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顧順章家屬滅門血案的死屍發掘考證(一)
1931年4月中共特科得知特科領導人之一顧順章叛變後,決定對顧的家屬秘密處決,原因是其中一些人員事前在特科工作,並掌握黨的某些機密,有動搖傾向,這個行動由周恩來負責執行,行動經過周密考慮,一是考慮到槍擊聲響驚動周圍居民和殺人後血跡濺飛處理麻煩,而用繩索勒死全部家屬,二是運屍體外出怕泄漏案情,採用處決其家屬後直接在住宅庭院地下深埋並鋪上水泥,因考慮到顧順章幼女顧利群年齡只有4歲,周恩來派手下人員譚鍾玉送回顧的家鄉上海寶山,隨後秘密行動開始,特科行動組人員即用事先準備好的麻繩對顧的家屬逐個進行處決,並在庭院挖坑深埋.
整個行動在上海三處四個地方進行,實際掩埋地如下,一:法租界姚主教路愛棠村37號,33號(目前地址為上海徐匯區餘慶路102號,110號),二:武定路修德坊6號(目前地址為上海靜安區930弄14號)三:麥特赫斯脫路陳家巷91號(目前地址上海靜安區泰興路383弄91號,已拆除).
嚴格一點講陳家巷的埋屍不是顧的家屬,時間上不是同一時段,或先或後,只是告密者一次交代了三個地方,但是這三個地方處置性質是一樣的,即中共特科對叛徒和告密者懲治行為.上述"法租界姚主教路愛棠村37號,33號"的地址實際是當時報刊連續報導案情採用的地址名,查30年代弄堂地形圖,實際上當時案發埋屍地址名應該稱姚主教路125弄大同坊37號,33號,(餘慶路初名愛棠路也是案發後十年才築路,築路後才把大同坊37號定為餘慶路102號,大同坊33號定為餘慶路110號)現查看了當年地形圖,得知33號和37號門前為荒蕪地且無路可通行,該路段白天也行人稀少,晚上更是漆黑一片,該里弄1930年剛建成,為三層樓新式里弄建築,每月租金為銀42兩,租用該弄房子只有九戶,據案發後該弄看門人反映,4月時有一男的來租37號,父母妻女同來,同時33號亦有一對夫婦及兒女搬進來,另有女傭寧波口音,汽車進出,31號一周後遷出,33號一月後遷出,從上述當年地理環境來看是相當冷僻的,所以周恩來的行動組進行活動可以無人知曉極為隱蔽的.
秘密行動經過一個炎夏一直沒被察覺,實際上顧順章一直在四處打聽家屬下落而無結果,而顧也漸漸感到事情不妙而極度不安,只是無確切證據,終於在1931年11月中共特科人員王世德被捕,他供出了案情和埋屍具體地址,
警方派首席檢察官陳滿三,檢察官丁仕奎以及法醫魏立功,姜璩和書記官彭珊先後到場查看,隨後先對上述幾個地點中37號和33號進行開挖,開挖剛開始時不見起色,並再次盤問告密者,得知確切無誤後便明確挖掘,隨著一具屍體出現,一股惡性臭氣衝出,使得圍觀居民紛紛掩鼻而逃,因開挖開始時任憑警方怎樣驅散圍觀者都不見效,這些屍體大都赤裸身體,或背心短褲,繩索在屍身頸部和肢體上均繞上幾股,而後請來顧順章的15歲的因那天不在場而尚未遇險的小舅子張長庚來辨認屍體,雖然屍體經過數月掩埋尚未全部腐爛,但是張長庚講這些親戚也不是全認識,再說當時有些人只是偶爾走親戚串門打打麻將而遭厄運的,其中葉小妹的丈夫在她失蹤後,曾經到愛棠村找尋過,但是該處已無人居住.後驗屍查證在37號(即現在餘慶路102號)掩埋屍身為顧維貞吳韶蘭夫婦(顧順章兄與嫂),張阿桃(顧的岳父),張愛寶(顧的妻妹)共四具,在33號(現餘慶路110號)掩埋屍身為男傭,臉有麻皮,名不詳,葉小妹(顧順章妻子的表妹),吳克昌妻子(顧順章嫂子的弟媳)共三具屍體,接著屍體運往同仁輔元分堂驗屍所,接著武定路修德坊6號(現武定路930弄14號)掘屍工作也進行,
修德坊6號在該弄底獨立一幢,該弄共雙間樓五幢,延街二幢當時門牌定為武定路98a和99號,弄堂中間二幢為2號與4號,案發的6號在弄底獨立一幢,西首為汽車間,1930年底完工,為大陸銀行地產部建造,每月租金為銀90兩,據查:1931年5月有個叫黃維國,特徵是留八字鬍的來租房,一次付清三個月租金,一共銀270兩,案發後黃維國不知去向,事後曾一度查到擔保人即勞合路泰亨源水電行老闆張義安,實際上該處為特科在上海活動據點一個,但是張慌稱不認識那個姓黃的,是他人轉託的,稱是地產部收了三個月租金後直接借出的.(由此也可查證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實際在泰興路召開,因有些回憶文章講"另一說法是可能在武定路修德坊召開"的假設,現在看來當年1月尚未租房,實際上中央特科5月起租到案發,這個說法有依據).
淞滬警備司令部會同戈登路捕房探捕前往武定路修德坊6號發掘,同時附近派武裝探捕巡守,先在天井北首近正屋處掘出麻袋包裹的男屍,屍身穿布背心,手腳用麻繩反搏,為斯勵屍體.後挖出3具屍體,後查證為張杏華(顧順章妻),張陸氏(顧的岳母),吳克昌(顧順章嫂子的弟弟)斯勵為國民黨26軍第二師師長斯烈的弟弟,以前為中共黨員,顧順章與斯勵非常熟識的,某次顧在上海被當局拘捕,中共曾托其兄斯烈轉告當局說情保出,所以兩家常往來,中共特科估計斯勵可能會隨顧投誠敵方,於是在7月24日下午三時上海方面特科去閘北斯家,引誘他至武定路修德坊6號樓下,四時左右動手勒斃斯勵,深夜埋屍地下,同時特科人員以公務人員身份對斯家搜查,當報紙披露案情後,其妻陳佩英於11月24日下午一時趕到修德坊,見到剛被挖掘出丈夫的屍體後便號啕大哭,四時左右被陪來者勸回家,斯有二子,長三歲,幼兒尚在襁褓中,隨後這些在修德坊挖出的死屍被移送斐倫路(現九龍路)驗屍所.(陳佩英以後則把丈夫斯勵屍體送膠州路萬國殯儀館大殮),上面提到的顧順章妻子與岳母是由中共特科派人騙她們二人至修德坊後被勒死的,估計愛棠村埋屍地方不夠了,由於用繩索勒死,這批遇難者連慘叫一聲都不能,因為這批死屍的惡臭程度實在厲害,驗屍所不得不點上芸香檀降香蒼朮來驅散一下窒息的味道.
顧的被殺家屬後來安葬在閘北延緒山莊(天下會館,延緒山莊在閘北老滬太路203弄2號舊址與門口牌坊於2004年被上海市列為"首批不可移動文物之一).前面講到顧順章的女兒小名毛毛,後來實際藏匿在金山張堰鄉東約十里地方.據了解,在行動剛開始時,顧的家屬已被監視,4歲幼女一直大哭,並強行外出遊玩,行刑者怕泄漏機密又不忍慘殺幼女,周恩來下令派人將她送到寶山家鄉,但是實際上途中改變方向,送金山張堰東十里一鄉民家,對人慌稱該女孩父母病亡無人撫養,不得不送人.國民黨黨部特派員顧建中得知原委後,於11月26日早派人偕同顧順章妻弟張長庚,去鄉下尋回顧女,午後到了閔行,再派專車送往市區後上火車至南京.
陳家巷挖屍工作也基本上同時進行,據中共告密者指認,上海方面接電報,明確得知在麥特赫斯脫路陳家巷91號地下埋有黃弟洪,鄒志淑和朱完白夫婦四具屍體,(後來得知有一名字王盤的青年也埋在91號).待續
對顧順章家屬滅門血案的死屍發掘考證(二)
該91號號大房東為姓蔣的,(據認為中共六屆四中曾在此舉行),前後洋房二座,前一座前有空地,上種花草,另一幢洋房後面東北角有空地一方,以前空地上搭蘆席,1931年夏前房客遷出,後由新中華實業社遷入,前幢為辦公處,後幢為家屬宿舍,遷入後將蘆席拆去,改為鐵皮房內鋪木板,此時大批花露水生髮水等化妝品置於其中,租住者渾然不知下面埋有死屍。
捕房正式挖掘前一天到現場查看過,第二天國民黨黨部特派員顧建中,總司令部漢口行營參議黃凱會同凇滬警備司令部暨公共租界巡捕房探捕前來,上午八時先挖掘該地東北角,發現草拖鞋一隻,直至下午三時尚無結果,當時圍觀的新中華實業社員工嚷著沒有出現屍體,亂挖弄壞地面要求賠償,於是在斜對面西南角挖掘,又發現草拖鞋一隻,但是仍沒有發現死屍。
於是又調往東北角挖掘,後挖出腳趾一段,直到五時許才在東北角矮垣下七尺深見一蓆子,掀開一看為屍體一具,赤身大半潰爛,經風吹後發黑,此時圍觀者才掩鼻紛紛離開,被挖屍身開始認為是男屍為朱完白屍體,後來驗屍表明為女屍,是鄒志淑屍體,此時天已黑,只得待明天繼續挖掘,第二天又挖出一具男屍,初步認定為黃弟洪屍身,直到第三天一下子挖出三具屍體,其中男屍一具是在離地一丈五以下挖出,屍身中等身材,皮膚慘白,奇臭難擋,屍旁衣包一個內有血布,為王盤的屍體,王是一位留俄學生。
另二具為赤身男女裸體,並頭並腳在一起,將二屍翻轉,為朱完白夫婦,朱完白屍身頭頸繞有長繩,四肢用布綁住,女屍皮膚灰白尚未全腐爛,身材纖細,據驗屍官稱,這批遇難者頭頸被勒打結手法和屍身捆綁均一個式樣,故一人所致.後來這批勒死人的麻繩全送入法院賊物庫,最後驗屍確認這五具屍體分別為黃弟洪,黃埔一期六隊學生,湖南平江人,1930年和劉伯承一起畢業與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回國後據說害怕國民黨殘酷鎮壓投奔敵方,後陳庚派特科行動組人員將黃弟洪在91號秘密處死。
鄒志淑,女,浙江嘉興人,負責地下黨交通和掩看護作,據當時熟悉共產黨內部情況人士稱,鄒志淑可能工作不力,有違背黨紀事宜,在平時言語中流露出動搖傾向,中共特科認為假設她叛變會對共產黨組織極大破壞,故特科決定將鄒志淑也勒死,朱完白夫婦二人,朱是蘇州工藝學校學生,朱完白二十餘歲,長於詞令熟悉英語,任黨內翻譯,在杭州工作是由黨內某人介紹娶當地白相人之女為妻,婚後感情甚好,以至置黨務工作不顧,至月末朱完白赴黨部領薪金髮生爭執,特科人員恐其叛變泄密,將夫婦二人同時勒死.王盤(亦有稱王培),男,曾留學蘇聯.有關他更詳細資料未找到.
後來據案發地新中華實業社人員講,自遷入91號後每至深夜聞哭聲,並有開門聲拖鞋聲等恐怖現象,該社準備另遷它處,鄒志淑和朱完白夫婦以及黃弟洪等人的屍體因為沒有親屬認領,驗屍完畢後被送入普善山莊安葬.
最後法官通知蔣姓大房東購買石灰十擔,把被挖地填沒,並施蒼朮等藥物以驅臭氣,該處附近居民下午四時左右購買鞭炮,在91號前燃放,掃一下晦氣.雖然還有其它地方仍埋有死屍的傳聞,但種種原因緣故,挖掘工作到此暫停.
在上面提到麥特赫斯脫路(今泰興路)陳家巷91號被處死而後又被就地掩埋的五人中,不得不提到一下其中的鄒志淑,這位1897年出生的女特科成員,現在作為革命烈士安葬在上海中春路閔行區烈士陵園,至於是否是遺骨安葬還是紀念碑形式,這看來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1931年這腥風血雨中被冤殺或誤殺的女魂得到安置,說到鄒志淑不得不提一下她的丈夫宋再生(宋啟榮),鄒志淑第二次婚姻是在陳庚的介紹下與宋再生(宋啟榮)結合的,婚後鄒志淑介紹丈夫宋再生加入共產黨,宋再生(宋啟榮)公開身份是巡捕房一個探目,實際上宋再生暗底里為中共特科提供有價值情報,現在一些地下黨革命回憶錄和上海電視台[紀實]頻道歷史訪談和一些反映地下黨鬥爭的電視劇原型人物都可以看到這個名字,但是他妻子鄒志淑極少被現在回憶錄提到,多半是她死因的特殊性,死得那麼不明不白,現在被稱為烈士使人感到淒婉與悲哀,據現在在上海市閔行區民政局中關於鄒志淑烈士的經歷中講到她是在"1931年4月被國民黨特務殺害在愛棠新村"(而1931年4月在愛棠村中被掩埋的是被中共特科處決的叛徒顧順章家屬),烈士簡歷有又講到"解放後在周恩來關心下,在梅隴公社華二大隊找到烈士女兒宋報蘇(其母遇難時她只有三歲),"等等,想像一下,既然1967年周恩來寫給毛澤東信中附上的[大事記]對於1931年中共特科在上述三個地方的處決行為的性質沒有提出否定和任何質疑,那麼鄒志淑死在上述三個地方的其中任何一個,均屬中央特科對叛徒處決行為的結果,因此"國民黨特務殺害鄒志淑"說法不能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