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雜多面的胡喬木 最大的錯誤是對胡耀邦的態度

    
    來源：炎黃春秋2014年第2期作者：盛禹九
    　　
    領袖秘書得力助手
    　　
    盛禹九（以下簡稱盛）：2011年出版了一本書——《中共中央第一支筆》，副題是「胡喬木在毛澤東鄧小平身邊的日子」。這本書出版後，我看到朱正寫的一篇文章——《「中共中央第一支筆」讀後》，刊登在2011第11期《炎黃春秋》上。朱正的文章反映出：這支筆「為黨作宣傳、作解釋、作辯護」，為尊者諱，有時會顛倒是非，掩飾謬誤。看來胡喬木是個有爭議、值得研究的人物。我知道，您老和喬木交往有半個世紀之久，了解甚多，能談談對他的一些認識和印象嗎？
    　　
    李銳：是的，我同喬木相識已久。記得和他第一次見面，是1939年8月在重慶南方局召開的青年工作會議上。當時，南方局青委書記是蔣南翔，我在湖南省委組織部工作，兼省青委書記，被派去參加這個會議。馮文彬和胡喬木從延安來參加這個會，他們是中央青委負責人。藉此機會，我和在重慶《新華日報》當記者的范元甄結了婚。開完會後，馮文彬去雲南；胡喬木由我陪同到湖南考察工作。當時范元甄在重慶是公開身份，我在湖南是地下身份，有些暴露；於是由南方局組織部長博古決定，將我倆調往延安。這樣，12月間，我和胡喬木一起從湖南、經桂林又回到重慶，與范元甄會合後，大家一起同乘一輛大卡車，掛著「八路軍」的牌子（我穿軍服戴有上尉軍銜），去了延安。
    　　
    在重慶開會時，關於湖南的青年工作情況，我寫過一個本子的材料，同胡喬木有過接觸，在湖南又一起相處了一個多月，對我有些了解，所以一到延安，喬木便把我留在中央青委工作了。當時中央青委書記是陳雲，副書記是馮文彬，韓天石也調來任秘書長，胡喬木是宣傳部長。宣傳部原來只有編輯科，主編《中國青年》，杜紹西當編輯科長，科里有楊述、韋君宜、許立群、陳企霞等人。我被任命為宣傳科科長，我的任務是主寫青年運動史，編內部油印刊物《青年運動通訊》，工作人員有楊永直、陳適五、童大林等。
    　　
    1940年《中國青年》發表一篇以西北青年救國會名義的《上蔣委員長書》，對國民黨地區的一黨專政，沒有民主，影響到學校教育和青年成長等，有所批評和建議。這篇文章是胡喬木寫的，得到毛澤東的欣賞，於是喬木被調去當毛的秘書，從此以後成為毛的一個得力助手，被毛譽為「思想改造得最好、靈魂最美」的知識分子典型。
    　　
    在延安整風運動中，胡喬木幫助毛完成了《六大以來》，這是批判王明的教條主義和周恩來的經驗主義的最重要的工具。他還幫助毛起草和整理了不少文件、文章和講話，包括《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喬木的文章富有文采：有時氣勢磅礴，有時犀利幽默，趣味盎然。我印象較深的是整風期間給《解放日報》寫的一篇社論——《教條和褲子》。當時我在報社管評論和社論。這篇社論以形象生動的語言和比喻，批判當時的「教條主義者」；說他們「褲子裡藏著一個尾巴」；要他們「脫褲子」，「割尾巴」。社論經毛澤東修改後，在延安整風的政治鬥爭中發揮了很大作用。我就親身感到博古當時難受的情況，他臉色都變了。
    　　
    正如朱正文章中所提到的，胡喬木「為黨作宣傳、作解釋、作辯護」，他的一些文章有許多不大符合事實、強詞奪理之處，例如1957年胡喬木寫的《肅反問題上駁右派》一文就是。這是胡的身份、地位、工作和性格所決定的。
    　　
    盛：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我在《中國青年》工作，總編輯韋君宜談到胡喬木，說她在延安和喬木一起工作期間，他平易近人，沒有領導架子。有一次，胡喬木給大家講寫作知識，拿了毛澤東寫的一篇新聞作範例，作了怎樣開頭，怎樣照顧全文，怎樣結尾等方面的分析。韋君宜聽了，覺得很有意思，便把記錄稿整理出來，標上標題《寫作範例——一則新聞》，署名「聽橋」，是聽喬木講話的意思。她拿著稿子找胡喬木。喬木看了，作了修改，講了為什麼改的道理。喬木看到署名，對韋說：「橋怎麼能聽？」便提筆改為「聽樵」。這篇文章在《中國青年》發表後，從此胡喬木在《中國青年》上發表的文章都署名「聽樵」。韋君宜晚年還對我說過，她對胡喬木的許多文藝觀點並不贊同。
    　　　　
    他有「多面性」
    　　
    李銳：1949年進城，胡喬木當了中宣部常務副部長後，作風有很大變化。有幾件事我至今印象很深。
    　　
    一件事是，五十年代初我在湖南當省委宣傳部長期間，收集到毛澤東早年的一些材料，寫了《毛澤東早期的革命活動》一書，在《中國青年》和《黨史資料》（內部刊物）上連載。此事是田家英經手，登載黨刊上，是胡喬木主辦的。另外一件他不同意的事，當時有一位老報人曾把一整套地方政府辦的、已停刊的長沙版《大公報》送給我，裡面有不少毛澤東早年寫的文章。我把其中的25篇輯錄成冊，印了50本作為內部資料參考，並在前言中特別註明：「未經中央允許，不得外傳」，說明我很慎重嘛。我寄了兩本給喬木。他收到這個小冊子後很生氣，因為毛早期的文章有許多空想和自以為是的觀點，這本來是很自然的事，可胡喬木不以為然，他以中宣部的名義，給湖南省委發了個電報：「李銳做這件事有害無益，50本全部上交。」我只好從命，但留了3本：一本自己留存；另兩本送給了黃克誠和周小舟。1990年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了《毛澤東早期文稿》，我收集的那些文章全部收進去了。
    　　
    1952年，我從湖南上調中央燃料工業部工作。胡喬木得知，要調我去中央宣傳部主管黨史研究工作，我以「服從組織分配」為由拒絕了。五十年代喬木還重視我這支筆，要我給《人民日報》寫文章。記得1955年，我在《人民日報》發表過一篇社論——《幹部一定要學習自然科學》，當然沒有起什麼影響。
    　　
    1959年廬山會議上，開始，胡喬木、陳伯達、田家英和我都是一致反對「大躍進」中那種過於冒進做法的。由胡喬木牽頭編的「會議紀要」，也讓我參加了。其中「大躍進」的錯誤寫得非常具體；參加會議的人都贊成。當時周小舟和我同黃克誠閒談時，談過「大躍進翻了船，出了軌」的話，還談到「毛澤東像史達林晚年」，等等。毛澤東講話後，風雲突變，在批判「彭、黃、張、周」的同時，我也成了重點批判對象。當時我許多會議不能參加。直到後來才聽說，胡喬木在會上反戈一擊，作了長篇發言，痛斥周小舟說的「史達林晚年」是對毛的「污衊」。胡講了六點，引用恩格斯《論權威》一文的觀點，用詞很尖銳；之後，喬木又專門寫了篇文章批彭老總，題目叫《剝開皮來看》，在《紅旗》雜誌發表，因此得到毛的欣賞和保護。毛在會上說：「一些人想把秀才們挖去，我看挖不去，不要妄想。」又說：「李銳不是秀才，他是『俱樂部』的人。」於是，我被打入另冊。
    　　
    盛：胡喬木是毛的秘書，是毛的忠誠衛士，出現以上一些事情，原不足怪。令人難以理解的是，後來胡喬木卻鼓勵和支持您寫《廬山會議實錄》，難道不怕有損「主公」的形象嗎？！
    　　
    李銳：這就是人們所說的，胡喬木有「兩面性」，或者另外一種說法，他是「士」和「仕」相結合、既統一、又矛盾、常反覆的人物。作為一個參加廬山會議、有切身體會的當事者，胡喬木對廬山會議上的一些是非曲直，應該是相當清楚的。在毛澤東作古後，喬木可能認識到，真實和完整地記錄和保存廬山會議這段歷史，對黨和國家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1981年，時值文革結束不久，正在批判「兩個凡是」，中央討論《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我是國務院能源組（包括電力、煤炭、石油三部）的組長。大家解放思想，暢所欲言。記得方毅的發言，說毛澤東是個暴君。胡喬木看了我在小組會上關於廬山會議長篇發言的簡報，立即寫了一封信給我，要我寫《廬山會議實錄》這本書。原來是內部發行，後來他又贊成公開發行。當年盜印版就有五種之多。在這件事情上，我很感謝胡喬木，沒有他的大力支持，這本書是很難寫成和得到出版的。
    　　　　
    「必要的辨正」
    　　
    盛：我注意到，在《中共中央第一支筆》這本書里，談到廬山會議的經過時，引用了吳冷西《憶喬木同志》文中的一段話：
    　　
    當錯誤地批判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所謂「軍事俱樂部」的局勢無法改變之後，他（胡喬木）仍然想幫助一位起草紀要的參加者，他同家英同志商量和我，建議這位參加起草工作的人寫一封檢討信給毛主席，以求得諒解。喬木同志的這個好心沒有得到好報。20多年之後，這位起草參加者著書立說，揚言他寫那封信是「終身恨事」，似乎是喬木同志的建議害了他。尤有甚者，這位起草紀要的參加者在其著作中竟然還說他在廬山會議上保護了喬木和家英，事實恰恰相反，正是這位起草參加者在廬山會議後期，寫了所謂「檢舉材料」，羅列許多「罪狀」，告發了喬木同志、家英同志和我。彭真、一波和尚昆同志要我們在大會上同此人對質，參加八屆八中全會的同志們都目睹當時會場上對質的情景。（丁曉平《中共中央第一支筆》，中國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第320頁）
    　　
    吳冷西文中說廬山會議上「一位起草紀要的參加者」，沒有點名，實際上就是大名鼎鼎的您老閣下。我記得，您曾寫過文章對吳文的無端指責加以駁斥。是非本來是很清楚的，不知道為什麼，現在出版的《中共中央第一支筆》這本書，又重新提出了這個問題？！
    　　
    李銳：是的。為了回答吳冷西的無端指責，我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叫《請給一個「說法」》，發表在1995年第一期的《讀書》雜誌和其他報刊上，並收入《廬山會議實錄》（增訂本）的「附錄」中。這篇文章擺事實，講道理，對吳文的無端指責進行了必要的辨正，其中寫道：
    　　
    任何一個讀過我這本書的人，都會理解，所謂「終身恨事」這四個字，完全是表述一種自責與內疚的心情，即聽了主席的批彭講話後，不應當跑到周小舟處再發牢騷，從而惹出後來那麼複雜而嚴重的局面來。怎麼扯得上「似乎是胡喬木同志的建議害了他」呢？
    　　
    吳文無中生有的要害，還在「尤有甚者」所指之事。在廬山會議時，究竟是我「保護」（在書中我從沒有用過這兩個字）過胡喬木、田家英（還有吳冷西），還是揭發過他們的「罪狀」？
    　　
    吳文所說上面那些事，都是子虛烏有、不實之詞，現存的廬山會議《簡報》和許多有關檔案可以作證。我在《廬山會議實錄》和《請給一個「說法」》裡，有詳細的介紹和說明。大家只要看一看這本書和文章，就可以弄清許多是非曲直。這裡不再一一引述。
    　　
    需要特別提到的是，1967年8月，我被下放到安徽磨子潭水電站期間，北京專案組幾個人，持中央辦公廳和公安部的介紹信，要我交代同胡喬木、吳冷西和田家英的關係，特別是在廬山會議期間的情況。當時我已50多歲，是待罪之身，依然少年氣盛。我明確地對專案組幾個人說，毛主席周圍的人最危險的，不是吳、胡、田三個人，而是陳伯達。陳伯達當時是中央文革小組組長，權傾朝野。我說出這樣的話，自知要擔很大的風險；可我李銳就是這樣一個人：為了堅持真理，為了維護自己的信念，可以不顧個人安危，置生死於度外。果然，1967年11月11日，一架專機將我從安徽押送到北京，關入秦城監獄。在獄中8年，我為任何熟人寫「證明材料」，都是如實落筆或著意保護，從未寫過什麼「檢舉材料」，包括對我落井下石的人。1979年我平反覆職後，知道批准逮捕我的人就是陳伯達和江青。
    　　
    我寫文章對吳冷西的指責進行公開辯駁，當時吳冷西還健在，他看了我的文章後沉默無語。沒有想到16年之後，吳冷西已經作古，出版《中共中央第一支筆》一書的作者和編者，對一些史實不進行調查研究，片面地、不加分析地引用吳的一些與事實不符的虛假材料，這不論對歷史、或對讀者來說，都是很不嚴肅、很不負責任的。我不得不再次在這裡作出如上負責任的辨正和說明。
    
    「這個人很聰明」
    
    李銳：胡喬木這個人很聰明。他長期和毛相處，最了解毛。例如，1957年毛澤東批鄧拓「書生辦報，死人辦報」。其實，當時鄧拓對整風鳴放是定了宣傳計劃的，並上報到胡喬木。不是鄧拓，而是胡喬木把《人民日報》的宣傳計劃壓下來了。可能胡喬木已猜測或捕捉到毛有「引蛇出洞」的意思，因此有所遲疑和觀望。這樣的結果，反而保護了《人民日報》的一大批人，讓他們逃脫了一場災難。
    　　
    又如，1959年4月上海會議時，毛澤東講話號召大家「學海瑞」，要「六不怕」，「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在一些人的授意和支持下，於是文壇、劇壇上出現一大批「海瑞」作品。當時，胡喬木就對我說過：「其實，主席的真意，是不希望出現『海瑞』。」廬山會議上，彭德懷仗義執言，成了毛澤東心中的「海瑞」。文革一開始，姚文元首先發難批「海瑞」，不僅彭老總，凡寫「海瑞」、演「海瑞」的人在文革中都挨了整，很多人家破人亡。
    　　
    胡喬木這個人，表現很「左」。其實，他的內心有時並不完全那樣。眾所周知，文革後期，毛澤東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胡喬木寫了揭發鄧小平的長篇報告。1977年鄧小平再度復出，喬木嚇壞了。鄧小平不計前過，又起用了胡喬木，但對他評價不高，鄧說過兩句話：一句話是「軟骨頭」，另一句話是「還是黨的一支筆」。1979年3月理論工作務虛會議上，胡喬木和鄧小平合作，草擬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聽說1989年胡喬木去美國訪問前，專門打電話邀總書記的秘書到他家做客。在談話中，胡喬木說：「四項基本原則站不住，將從憲法中刪去。」他是用肯定語氣講的，表情則是笑嘻嘻的。在另一個更加正式的場合，他也講過同樣的話。
    　　
    毛澤東的幾個秘書，我都很熟悉。他們的性格各不相同，下場也不一樣：延安時期，毛澤東的最早的一個秘書是張如心，他在《解放》月刊上發表過「高舉毛澤東旗幟」的文章。這個人有個性，有時不那麼聽話，因此時間不長毛就不用他了。再一個是田家英，他樸實無華，耿直剛烈，有強烈的是非正義感，文革時他想保護彭老總，結果惹來大禍，在毛的書房裡自裁明志。陳伯達比較直露，有野心，經常向田家英打聽毛的動向，想緊跟毛得到毛的重用；後來又跟林彪攪在一起，被株連進了監獄，下場也很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