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9月15日，張春橋、江青、周恩來、姚文元、毛澤東、戚本禹、王力、關鋒、穆欣在天安門合影(從左至右)
作者是首任中央文革辦事小組組長穆欣所寫。穆欣曾任《光明日報》總編，1966年5月28日列入中央文革小組名單中。1967年9月江青誣陷穆欣是「特務」，從此穆欣被關進秦城監獄八年，1975年5月釋放，1979年12月調任外文局副局長，1980年7月兼任人民畫報社社長、總編輯。1984年4月離休，因病於2010年9月3日逝世，享年90歲。本文為穆欣生前所寫文章《秦城監獄6831號犯人》，詳盡披露秦城監獄中令他終生難忘的所見所聞。
1968年1月13日上午，穿著空軍制服的軍人把我送到秦城監獄。經過例行的姓名、籍貫一類的問訊，就是一場侮辱性的檢查，然后里里外外全部換上黑色的「囚服」，外面是一套臃腫不合身的棉衣。監管員把我引向牢房的路上，冷冰冰地說：「這裡不用名字，你的代號是『6813』。」很快走進里院一座三層的樓房，「犯人」正在開飯。
走過漫長的走廊，監管員把我引進走廊盡頭靠邊的一間牢房，是這幢樓房的第1號。這間房大約是專門給新進來的「犯人」住的，同別的牢房相比較，它有兩層很厚的木板門(以後移住的牢房多是單層的鐵門，有的外頭加一層木門)。門的頂端嵌著玻璃的圓洞形望孔)，是供衛兵和監管員窺視室內動靜用的;下面靠近地面有一個6寸見方的、可以打開的小洞，是「餵」囚犯的地方，這裡傳遞飯碗、菜碗、茶缸和遞送發放的生活用品，或向外邊遞送所寫的交代材料。鋼筋水泥的牆壁足有一米厚，厚牆上安的是不透明的玻璃窗，室內光線陰暗，使人感到陰冷憋悶。室內面積約有3米來長、2米多寬。靠近左面的牆壁，橫放著一張用粗糙的木板草率釘起來的木板床，只有1尺來高、3尺來寬，長度5尺多點，上面鋪著一條有許多污漬的薄褥子，一條破舊的軍用棉被。里牆窗下的鐵絲網裡面是暖氣片。雖然正在隆冬(這天是農曆臘月14日)，伸手摸摸，只感到一點點低微的溫度。靠近右手最裡面的角落，是一個鐵鑄的簡陋的蹲式馬桶，大部份埋在地下(在其他牢房裡邊，近門處另闢一小室，裡邊有抽水馬桶和帶水龍頭的小磚盆)。這些就是「新居」的印象。
過一會兒送來了午飯：一個大點的搪瓷碗裡放兩個窩頭，一個小搪瓷碗裡是菜，還有一個搪瓷茶缸里是開水，再就是一把小鐵勺。這裡的伙食特點是常年吃不好、吃不飽。麥面和大米是極難見到的稀罕物，很長時間都是一天三餐5個窩頭，隨飯給3次開水。早餐一個窩頭、一碗玉米粥、一點鹹菜，午、晚的菜，不是「開水煮白菜」，就是「白菜燉開水」，少油缺鹽，淡而無味，有時根本就沒放鹽。過了不久就是過年，這天「改善」了一次伙食，午飯給4個皮厚餡少個頭小的包子，還不如平時兩個窩頭耐飢(偶而發過蘋果，個頭比核桃大一點)，故意吊人的胃口。伙食如此糟糕，主要是監管員不把在這裡受審的人當人看待。據說監管員中有一句流行的話：「大黑不吃小黑吃」。「大黑」是對受審人員的蔑稱，「小黑」指豬。蔬菜不洗不摘，三刀下鍋。飲食衛生極差，經常發生食物中毒的事。(耐人尋味的是：獲釋以後報社補發工資的時候，還被扣除在這裡的「生活費」1298.32元。)
監獄的氣氛是靜謐的。安在房頂、用鐵絲網罩著的電燈，通夜亮著。到達這裡的第一夜，心潮澎湃，是無法入睡的。自己的事情倒不忙想了，一個人被打入監牢就什麼都不怕了，在恐懼與無畏的搏鬥中，後者已經占了上風。最思念的是親人的命運，受了重傷的妻子是否脫了險境?子女們如何生活?年過古稀的老父如何生活?弟、妹的遭遇又會怎樣?監獄故意與人作對，從1967年9月6日凌晨被綁架離家，直到1972年6月30日，將近5年根本不讓家人探望。既不許見面，也不許寫信，音訊杳然，生死未卜，格外懸念。
監獄的夜裡反倒不那麼平靜，不時有一些聲響衝破漆黑的夜空傳來。「犯人」中有些人還是孩子，病痛的呻吟，絕望的呼叫，令人心悸。在我們這座樓房的頂層，有一個操廣東口音的姑娘，日夜不停地大聲「廣播」，就像廣播電台的廣播員一樣，連續講些聽不懂、或者雖然聽懂了對其所講內容卻未留下任何記憶的話。在近旁相鄰的一座樓上，有一個年輕的姑娘連續不停地唱歌，不分晝夜地唱著，而且總是重複著那幾句歌詞。常識告訴人，她們不堪這裡給予的侮辱和損害，被迫害得神經失常了。這個時候，監獄正處在軍管時期(1967年11月實行軍事接管，1973年春季才結束軍管，由軍隊重又交回公安部接管)，林彪、江青、康生、謝富治一夥，把這裡變成了殘酷迫害革命幹部的場所，大搞法西斯式的審查。來到這裡接管的軍人，只會做一件事，不擇手段地折磨人、侮辱人、搞點叫人哭笑不得的小動作，丟盡了人民解放軍的臉。當然這都是「長官意志」造成的，「長官」的謊言扭曲了他們的靈魂，把所有的受審人員都當成十惡不赦的敵人。當然也與他們自己的素質有關，遇事不懂得想一個「這是為什麼?」
這次冤獄來得突然，彎子轉得太陡(作者原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編者)，一時難以適應，有過許多遐想。這座監獄原是建國後修建，專門囚禁國民黨戰犯和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的反革命分子的。自己加入共產黨已逾30年，經過漫長的革命生涯之後，忽然被當作敵人關在這種地方，囚禁在共產黨的監牢裡，思想上無法接受，心情是異常憤慨的。面對群魔亂舞的現實，內心裡也感到無窮的憂慮。可是回顧自己親身的體驗，雖然眼下江青一夥權傾天下，但不相信她們能夠「成功」。不論江青自己如何天馬行空，狂妄自大，但她根本不具備辦大事的素質，成不了氣候，「兔子的尾巴，長不了的。」只要黨有希望，個人的坎坷又算得了什麼呢?這樣一想，激盪的心情就平靜下來。
在這裡，朝朝暮暮，儘是空閒時間，思潮滾滾，常將自己引嚮往昔的回憶。想得最多的，是在青年時代一起走向革命而已逝去的戰友們的身影，是那炮聲隆隆的戰鬥的年代。在嚴峻的戰爭歲月里，不少一同戰鬥過的同志倒了下去，他們或者犧牲在戰場，或者歿逝於病床，都為人民創造美好的生活流盡最後一滴血，都是黨和人民的英豪。同他們比起來，我們能在黨的哺育下健康成長，能夠親眼看見「「「新中國」」」的誕生和興盛繁榮，是莫大的幸福。
回顧自己成長的歷程，對黨的培養教育，始終懷著感激的心情。而今雖然被人潑了一身污水，但是歷史的事實是最過硬的，任何謊言和誣陷都抹不掉。那些躲在陰暗角落裡的陰謀家終會被揭穿，強加在一個革命者頭上的冤情總會得到昭雪，是非的顛倒只是暫時的現象。因此，不論到了什麼時候，出現任何險惡的情況，都要堅定不移，經得住考驗。在思考的過程中，醞釀了一首激勵自己的小詩：「君既來之則安之，『在劫難逃』應識時;私、疑、偏、忍除未盡，毀、貶、誣、陷總有辭。撞鬼怕鬼鬼益狂，見怪不怪怪自逝;『塞翁失馬』福抑禍，笑問鐵窗恢可知?」這樣的意境成了自己的精神支柱，激勵自己比較平靜地坦然度過2807個孤寂而嚴峻的日日夜夜。
曾見一份調查秦城監獄當局肆意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採取法西斯手段殘酷迫害革命老幹部情況的材料，揭發這裡打罵、體罰成風的事實：「拳打腳踢、『噴氣式』、扭胳膊、揪耳朵、撕頭髮、撞牆、棍子打、大鐵鑰匙捅、罰站、脖子裡塞雪球、冬天夜裡拉出去冷凍，等等，形式多種多樣。楊奇清同志1968年遭到毒打，肺部受了嚴重內傷，以致過早逝世。1972年10月整頓中，參加學習的59名監管員，自己檢查從1971年底以來，打人或變相打人的就有38人。受審人員張卉中(女)，1972年1月因向監管人員要報紙學元旦社論，發生爭執，當即遭到痛毆，鎖骨被打折。監管員以下流語言辱罵受審人員，更是司空見慣。女監13名監管員，自己檢查罵過人的就有12人。」這裡面所講被打骨折的張卉中，就是我的妻子。張卉中在獄中還遭到各種殘酷的迫害，身心受到嚴重摧殘，九死一生，出獄後不久就含冤逝世。
這份材料還揭露了這裡濫用鐐銬等戒具的情況：「《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改造條例》中有明確規定：『犯人可能有逃跑、暴行和其他危險性行為的時候』，經批准可以使用戒具。『但在上述情形消除的時候，應當立即消除。』在這裡，對並無上述情況的受審人員濫用戒具，有的幾年也不解除。康生還曾直接插手。1968年1月3日，他在一個報告上批：『劉仁、崔月犁、馮基平、徐子榮等這伙反革命敵特分子，出賣黨、政、軍核心機密，叛黨、叛國，罪該萬死。對他們不能用一般對犯人的方法對待，要防止他們自殺，打擊敵人的頑固態度，將他們銬起來，進行嚴厲地、突擊地審問工作，使敵人徹底的繳械。對這些人應向他們宣布逮捕，送進監獄。』根據已查到的材料，劉仁、崔月犁同志自入獄即帶手銬，直到1972年1月22日才去掉，長達4年之久」。
就我個人說，整個被關押的日子裡，還未遭受過鐐銬和皮肉上的痛苦，卻受到嚴重的精神摧殘和藥物的毒害。
表面上看，監獄當局似乎對受審人員很「愛護」，說是要防止自殺，入獄後先沒收了皮帶和一切繩帶性質的用物，免得用來勒脖子上吊;把木、竹製的筷子都換成勺子免得扎喉嚨尋死;金屬的餐具換成搪瓷、塑料的，免得發生意外;等等。可是實際上，這幫心狠手毒的偽善人，卻在暗中故意使用「啟發」、「暗示」、「刺激」諸種卑劣手段誘導某些人自殺。
1969年2月16日是農曆除夕。關在這裡的人，絕大多數屬於無辜，都是冤屈的。有些人百思難解，想不開。逢到節日，思念親人，更易走上絕路。這時我住3樓83號牢房。這天午夜，監管員發現關在隔壁牢房裡的人自殺。他們不是悄悄地把死者運走，故意大喊大叫，叮叮噹噹，把整幢樓上已經熟睡的人全都吵醒。這不是故意「啟發」人們的邪思，刺激人們的感情麼?
這年4月2日，我從3樓搬到1樓27號牢房。一進門，便見已經蒙上塵埃的白牆上，印著幾個血手印。顯然，這裡前面的「房客」出了事。他們原應及時消除牆上的血跡，卻故意保留下來讓人「觀賞」，當然是別有用心的。在這裡住下來，又在床頭牆壁上發現有人在自殺前用指甲劃刻的「遺言」。具體的詞句忘記了，只記得那意思是講自己受了冤屈，以死向黨表示自己的清白。因覺察他們不懷好意，便分幾次在衛兵腳步聲走遠了時仔細看完，此後再也不望一眼。衛兵沒有見到我觀看過，又不見有任何哀傷表現，以為我未「發現」牆上的「秘密」，監管人員故意對我設下一個小小的圈套。有一天上午放風回來，剛到門口，就貝室內有幾個專以害人為能事的監管員，正朝床頭牆壁指手劃腳地議論。見我進來，其中一個故意指著床頭責問：「你在這裡亂寫些什麼，故意違犯監規!」我明白了這班奴才的用意，連往那裡望都不望一眼，冷峻地搖搖頭說：「我沒在任何地方寫字，也不想知道那裡寫了什麼!」不論他們再說什麼，我都輕蔑地望著他們默不作聲。這班披著人皮的豺狼，卑鄙、墮落，竟然如此的無聊、無恥，他們褻瀆了人的尊嚴。他們感到無趣，一起退走。我怒目望著他們離去的背影，不禁在內心裡詛咒起來：「老子為什麼死?我要勇敢地活著，比你們活得更長久、更快活，好看到你們的下場!」
監獄裡設有醫療所，也有醫護人員。醫生的職責本是救死扶傷。在革命戰爭年代，即使對於放下武器的敵人，也要發揚人道主義，給予傷病人員以充份的治療。但在這所監獄裡，某些醫生不論是自覺自愿或者被迫，卻在執行林彪、江青一夥「醫療要為專案服務」的方針，傷天害理，不僅不為人治病消災，反而給「無病者『種』病」、使有病者早亡。
自己身體素來比較健康，秦城冤獄開始時未滿48歲。此前參加革命工作30年間，很少同醫藥打交道，僅因割治砂眼於1949年在廣州住過兩周醫院，以往就連感冒之類的小病都很少見。自從進了秦城監獄，竟被他們在飯菜、開水中暗用藥品「種」了許多病。
他們最先折騰我的牙齒，後來又對胸骨製造病痛，而給我服得最多的是興奮劑。有些藥吃下去使人暴躁，有的服後產生幻覺，最討厭的是經他們「種」下的長期不愈的皮膚病。
從進秦城不久直到林彪垮台，前後將近4年，他們經常連續給我服興奮劑。每月總有10至15天，什麼時候都很興奮，晝夜都不眨眼，毫無睡意，也無特殊疲睏的感覺。他們這樣做，意在毀壞我的頭腦，不但影響記憶力，還可能導致不能再寫文章。
1972年底傳達了毛澤東、周恩來不許對受審查人員實行法西斯手段管制命令下達後停下來，可是臨出獄時他們暗中又在飯菜中下了藥，害得到家後連續幾天一直處於興奮狀態中。因被連續毒害數年，頭腦受到了極大傷害。押進秦城之前，關在衛戍區的時候，光明日報報社全部職工200多人，還曾默寫出所有人員的姓名，也能記得各人的面貌;及至從秦城出來回到報社，連編輯部的人名也記不全了。自己從事讀、寫幾十年，這時有許多字都忘記了，以後連續抄錄了幾本書才恢復記憶。開頭看電視只能觀看新聞節目，形像化的東西難以容受，電視劇和電影故事片看了心煩。延請中醫治療、調理了1年多，方始恢復正常。
過去胸骨從無異常感覺。1969年後，幾乎每天午飯後都覺得胸骨疼痛，時輕時重，每次疼痛一陣自行消失。自己說不來是什麼毛病，般還能挺得住，便不理會。有一天午後，胸骨痛得特別厲害，坐在那裡強忍著，臉上汗水直流。衛兵不停地從□望孔里張望，意在等我喊「報告」求醫。我卻強力忍著，默不作聲，睬也不睬。最後他倒忍不住了，伏在門上問道：「你病啦?給你找醫生吧!」我才點頭示意。須臾有人來把牢門打開，領我到醫務所，醫生決定透視。監獄裡看病，只給發藥，從不告訴是什麼病。透視完了，醫務人員故意低聲嘀咕，卻又讓你聽見「癌」一類的字眼，叫你惶惑不安。因為每次疼痛發作都在飯後固定時間，我已懷疑是惡作劇，是因服藥造成的。有兩天午飯時把菜全部倒掉，屆時疼痛便未再現。知道疼痛確由飯菜中來，癌的疑慮不攻自破。如今出獄已近20年，其間胸骨從無異感。
入獄時牙齒是齊全的，過去曾經修補過一顆牙齒，已經穩定多年。入獄後不久，他們便用藥物折騰牙齒，左邊3顆臼齒，周期性的疼痛發作，時間長了逐漸動搖。1972年底傳達毛澤東、周恩來的指示後，飲食方面有所改進。例如飲水，本來按慣例應當供應充足的開水，可是直到1972年12月，還是隨飯給3次飲水。此後又在飯外增加3次開水，每天6次。可是每次給水，又搞名堂：這次喝了或許就會引起牙痛;下次給水喝了也許立即止痛，也可能牙痛愈烈。這既是肉體上的摧殘，給水時的戲弄又是精神上的折磨。折騰幾年之後，終於把3顆牙拔掉。但又一直不給補，兩邊相鄰的牙齒受其影響，也漸動搖。而從拔掉那天開始，又以「病號飯」為名，強給喝了幾天名為「湯麵」而卻有「湯」無「面」(只幾根麵條)的「麵湯」，讓人連續多天挨餓。
他們擅自規定受審人員「一側睡」，就是夜裡只准面向牢房的觀察孔睡覺，不准仰臥，不准翻身，更不准背向觀察孔坐、臥。直到1972年7月28日才宣布廢除。從1968年4月2日到宣布廢除時，我一直右側睡了1578天，養成不易改掉的痼習，若加改變，就難以入睡。至今已經過了20多個年頭，依舊未能矯正過來。
他們還強制受審人員遇事必須高聲喊「報告」。不管要同他們談什麼事，不喊「報告」就都置之不理。自己生性倔犟，不願自甘卑賤，拒絕服從這種帶侮辱性的規定。從1968年1月13日進去，到1975年5月14*****，始終沒有喊過「報告」一次。他們為了將人制服，就在一切事情上刁難。我的一把牙刷，1967年9月8日在北京衛戍區用起，整整用了1267天。早就用得沒有毛了，多次要他們換，但如不喊「報告」就不給換。我就用這把牙刷繼續刷牙，直到1971年2月間，他們看到上邊一根毛也沒有了，才給換了一把新的。
關在這裡的，有不少黨政軍的高級幹部和各界知名人士，也有不少同樣無辜的年輕人。他們中間有些原是曾受江青一夥重用過的紅衛兵，當被他們使用完了，為著滅口;或者在給江青一夥辦事中出了差錯，就被作為犧牲品投進監牢。
1969年4月下旬，「九大」開會後期，距我住的一層27號房間左側不遠，拘押進來一個男青年。在放風時聽他自言自語地叫喊，自稱上了陳伯達的當，說陳叫他做了一件什麼害人事情，然後把他送到獄中來。他進來就整天高聲喊叫冤枉，因為反抗衛兵的干預又常發生爭吵，監管員用盡一切手段，沒有把他壓服。過了兩天，大約由於從他身上沒有逼出口供，在還相當寒冷的初春(暖氣早已停掉)，拿走他的棉被，也不給他飯吃或者總不給他吃飽。就在窗外高音喇叭傳出廣播電台歡慶「『九大』成功」「圓滿」閉幕的時刻，他卻晝夜不停地大聲在室內哀叫：「毛主席!林副主席!我餓呀，我冷呀!」形成極大的諷刺。獄卒怕被別人聽見「影響不好」，關掉他的窗戶。他那些悽厲的喊叫聲，仍然穿過牢房門窗的縫隙，衝破寒夜的寧靜，在漫長的走廊里迴蕩。不論這個人的情況如何，不管他作了什麼樣的壞事，從牢獄當權者對他的態度來看，他定是一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受害者。他所發出的悽厲的哀叫，引起所有「犯人」的同情，也引起人們的遐想。
自己本來無罪，他們以莫須有的罪名將我投入牢獄，不過為的滅口(用興奮劑毒害頭腦也是為了滅口)。因此關進監牢以後，很少問訊。將近8年間，只在1969、1971和1972年有過3次「審訊」。
進秦城1年多，1969年4月中旬，「九大」開會期間，中央專案組和報社造反派各3人首次「提審」。一見就要我「向毛主席請罪」。說「現在外面每天向毛主席『早請示、晚匯報』，你應向毛主席請罪!」我說：「有錯無罪。祝毛主席萬壽無疆!」他們提出要我寫一篇自傳，還有50份各地向我「外調」的問題要我答覆。這次並未談到什麼實質性的問題，「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之類的套話也沒有講。不大工夫就結束了這場戲。
又過兩年，1971年5月下旬，開始一次延續106天的馬拉松式的「提審」。來的人中有中央專案組中一個叫張宏學的人(張卉中稱他「審判員」)，報社的楊羅王3人，還有駐報社軍宣隊隊員。他們一上來就提出兩大問題，是逼我「交代」在《光明日報》工作期間，在報紙上放過什麼毒;一個是逼我「交代」報社「五一六分子」名單。
關於前者，我說前後在報社工作10年，其間報紙上發表的新聞、文章約計1.2億多字，不記得都是什麼內容，也無法對每個字、每句話負責。
關於後者，我說，不知道「五一六」為何物，說不上誰是誰不是。只能把所知道的幹部情況說一說，由你們判定誰是誰不是。我就按照報社人員花名冊，自上而下，從副總編、編委、部主任起，照實歷述他們的簡況、優缺點，逐個「介紹」。他們非常不樂意地皺著眉頭、耐著性子聽了一天。第2天，我仍繼續往下講，他們再也忍不住了，楊羅王們拍桌子大喊：「是叫你交代『五一六』，不是叫你給幹部作鑑定!」我就閉起嘴巴，不再說話。這時，那位姓王的拿起姚文元的《評陶鑄的兩本書》，念其中有關「五一六兵團」的一大段話。念完了，他們說，「要你交代的就是這個五一六兵團的名單。」這種無中生有的事，怎麼回答?任憑楊羅王們大聲叫、拍桌子，我都不再說什麼。結果，又僵持下來。
本來，我被綁架前，天安門觀禮台出現的「炮轟周恩來」大標語，署名就是「五一六兵團」。其後聽說，所謂「五一六兵團」就是江青一夥唆使的一些人。在我被投入監獄後，他們卻又利用「五一六」來誣陷幹部、殘害異己。1967年9月10日，謝富治接見中學生代表時曾說：「五一六兵團非常反動，又非常渺小，他們人數不超過50人，其中相當多是受蒙蔽的年輕人，真正的壞人不超過10幾人，可能有點後台老板、走資派。」可是以後他們在全國範圍大抓「五一六」，它像「叛徒」、「特務」、這些字眼一樣，成了陷害無辜的一頂大帽子。杜保同被他們非法綁架押回內蒙之前，就被吳法憲扣上「五一六骨幹分子」的帽子。他們在《光明日報》職工中就打了108個「五一六」分子(也有人說將近100個)，這些無端被加上罪名的人都沒有「根」，如今過了幾年之後，他們又來秦城找「黑後台」，抓我這隻「黑手」，豈不好笑?
他們蠻不講理，連續追逼。當時也被囚禁在秦城監獄裡的師哲同志，以後回顧在這裡所受折磨時說：「有真理的卻無起碼的生存權利，無真理的卻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在10年浩劫中，一切事情都是這樣是非顛倒的。每逢這幫人前來「提審」，望著那幾個一本正經地坐在那裡喋喋不休、信口開河時，心裡都浮現出這樣的想法：「我和他們的位置坐錯了，應當顛倒過來!」
逼交名單的事卡了殼，他們又回到報紙內容的問題上，指責我在報上「放毒」，宣傳「揪軍內一小撮」，「反軍」、「亂軍」。以後翻來覆去就在這個問題上糾纏。如前所述，1967年7、8月間的中央告武漢軍民書、《紅旗》八一社論提出這個口號，毛澤東有批評，王力、關鋒被追究。但是這個口號原是林彪本人先提出的，怎麼能要報紙負責?所以我只說報上發表了含有這個口號的文章，自己有責任，有錯誤;他們硬要說是「罪行」，就又頂起牛來。其實，他們表面整我「反軍」，實際上是要逼我承認「反林彪」，但是他們又不便明講轉遞杜保同揭發葉群「黑材料」的事。這樣扯來扯去，延續了106大，已到9月初。最後一天臨完的時候，他們還提出一些問題要我繼續「交代」。可是，隔不幾天，他們極力衛護的「林副統帥」折戟沉沙，這次以追查反林彪為主題的「提審」只得告吹，這伙「審判官」再也不見來了。
「提審」停下來，又過了一年多，直到1972年底，他們又到監獄裡來逼供，改在歷史問題上糾纏。這時我已陷入冤獄5年多，他們派出許多人員，耗費巨量財力，並沒找到任何證據，只好偽造「證據」栽誣。這次「提審」斷斷續續又延續了很長時間，他們偽造兩個「證據」、提出兩個問題。給我看的「證據」是兩張照片。因為是無中生有的捏造，照片上有破綻，不堪一駁駁。參與「提審」的楊羅王中有兩人以照相為職業，但這兩張照片偽造得並不高明。要求看原件，他們不敢拿給我看，仍舊反覆糾纏，直到作結論的時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