌《百科知識》上，向人們介紹了物理學家正在致力的「大統一理論」。他從物理學的內容出發，激烈地批評了正統的意識形態。提出，「如果不是用本能而是用思考來自問一下，為什麼終點觀一定是反科學的？為什麼不可窮盡觀又一定是科學的？就至少會感到答案並不是顯而易見的。」「因此，我想，在討論理論物理的前景時，認真介紹一些『非標準』觀點，或許是值得的。」（67）接著他介紹了物理學史上的三次理論統一，第一次是牛頓力學和萬有引力定律統一了支配天體運行和地面落體運動的規律。第二次是麥克斯韋（Maxwell）建立了電磁理論統一了電、磁和光學現象。現在，人們則力圖建立把電磁作用、弱作用和強作用都包括在內的理論。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大統一理論。目前大統一理論的方案很多，進一步的實驗可望對低能狀態的進行某些檢驗。
（9）關於科學上的「靈魂不死」問題：
關於靈魂，一般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靈魂」是非物理的一種特殊的東西，另一種認為「靈魂」就是一種物質的運動，即原子和分子的運動。方勵之說，兩種看法都有問題，前者不能說明非物理的東西怎麼能支配人的物理行為；後者不能說明人為什麼會有自由意志。現在希望通過整體論來說明「靈魂」。整體論認為，物理學中的溫度，計算機中的軟體同生命現象都是系統的一種整體的表現，不能還原成局部性質之和。因此，「靈魂」可以看作是物質大腦的一種整體特性，相當於計算機軟體功能，它既不是非自然的，又不能還原成原子分子的運動，這種軟體功能，是通過社會實踐賦予的。並且「靈魂」也是可以提取的，當然這裡提取的含義與靈魂出竅的迷信說法是很不一樣的。把提取的靈魂賦予某個機器，代替人的軀體去做宇宙航行也是可能的。那種認為靈魂絕不可能複製的看法，是自古已有的「人類中心」觀念的一種反應。（68）
B.用科學化解完全意識形態化：科學與哲學關係的討論
七十年代，方勵之在天體物理學的研究中和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產生了衝突，深刻地感到了這種完全意識形態化的束縛和壓抑。因此，七十年代末期以後，他有效地利用了政治形勢的變化，從科學概念出發批評了一個又一個的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原理，並且進一步直接討論了科學和哲學，即科學研究和這種意識形態的關係。
一九七八年七月，在北京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舉辦的講習會上，方勵之做了「現代宇宙學及其哲學問題」的講演。在這次演講中，他除了從天體物理學概念的角度批評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原理以外，還批評了哲學上的「代替論」，他說，「企圖用一些『永恆不變的原則』代替實踐，甚至凌駕於科學實踐之上來作為判斷各種自然科學理論的標準，那絕不是自然辯證法，而是以自然辯證法為旗號來束縛科學的新教條。」「伽利略有一句話，很適合這種自命的『哲學家』。他說：『這些人甚至連這個稱號都不配，』『他們滿足於崇拜死人，他們不是以應有的慎重態度來進行哲學研究，而僅僅是用他們所背誦的幾條理解得很差的原則來談哲學』。現在是清除這些以背誦幾條理解得很差的原則來冒充辯證唯物主義，並強迫別人去對他們頂禮膜拜的新宗教的時候了。」（69）
一九七九年，他再次直接批評了列寧，認為他對他同時代物理學家的評價，「偉大的科學家，渺小的哲學家」，變成了一頂打擊科學家的帽子，這個問題也成了社會主義國家思想界的一塊不能問津的禁地。他說，「有一種習慣的經典觀點：自從彭加勒、馬赫之後，現代自然科學常常是由一些哲學上渺小的科學家推動的，或者最多是『不自覺地』運用了辯證法。總之，在這些人身上具體的科學成果是可取的，至於傳統的、精神的、哲學的方面則是不足道的。需要的不僅不是虛心，而是全面的批判。彭加勒、馬赫之後的科學家，在傳統精神哲學等方面究竟有沒有值得去虛心地學習的東西呢？這個問題是一塊禁地。」他認為，在這塊陣地上，現在也是採取一點科學的而不是教條的態度的時候。「世界上，指導著或影響著科學研究的思想、觀點、方法本身，就是一種哲學或一種科學的哲學。一個人在科學研究上取得了成果，怎麼能用『渺小』來概括指導他進行研究的哲學思想呢？一般說來，『偉大與渺小』這頂帽子本身就是荒唐的東西。科學史已經證明了它的危害。」他說列寧把馬赫批判為『渺小的哲學家』，進而把牛頓的絕對時間和絕對空間觀念用唯物主義觀點一詞來替代，再進而把這種時空觀說成無害，也就是正確的觀點，並且同時杜絕任何科學的批評和發展。我們應該重新評價這種哲學對於科學究竟起了促進還是阻礙作用。（70）
一九八○年十二月，他在一次學術討論會上說，「有人說要建立馬克思主義的三學（科學學、人才學和未來學。─筆者注）。這又有一個預設的論斷，即馬克思主義是行之有效的。然而，事實證明並非全是如此，許多標準的馬克思主義的預言，都已被證偽。」「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其內容都已經落後於時代了，應當改造。人類歷史中有許多不同的文化或文明時期，馬克思主義文化或者也可作為一段。一段時期的過去，也許並不是壞事，因為，人類總是脫掉舊思想才能進入未來的。」（71）
一九八二年十月，他在給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的一封信中再次對所謂「指導論」提出批評。他說，現在許多學習自然科學的人對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都非常疏遠，其原因在於這門學科的「老」「爺」氣。「老」氣是指其老氣橫秋，「爺」氣是指其霸氣，一切都要以它為指導。「自然科學工作者，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不僅在技術問題上，學術思想上是主人，而且在方法上、自然觀上和科學哲學觀念上也是主人。相鄰的學科之間的影響總是存在的，但是不需要『爺』式的『團結、教育、改造』」。（72）
在此以後，他更是多次明確地提出，「不要迷信所謂的『最高』『指導科學研究的原則』，這種『最高原則』方法並不是科學的方法。」如果「哲學與科學研究的關係是指導者與被指導者的關係，我是不同意的。如果進而認為存在著指導科學研究的最高哲學原則，那就更是錯誤的。」（73）哲學就像數學一樣，是物理學的工具，「物理學中包含著許多不同數學的貢獻，卻不存在一種『最高』的數學，物理學中包含有許多哲學流派的貢獻，但也不存在一種『最高』的哲學。實際上，大凡是真正的科學，都不會自稱為最高的。」（74）過去的事實表明，馬克思主義對於科學研究的指導「總是做出錯誤的結果，從來沒有正面的成果。這就是說，解放以來，所有的學術批判沒有一次是正確的。」（75）他認為，物理學家並不需要很有系統、邏輯連貫的哲學理論，但是，被他採納推崇的哲學思想，必定要在他的科學研究中起重要的作用。哲學家並沒有必要強迫自然科學家去接受自己的哲學，這在實際上也是辦不到的。「科學研究的價值有它自己的獨立判斷標準，並不以某位或某些黨政領導的好惡為轉移。培養這種精神是我國高等教育應當重視的問題。」（76）
方勵之的這些討論，對於化解這個社會的完全意識形態化起了很大的作用。
C.科學家的社會責任感：
七十年代中期以後，極權社會從政治上和思想上對於正常的科學研究的干涉逐漸使方勵之感到這個社會的不正常，他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這個社會的本質。這種認識使得他深切地感到一個科學家的社會責任感，因此，從七十年代末期以後，他越過了科學領域，對社會問題發表了很多尖銳的批評意見。與此同時，他還呼籲其他的科學家和知識分子要有社會責任感，一起來干預社會問題。在有關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問題上，愛因斯坦的很多觀點對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諸多的科學家和思想家中間，他之所以受到愛因斯坦的極大影響，除了愛因斯坦自身的偉大和方勵之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中不斷地接觸到愛因斯坦以外，七十年代中期以後大陸出版了許良英等人編譯的三卷本愛因斯坦文集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一九八一年，他在《中學生》雜誌發表的一篇文章中重新強調了愛因斯坦的下述觀點：只用專業知識教育人是不夠的。通過專業教育，一個人能成為一種有用的機器，但是不能成為一個和諧發展的人。學生必須對價值有所理解，並且產生熱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須獲得對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鮮明的辨別力。否則，他和他的專業知識就更像一隻受過很好訓練的狗，而不像一個和諧發展的人。（77）
一九八五年，他在北京大學舉辦的一次演講會上說，「對知識分子來講，有社會責任去推動社會。最重要的，經常講到理想、紀律教育。什麼叫理想，就是知識分子對社會有責任感。我們有我們的歷史責任，我們這輩人有我們的歷史責任，你們這輩人有你們的歷史責任，要儘自己的歷史責任。」（78）八十年代中期以後，他不只一次在文章和講演中引用愛因斯坦的話，知識分子對於世界上任何不合理的現象必須表示自己的態度，「沉默就會使我覺得是在犯同謀罪。」（79）他說，「自然科學家對社會上的任何事情，特別是當出現了不合理的、錯誤的以至罪惡的情況時，一定要表示自己的態度。如果不表態，就無異於幫凶─這是愛因斯坦說過的話，它清楚地表達了相當一部分自然科學家的觀點。」「既然物理學家始終追求整個自然界的統一、和諧、完美，那麼，在邏輯上他們怎麼能容忍現實社會中的任何不合理，不和諧以至罪惡的現象？物理學家追求真理的方法使他們非常敏感，而追求真理的勇氣又使他們要有所作為。」（80）很多科學家已經意識到「自己的社會作用絕不僅僅在技術方面，而要對整個社會負責。在自然科學界常常討論所謂科學道德問題。在我們國家，科學道德僅指的是學術上是否有抄襲、剽竊等等。
其實，這是相當狹隘的觀念。現在，科學道德討論的是：你具有知識，就應對人類負責，包括感知危機、提出警告……」（81）關於知識分子對社會發揮影響的方式，他認為，每個人的地位與條件不一樣，方式肯定也不會一樣，「有的人從科學角度，有的人從政治角度，也可以包括政權角度，即去當官，都可以包括在內。」與此同時，他對中國知識分子屈服並且主動依附於極權統治者的作法提出了激烈的批評。「中國知識分子這一社會集團本身有極大的弱點和濃厚的封建意識。它缺乏獨立的意識和價值標準，總是屈從於權力，總把自己的前途和仕途聯繫在一期。比如，在學術界，有些人對學術問題的見解不是以本學科同行的評價為最高的標準，而是追隨某些官員的意見或者報紙上怎麼怎麼說；再比如，在領導層，有不少知識分子一當官，原來唯上是從的特性搖身一變為唯我是尊，反作來打擊壓制知識分子。實際上這就是封建意識的兩個側面，都反應了中國知識分子自身的素質問題。」（82）方勵之認為中國知識分子面臨極為嚴峻的挑戰，中國社會能否向現代化、民主化前進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這一代知識分子自身意識的改變，「中國知識分子必須把屈著的腰挺起來，不要唯上是從，不要樣樣事情等待『上面』的旨意，更不要把自己的命運寄托在某某官員的恩賜上面。」「中國知識分子一旦表示出獨立性，立即就會顯示出它的力量，因為『知識就是力量』。」（83）
D.化解完全意識形態化的進一步努力─宣揚科學、民主和人權：
在天體物理學的研究中，方勵之和正統的意識形態產生了激烈的衝突，通過這一衝突，他逐漸看到極權社會的弊病，並深切地感到科學家的社會責任。八十年代，科學思想在方勵之手中逐漸變成了一種對抗正統意識形態的意識形態，方勵之利用科學和民主，後來又加上人權思想對社會現象乃至制度提出了各種批評。這些批評對於化解極權社會的完全意識形態化起了很大作用。
對於科學，方勵之認為，「要真正實現現代化得把西方科學精神引進中國。中國文化層次雖深但理絡不明，為要發展，就得吸收西方精神。」（84）「科學本身就是一種概念、觀念，而這種觀念的引進，才叫引進科學，你只引進幾個公式不叫引進科學，還可以進一步說科學與文化有密切的關係，只有引進一些新的文化上的因素，才能夠談科學。」（85）「整個來說，中國實際上缺乏知識的意識、科學的意識，在整個社會中缺乏這種意識。」（86）
他認為，中國知識分子以前對於科學精神和民主精神的理解是不對的。應該崇尚科學精神，搞文學的人應該學習科學，科學本身是一種文化，這種文化所帶來的精神不僅只是一個生產力。科學有許多精神的內容，學生應該要有。這些科學的精神包括，「求知的精神，理性的精神，實證的精神，這都是科學的東西，就是跟著科學發展起來的所獨有的精神。要用這些精神來掃除舊的。」科學中的求知、求真理的精神使得在科學中沒有一個使人迷信的絕對的權威，從而可以排除調任何教條主義的意識形態（87）。「中國要建設民主社會，在學術上要有獨立性，我研究的是學問，你（指統治者─筆者注）採取與否是另一回事。有學術上的獨立，才能有政治上的獨立精神。科學精神本身就有民主、自由的涵義。」（88）
從科學意識到民主意識，他認為，大學要允許自由探索，不受任何約束（89）。大學應該培養學生「在學問和知識上，在自己的科學領域中，應該有自己的判斷標準。每個知識分子在推動社會的作用上是獨立的。這是民主意識的起點。」（90）從學術角度講，民主化也是最重要的，如果沒有民主環境，學術界是無法發展的。（91）
他認為，知識分子（Intellectual）和技術人員（Technician）是有區別的。知識分子除了關心自己的業務，還同時想到社會，想到全局問題。並且知識分子的研究必須獨立於政府和領導，絕對不需要一個外來的干預。但是，中國的知識分子缺乏獨立性，有相當的依附性和工具性。這是長期封建式培養的結果，知識分子本身被異化了。在文明社會中知識分子越來越占主導作用，而中國的知識分子只是為政府服務的工具，並沒有形成影響整個社會，影響全局的一種獨立力量。這正是社會不發達的一個標誌。（92）
對於許多所謂知識分子宣揚的民主不適用於中國的論點，他說，「我相信，主張『民主不適用於中國』論者，將來也同樣會絕跡。因為，民主觀念，也無地域之分，是普適的，我還確信，這一次的絕跡，用不到三百年。」（93）但是，他同時強調，「民主絕對不是給予的，是靠自己爭取的。」「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覺悟，爭取到才是牢靠的，否則給予你的民主是會收回去的。」（94）「在中國，人們對民主連最基本的知識都不具備。我們得教育人們去了解民主，我們得明白民主不是統治者能賜予我們的。由上而下的民主，只能說明控制鬆懈了，並不成其為民主。民主的獲得要通過艱苦而不可避免的鬥爭。」（95）
八十年代中期以後，方勵之在討論民主問題時開始談論到共產黨社會最禁忌的人權問題。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關於人的問題，方勵之最多只是提到古典的人本主義精神是應該肯定的。一九八六年九月，他開始從民主問題談到人權問題。他提出：「『擴大民主』這種說法也不準確，擴大民主是由上到下，實際上民主是每個人的權利。作為這個社會裡的公民，我要盡義務，盡義務我就有了權利，這個權利就是我的政治權利，因此，我有權過問國家大事，有權撤換不稱職的幹部。這本來是很普通的常識，但這種認識在群眾中很不普遍，總覺得好事情是政府恩賜給我們的，不認為是自己努力得來的。在這個問題上觀念的更新很重要。我認為資本主義初期的一些觀念是先進的，如人本主義，我們應該發展它，不應該削弱它，要賦予它更新更多的內容。作為人，我應當受到社會尊重。我們要通過政治體制提高人的尊嚴，增強人的活力，使每個人獲得自由發展的機會，而不是像封建時代那樣，把人只看做一個順民，一個工具。」（96）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他對於人權問題的提法又進了一步，真正開始涉及一些基本的人權觀念。自六十年代以來，方勵之是中國第一個公開談論人權問題的知識分子，在八六年前後他也是中國大陸唯一一個公開談論人權問題的知識分子。他說，「上面給你民主則社會實行的並不是真正的民主。這一點涵義我要進一步說清楚，民主本身的涵義是首先承認每個人的權利，每個人去爭取這個權利，然後組成一個社會。一定要首先承認每個人有這個權利，不是上面給我們的與生俱來的權利。人權這個說法在我們國家非常忌諱，其實這個說法是很普通的。所謂人權，只不過說人生下來就有生命的權利，生活的權利，婚姻的權利，思想的權利，受教育的權利。這是很普通的，作為一個人來說，有與生俱來的權利，這些權利就是叫做人權。不要把這個詞看得非常可怕。」（97）他進一步提出,理解民主的關鍵問題首先就是承認每個人自己的權利，「民主是從下面來的，每個人自己有權利，或者用一個我們國家比較敏感的詞來說，即人權。人權，我們這裡不大敢說，其實人權是非常非常基本的東西。什麼叫人權呢？就是每個人生下來有活著的權利，即生存權利，我生下來我有思想的權利，我有大腦，除非白痴沒有思想。
到一九八七年夏季之後，方勵之已經開始把人權問題作為最重要的問題，不斷地強調民主觀念的基礎是人權，然後才是民主的方法問題。（99）他明確地說，「我要特別強調的是，我所講的民主概念和毛澤東講的民主概念是完全不同的。毛講的民主實際上是一種民主作風，就是領導人要聽取意見，或如現在提倡的對話。而我認為民主最基本的概念是人權概念，民主與人權不是一回事，但與人權密切相關，就是說，一個社會裡的人應當有自己的思想自由權、言論自由權、新聞自由權和旅行自由權。這些都是非常非常基本的權利。」（100）與此同時，方勵之不斷地強調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重要。
E.從天體物理學家到大陸中國最重要的持不同政見者：
七十年代以前，方勵之基本上專心從事科學研究，但是，這種研究不斷受到正統意識形態的干擾。在七十年代中期前後，在天體物理學的概念思想上，方勵之和自然辯證法產生了激烈的衝突。七十年代末期，方勵之為了衝決這種思想的桎梏，開始主動批評這種教條的哲學，並進而開始過問更多的社會問題，強調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八十年代初期，他在大陸的思想領域逐漸越來越有影響。八三年開始受到共產黨上層的注意和指責，但此後他仍然不斷地公開批評一些領導人的觀點和行為。八十年代中期，他在大學生中影響越來越大，終於促成了八六年底、八七年初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八七年初，在共產党進行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方勵之、劉賓雁和王若望被開除黨籍，在報紙上公開進行批判。但是，方勵之並沒有沉默，在八七年、八八年他更進一步批評共產黨制度和馬克思主義思想。一九八九年初，他公開呼籲釋放政治犯，呼籲民主人權，促成了海內外知識分子一波又一波集體簽名呼籲政治改革，呼籲民主的行動，最後釀成了舉世矚目的八九民運。方勵之從而從一位科學工作者成為中國大陸最有代表性、最重要的持不同政見者。
仲維光：方勵之先生的生平與思想 下
極權社會是一個完全意識形態化的社會，它是近代西方社會的產物。意識形態化的問題不僅是東方社會的問題，也是昨天和今天西方社會的一個問題，這種傾向在西方的左派和右派身上表現尤為突出。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解除意識形態是當代，既包括東方、也包括西方，在社會和政治範圍中的處理問題的前提和目標。當然，關於解除意識形態化問題也是引起爭論的一個問題，人們對此並沒有取得一致的答案。解除意識形態化論的支持者認為，解除意識形態化是科學、技術和文化高度發展的工業化國家的產物，是這些國家政治日益增長的複雜性的結果。在這些國家中，政治家將放棄烏托邦理想的絕對有效性，接受這樣一種態度：專心考慮解決各種現實問題；政治家將只被制度內所必然存在的問題所支配。但是，他的批評者認為，這種專心關心現實決策的傾向可能會在倫理或政治領域造成損害。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批評者看來，解除意識形態化不過是偽裝的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的暗渡陳倉，它的目的是用社會生活的非政治化掩蓋階級對立，鞏固和穩定資本主義社會。但是，無論如何，今天極權社會的現實告訴人們，化解意識形態化在促進極權社會解體和向民主社會演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對極權社會來說，不僅僅是一個意識形態的轉化的問題。因此，筆者在分析今天大陸社會的各種類型的知識分子的特點時，基本上圍繞著完全意識形態化，解除意識形態化，還是只是意識形態的轉化問題。
許良英、方勵之和筆者在「極權社會的完全意識形態化和科學思想討論」一文中所談到的金觀濤，在當代大陸社會中分別屬於不同的三代知識分子。在某種意義上，他們分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分析他們身上的各自特點，比較他們之間的不同可以使我們更好地了解極權社會、在極權社會中生活的知識分子，以及上述諸問題。
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取得統治，這是分析今天大陸社會發展和變化的一個重要的參考點：
許良英生於一九二○年，在一九四九年之前，許良英就已經完成了大學教育，形成了自己的知識框架，並且參與了共產黨的很多工作。方勵之生於一九三六年，他的青少年時代正處於大陸社會的轉型期。金觀濤生於一九四七年，他生長在穩定的共產黨社會中，是完全在共產黨教育下成長的一代人。
從這三個不同的知識分子身上，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時代和社會在他們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和束縛，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獨立的學術研究和追求，以及個人良知，使他們在極權社會的學術研究領域中和對社會產生的影響中產生了完全不同的影響。社會環境，自己的學術追求和個性是決定一個知識分子之所以如此的多種因素，反過來在這多種因素制約下的知識分子又對於他所處的社會發揮出極其不同的影響。
一．知識和思想的封閉性問題：
與金觀濤相比，許良英和方勵之在這個問題上顯示了不同的特點。
許良英的大學生活是在開放的社會中渡過的，他經受了紮實的基礎訓練和良師指導。雖然，他在大學學習和工作時，有很長時間處於戰爭時期，浙江大學遷移到深山僻壤，但是，許良英和他那一時代的人和同時代的學術卻一直是緊密相連。由此，使我們看到極權社會對學術和人性的摧殘比戰爭更為尤甚。
許良英青年時代奠定的基礎，良好的學術研究方法和開闊的眼界，影響了他的一生。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許良英的翻譯介紹工作，無論從其選題，還是最後成書的質量都顯示了這個特點。五十年代以後許良英的研究著述方法觀點雖然值得商榷，但是從他討論的問題和所引用的文獻，我們仍然可以看出他熟悉當代學術文獻和討論的問題。
和金觀濤這一代人對比，許良英案例再次告訴我們，觀察滲透著理論，良好的學術訓練和知識框架對是極其重要的。如果有良好的訓練和眼界，即使在如此封閉的極權社會中，一個人還是可以通過各種渠道和方法保持和世界的聯繫，對比許良英案例我們可以進一步看到共產黨培養的年青一代知識分子金觀濤等人的特點。
和許良英不同，方勵之是在一個社會處於轉型期時成長的，因此方勵之既受過前輩知識分子良好的知識訓練，同時在思想和意識形態上又顯示了走向封閉的特點。這一點反映在方勵之在天體物理學上的研究，他緊密地和當代學術聯繫在一起，在科學問題上絕對不隨意而為，嚴格遵守規則。而另一方面，方勵之在科學思想和政治、文化和社會問題上卻也在不同程度顯示了他的封閉性。在科學思想問題上，方勵之只了解到愛因斯坦等少數幾位經典作家的思想，在人文學科他所提出的問題，如全盤西化問題，對宗教問題的說法等都顯示了封閉社會的特點，他自己也多次承認他對民主等問題的看法不過是一些初級知識。造成這種情況並不能只用這並非是他的專業來解釋。方勵之在五十年代中期加入共產黨，五七年給共產黨中央的上書，八十年代呼籲青年人加入共產黨以改造這個黨，這些事實都是封閉的極權社會的產物。在思想基礎和眼界上，方勵之都顯示了極權社會對他產生的影響。
二．作為意識形態的科學思想：
在當代中國思想發展上，許良英基本上繼承延續的是五四以後對科學的理解。應該說五四以後對科學的理解和推崇存在著各種不同的思想傾向和政治傾向，在這些傾向中有經驗主義的，有馬克思主義的，許良英對意識形態的理解基本上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的認識。科學在許良英那兒很多時候是一種生產力，是發展經濟的有力手段，沒有科學就沒有生產的發展，沒有科學就沒有近代社會。在批評種種生態主義者、非理性主義者對科學的批評和反對意見之時，許良英認為科學是一種中性的卻有積極作用工具，它的進步或倒退作用完全在於使用它的人。近代社會需要科學這一工具，但是有效地運用科學這一工具卻又必須要民主制度來保障。
在另一方面，許良英又親自參與了在中國建立馬克思主義自然辯證法的工作。自五十年代以來許良英寫過許多宣傳自然辯證法，批評西方科學哲學、科學思想的完全意識形態化的文章。這些文章可以說是非常典型的教條主義的作品，它們從物理學、科學史方面對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教條做了詳盡的詮釋。這種意識形態化的特點在八十年代他的著作中依然還能看到。與此同時，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一門科學，在由此談到歷史和社會問題時，對於歷史發展、社會規律、必然偶然、科學理性等範疇的使用，或者說他在對歷史社會問題論述中完全繼承了三十年代以來具有唯科學主義傾向的馬克思主義傳統，科學又變成了和價值、世界觀相連的意識形態。在這一點上許良英事實上是站在了近半個世紀的科學思想和自由主義思想的傳統之外的。
對於方勵之來說，科學思想和概念則始終是作為一種對抗極權社會，化解完全意識形態的一種新的意識形態。方勵之基本上對科學哲學和理論了解不多，他把每一個他已經掌握的科學概念外延為思想，再外延到政治問題、社會問題，甚至歷史問題。這種外延，在開始反抗極權社會的完全意識形態化時是非常成功的，但是隨著問題的深入，尤其是接觸到真正的政治學、社會學和歷史學等問題時，這種意識形態式思想方法的特點，它的局限性就畢露無遺。
在科學思想和意識形態問題領域中，許良英、方勵之和金觀濤也有很大的不同。許良英和方勵之是按照自己的認識討論科學思想問題，許良英和方勵之的意識形態特徵是和極權社會相衝突的意識形態，而不是為極權社會的完全意識形態化服務。方勵之是以科學對抗化解完全意識形態化；許良英是以民主和科學作為意識形態代替舊的意識形態；但是，金觀濤則基本上是為占正統地位的政治和思想服務，為完全意識形態化服務。
三．化解完全意識形態化的極權社會的努力：
許良英和方勵之在八十年代的工作，尤其是許良英，主要是為化解極權社會，化解它的完全意識形態化的工作。這些工作雖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它代表了一種新的傾向。我們將從下述四方面對比概述他們所做的努力。
A.反省精神：
在許良英、方勵之和金觀濤身上有一個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反省精神。許良英一生在不斷地反省自己。七十年代以後許良英已經年過五十，然而，他覺悟到極權社會的種種黑暗，覺悟到自己走過的彎路，不斷地公開地在報紙和刊物上做自我批評，反省自己以往的錯誤，希望以此能喚醒更多的人，能更深刻地解釋極權社會的弊病。
和許良英相比，方勵之也做了很多對社會的批評和反省，但是，卻沒有對自己五十年代入黨等歷史做過公開的反省，在他自己提供的有關他的介紹文章中，到好像他自五十年代以來，入黨、上書共產黨中央等都是正確的（101）。
和方勵之和許良英相比，金觀濤則從來沒有對自己的思想和經歷做過任何反省和批評，在金觀濤那裡，他所受過的教育，他的思想，包括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後的一切都看不出和封閉的極權社會有什麼關係。從這一現象，我們也可以看出，這三類知識分子和完全意識形態化的極權社會的不同關係。
B.對極權社會制度的批評：
在對極權制度的態度上，許良英和方勵之基本上是一致的。從七十年代末期以後，他們對極權制度進行了不斷的批評，這種批評涉及多方面，從要求民主到呼籲人權，從要求科學研究無禁區到要求言論出版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許良英和方勵之的這些工作對極權制度產生了很大的衝擊，在社會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在這一點上許良英方勵之和金觀濤有著本質的不同。他們沒有想為統治者或其中某一派服務，也沒有像金觀濤那樣：認為共產黨的錯誤在於五八年後走得太快了；八十年代的共產黨改革將使他們可能走在全人類的前面，並且再次如十月革命那樣解決西方社會面臨的問題。金觀濤的目的是發展完善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而事實上金觀濤從來也沒有對制度和民主人權以及出版言論自由等問題發表過任何有損極權制度的言論。
C.對極權的教條思想的看法：
從七十年代以來，方勵之從物理概念和理論出發，對極權的教條思想進行了不斷的批評。八十年代，他更是直接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展開了批評，這些批評不僅對青年學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而且震動了那些被極權社會同化了的知識分子。方勵之從物理學出發對馬克思主義教條的認識論進行了批評，並以經驗科學為意識形態，在化解極權的教條思想方面，取得了非常有效的的成果。
與方勵之不同，許良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一門科學，科學是要人們研究討論的，因此要不斷地研究發展馬克思主義。在認識論、方法論問題上，許良英和馬克思主義沒有根本的衝突，他只是主張，在這種基礎上要不斷吸收新的科學成果和方法，修正馬克思主義。
許良英和金觀濤雖然都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兩者有很多不同。七十年代後，馬克思主義對於許良英來說是一門學說，而不是完全作為統治階級的思想出現的。但是對金觀濤來說，馬克思主義卻只是一種意識形態，一種他用來為政治，為社會現實服務的工具，或者用他的話來說是用來為改革派服務，為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服務的「理論」。
四．許良英和方勵之的學術工作：
許良英在科學史和科學哲學領域做了很多學術性的工作，他的關於愛因斯坦的編譯、介紹和研究工作，在華語學術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與此同時他還介紹了一些其它重要的西方科學哲學著作。在科學史的其它問題上，他也做了很多紮實的研究和著述工作。方勵之則在天體物理學上的做了很多富有成效的學術工作。這些工作都並沒有極權社會的色彩，不會與日俱消。
與上述兩人相比，金觀濤則基本上沒有什麼學術工作，沒有討論過任何真正的科學思想和科學史領域中的學術問題。
五．對大陸社會的影響：
A.知識分子的獨立性：
在中國科學院和科學思想界，許良英方勵之和金觀濤所表現的最大不同，就在於他們作為知識分子的獨立性。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歷史告訴我們，許良英和方勵之從來也沒有想依附共產黨，依附統治者，相反，他們不顧危險，經常直接批評共產黨領導人，批評極權制度和思想，批評各種社會現象。在八十年代，他們多次受到各種威脅和打擊，但是他們仍然沒有喪失自己的獨立性。在這一點對大陸知識界和青年學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B.學術：
對比許良英、方勵之和金觀濤的工作，可以使我們更清楚地了解到他們各自的特點。金觀濤的工作基本上是意識形態的工作，是完全意識形態化在學術領域中的產物。因此，在大陸學術界，在那些還知道什麼是學術研究的老一代學者中他得到的是強烈的批評，而在年輕一代中他贏得了讚賞。但是這種讚賞恰恰反映了極權社會所培養的青年一代的封閉、無知，和完全意識形態化下所塑造的世界觀：價值和方法的特殊性。金觀濤在青年中助長了這種完全意識形態化，及對學術研究傳統的破壞。詳細具體的比較研究可以使我們清楚地看到，自三十年代以來，沿著共產黨的思想路線發展，金觀濤一代把陳伯達、李希凡、姚文元等人的文風、學風發揮的淋漓盡至。對於大陸的學術研究風氣的扭曲，作為代表人物金觀濤等人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相比金觀濤，方勵之在天體物理學領域中則做了許多堅實的研究工作，並且同很多偽科學理論和研究方法做了不懈的鬥爭。在社會科學領域，方勵之雖然自己有意識形態的傾向，但是，他以科學研究和科學概念為武器，對社會現象和社會科學的批評，對大陸社會科學中的完全意識形態化產生了很大的衝擊。因此，在海內外學術界方勵之的影響都是積極的。
許良英在學術領域中的影響是兩方面的。一方面，許良英在七十年代以前曾經親自參與了學術領域中的完全意識形態化的工作。七十年代末期以後，許良英身上的這種傾向產生了很大的轉變，他開始從事轉變意識形態的工作，以科學和民主作為意識形態來軟化馬克思主義的僵硬的意識形態框架。這表現在許良英關於科學史的理論研究和關於民主理論的論戰中。對此，海內外學術界對許良英的評價褒貶各半。另一方面，在專門科學史研究以及翻譯介紹工作中，許良英又堅持了他年輕時代所受到的嚴格的科學研究傳統，排除了意識形態的一些干擾。在八十年代青年一代完全意識形態化傾向越演越烈的潮流中，許良英是為數不多的堅持嚴肅的學術研究的知識分子之一。對此，無論在大陸還是海外他都受到高度的評價。許良英和方勵之的學術影響在對抗化解極權社會的完全意識形態化並不亞於他們在政治上的影響。
C.政治：
許良英和方勵之是八十年代大陸持不同政見者知識分子的代表，他們代表了一種被極權社會泯滅了半個世紀之久的自由主義的思想傳統的再生，他們從推崇啟蒙科學思想，推崇近代社會的人權和民主思想入手，幾乎是在重新走西方二百年前的路。在極權社會開放初期，雖然這種傾向在他們兩人身上還很表面並且有些混亂，但是可以說在八十年代大陸，他們是真正的持不同政見者，在政治上代表了一種和極權社會不妥協的新的公民社會的覺醒。他們所從事的這種努力在九十年代大陸將會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
注釋：
1.Raymond Boudon:《Ideologie: Geschichte und
Kritik eines Begriffs》,Aus dem Franzoesischen von
Monika Huebner,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
GmbH,Hamburg,1988.
Bernard Susser:《The Grammer of
ModernIdeolgy》,LondonandNewYork,1988.
Howard
Williams:《ConceptsofIdeology》,NewYork,1988.
Erwin Hoerzle:《Idee und Ideologie: Eine
Zeitkritik aus universalhistorischer Sicht》,Bern
und Muenchen,1969.
Kurt Salamun:《Ideologie und
Aufklaerung:Weltanschauungstheorie und
Politik》,Wien,1988.
2.「科學家聯名發表政見史無前例─訪問四十二人公開信發起人許良英」，「四十二人公開信簽署者簡介」，香港《九十年代》，1989年4月號。
31.許良英：「駁民主緩行論」，廣東蛇口《蛇口通訊報》，1989年1月9日。
32.方勵之：《讚美我主之後：方勵之自選集之一》，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d,
Ltd），1988年11月，第65─66頁。
33.方勵之：《物理》（北京），1（1972），163。
34.方勵之等，《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學報》，3（1973），45（1）；《科學通報》，19（1974），49。
35.方勵之：《天文學報》（北京），16（1975），19。
36.《自然辯證法雜誌》（上海），1973年第1期，第65頁、第95頁。
37.同上，第64頁、第93頁、第95頁。
38.參見《自然辯證法雜誌》（上海），1973年第1期，《自然辯證法雜誌》（上海），1975年第4期，此處轉引自《哲學和物理學：方勵之自選集之三》，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d,
Ltd），1989年4月，第32頁。
39.「河外天體紅移現象是可以認識的」，上海《自然辯證法雜誌》，1975年第4期。
40.中國科技大學天體物理組：「試論現代宇宙學的發生和發展」，北京《物理學報》，1976年7月。
41.Havel,Vaclav:《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Citizens against the
stateincentraleastern Europe》,Vaclav Havel et al,
Edited by John Keane, Hutchenson London,1985。
42.方勵之：「哲學和物理─代序」，《哲學和物理學：方勵之自選集之三》，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d, Ltd），1989年4月。
43.同上。
44.方勵之：「圍繞現代宇宙學的一場科學與假科學的論爭」，《哲學和物理學：方勵之自選集之三》，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d,
Ltd），1989年4月，第19─20頁。
45.方勵之：「現代宇宙學及其哲學問題」，《哲學和物理學：方勵之自選集之三》，第15頁。
46.見112.，第25頁。
47.同上，第26頁。
48.見113.，第13頁。
49.同上。
50.方勵之：「現代宇宙學的基本概念的發展」，《哲學和物理學：方勵之自選集之三》，第101─103頁。
同時參見112.，第29─32頁；113.，第9─15頁；
51.見113.，第12頁。
52.見112.，第30頁。
53.方勵之：「宇宙的結構」，《哲學和物理學：方勵之自選集之三》，第126─127頁。
54.方勵之：「『第一推動』今昔談」，《哲學和物理學：方勵之自選集之三》，第144頁。
55.Einstein, Albert:中文本見82.，第二卷。
56.方勵之：「宇宙學上光輝的一章」，「宇宙的結構」，《哲學和物理學：方勵之自選集之三》。
57.方勵之：「時間的崇拜」，《讚美我主之後：方勵之自選集之一》。
方勵之：「宇宙的結構」，《哲學和物理學：方勵之自選集之三》，第127頁。
58.方勵之：「『道生一』的物理解」，《哲學和物理學：方勵之自選集之三》。
59.方勵之：「從『萬物原於水』到『時空是物質存在的形式』」，《哲學和物理學：方勵之自選集之三》，第112頁。
60.「三強同志，歷史將永遠記住您」，新華社記者：唐紅施寶華，《人民日報》（海外版），北京，1992年7月4日，第三版。
61.方勵之：「理論物理學的前景」，《哲學和物理學：方勵之自選集之三》，第75頁。
62.同上，第83頁。
63.方勵之：「從不存在中認知存在」，《哲學和物理學：方勵之自選集之三》。
64.同上。
65.方勵之：「由芝諾佯謬所想起的」，《哲學和物理學：方勵之自選集之三》。
66.方勵之：「『第一推動』今昔談」，《哲學和物理學：方勵之自選集之三》。
67.見129.，第75頁，第76頁。
68.方勵之：「關於『靈魂不死』」，《讚美我主之後：方勵之自選集之一》。
69.見113.，第14頁，第15頁。
70.方勵之：「一頂帽子、一塊禁地、一個問題」，《哲學和物理學：方勵之自選集之三》，第72─73頁。
71.方勵之：「脫掉舊思想才能進入未來」，《讚美我主之後：方勵之自選集之一》，第6頁，第7頁。
72.方勵之：「給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的一封信」，《哲學和物理學：方勵之自選集之三》，第114頁。
73.方勵之：「哲學是物理學的工具」，《哲學和物理學：方勵之自選集之三》，第168頁。
74.同上，第169頁。
75.方勵之：「知識分子有責任也有力量」，《危機感下的責任：方勵之自選集之二》，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d,
Ltd），1989年3月，第142頁。
76.「大學應充滿科學民主創造獨立精神」，《人民日報》，北京，1986年9月21日，第三版。此處見《危機感下的責任：方勵之自選集之二》，第95─97頁。
77.方勵之：「就更像一隻受過很好訓練的狗」，原載《中學生》，1981年，此處參見：《讚美我主之後：方勵之自選集之一》。
78.方勵之：「知識分子的社會職責」，1985年11月4日受北京大學無線電系學生會邀請的講演，此處參見《危機感下的責任：方勵之自選集之二》，第68─69頁。
79.參見139.「序」，146.，第89頁。
80.「知識分子和知識分子意識─訪方勵之」，記者：戴晴，《光明日報》，北京，1986年9月22日。此處參見146.，第100頁。
81.同上，第101頁。
82.「知識分子未被承認為社會進步主導力量」，《世界經濟導報》，上海，1986年11月24日。此處同上，第243頁。
83.同上，見第244頁。
84.方勵之：「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了」，原載西德《明鏡》1987年7月27日，此處見《中國的失望和希望：方勵之自選集之四》，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d,Ltd），1989年3月，第61頁。
85.方勵之：「在香港中文大學新生輔導營與學生的對話」，《中國的失望和希望：方勵之自選集之四》，第177頁。
86.參見146.，第61頁。
87.方勵之：「談高等教育的改革」，1986年11月17日，此處見146，第185頁。
88.同上，第188頁。
89.同上，第10─12頁。
90.同上，第188頁。
91.「一位自然科學家看改革─方勵之教授答問錄」，1986年10月28日《社會報》；此處見《危機感下的責任：方勵之自選集之二》，第106頁。
92.參見146.，第60─61頁
93.方勵之：「給黃雨川先生的一封信」，1988年2月17日；《讚美我主之後：方勵之自選集之一》，第108頁。
94.方勵之：「民主不是賜予的」，1986年12月4日，見《危機感下的責任：方勵之自選集之二》，第248頁。
95.參見152.，第53頁。
96.方勵之：「談政治體制改革」，1986年9月27日，見《危機感下的責任：方勵之自選集之二》，第120─121頁。
97.方勵之：「知識分子有責任也有力量」，1986年11月1日，見《危機感下的責任：方勵之自選集之二》，第143─144頁。
98.方勵之：「民主、改革、現代化」，1986年11月18日，見《危機感下的責任：方勵之自選集之二》，第205頁。
99.方勵之：「交談十個問題」1987年7月，《中國的失望和希望：方勵之自選集之四》，第29頁。
100.方勵之：「中國應該先有常識性的民主」，1988年9月，《中國的失望和希望：方勵之自選集之四》，第152頁。
101.吳國盛：「方勵之─共和國需要這樣的學者」，北京，《自然辯證法通訊》，198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