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月17日，拖延了五年之久才召開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選舉。選舉結果，朱德任委員長，董必武等21人任副委員長。其中，最後兩人引起了中外記者的注意。一個是李素文，原瀋陽市一個售貨商店的營業員，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另一個，也就是最後一個，是姚連蔚。本文摘自《中南海人物春秋》，作者顧保孜、杜修賢，2009年10月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原題為《不為人知的人大副委員長：上台兩年半鋃鐺入獄》。
1976年，姚連蔚（右二）接待訪問中國大陸的尼克森（左二）
姚連蔚！何許人也？當外國記者還在報刊上苦苦搜尋有關這個神秘人物的履歷時，兩年以後，即粉碎「四人幫」後不久，姚連蔚又神秘地失蹤了。當時不設國家主席，人大副委員長就履行國家副主席的外交職責。一個大國的國家副元首，是怎樣產生的，又是怎樣被解職的？
姚連蔚是陝西長安縣人，長安縣鄰接西安市，因此他也可說是西安市人。1934年出生於一個貧農家庭。上學上到初中，就去務農，其間還做過幾天的小販。1951年，他17歲參加了解放軍。1955年退伍，分到西安機械廠當車工，先後兼任車間政工員、政工組組長、政治指導員。1960年，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取得了生產突擊手、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的稱號。如果到此為止，相信任何算命先生都不會說他有位至極品的面相。
一場風暴改變了千千萬萬的人生。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切都顛倒過來了，該掃地的，坐進了小車；原來坐小車的，卻拿起了掃帚。真可謂「黃鐘盡棄，瓦釜雷鳴」。那時候，造反人物層出不窮，但是，要找一個像姚連蔚這樣當過兵，務過農，當過工人，還是生產突擊手的產業工人，卻不好找。因為，這種人大多數跟黨感情深，實在不能理解為什麼過去跟著黨搞肅反，反右派，現在卻要造黨的反了。所以，各地的「保守派」，多是老工人、老黨員、復員軍人、勞動模範，例如武漢的「百萬雄師」、上海的「工人赤衛隊」、四川的「產業軍」、內蒙古的「無產者」……而造反派中，多是學生或流氓無產者。姚連蔚恰好撞了個冷門，參加了西安機械廠的造反派組織，因此，很快當上了廠革委會副主任。那時，西安分為兩大派群眾組織，其中一派叫「工會」，姚連蔚被擁戴為頭頭。
1967年9月1日，在全國的武鬥高潮中，西安的兩大派也在胡家廟發生大規模武鬥。9月2日，西安西郊未央路地區的戰鬥又打響了。由於雙方都有軍工廠的人，動用了大量汽車、消防車、坦克和步槍、機槍等武器及電台。姚連蔚親臨一線，指揮「工會」衝鋒陷陣。幾天下來，這場武鬥打死100多人，打傷290多人，在全國的武鬥中雖算不上是最大的，但也名列前茅。西安築路機械廠、西北金屬結構廠、國營544廠、西安製藥廠、慶安機械製造公司等企業的廠房、設備都遭到嚴重破壞。其後，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姚連蔚的「工會」派占了上風。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在北京隆重召開，這是改朝換代的一次黨代會。許多工人造反分子當選為代表，他們有的還是不久前才突擊入黨的。在幾個月以前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甚至有一位代表事後被查明不是黨員。姚連蔚沒有這些麻煩事，他順利地被推選為九大代表，來到了北京。
在西安東郊的兩座大賓館前有一座舊樓，姚連蔚夫婦就住在這裡。他瘦骨嶙峋，背微駝，戴一頂鐵灰便帽，鬚髮花白，上身穿藍布中山裝，下身黑布長褲，活像進城的農民。提起24年前的那段輝煌時刻，他感慨地說：「我能一步登天，自己做夢也沒想到。那時選黨的代表、人民代表，上面把階級出身、民族、宗教信仰、工作單位、性別、年齡、籍貫、海外關係這些都確定了，要下面按圖索驥。當時，中共九大主席團圈定人選，發現陝西組的代表中，胡煒（第二十一軍軍長，在陝西『支左』）是河南人；楊煥民（蘭州軍區空軍司令員）湖北人；吳桂賢也是河南人；陝西省委第一書記李瑞山是陝北人，已內定為中央委員。只有我是正兒八經的陝西西安籍工人——這正是大會主席團要物色的人選。進了大會主席團後，進中央委員會也就一路綠燈了。歷史的一幕就是這樣演出的。」
在中共九大上，姚連蔚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回陝後，任省工代會負責人、中共陝西省委常委。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他繼續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出任陝西省總工會主席兼黨組書記，這時已不在原廠工作了。
1974年底，籌備四屆全國人大的工作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江青提出了一個組閣名單，周恩來也飛往長沙向毛澤東當面請命。終於，毛澤東首肯了周恩來的方案，江青的一大批幫派分子被排擠在外。為了有代表性，周恩來也同意了加進一些有勞模色彩的造反人物。
當時，陝西到北京出任高官的，有所謂「三副」之說——除姚連蔚外，還有西北國棉一廠趙夢桃小組的紡織女工吳桂賢，她還當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另一個就是在陝西「支左」的第二十一軍軍長胡煒，當上了副總參謀長兼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姚連蔚說，他是1969年2月當選為中共九大代表，在蘭州空軍招待所集中時才認識吳桂賢的。1967年7月，又與吳桂賢一起以中央慰問團正副團長的身份赴雲南龍陵慰問抗震救災軍民。與胡煒則是在1976年1月周恩來逝世後，他們曾在一起開過多次會議。他說：「吳桂賢、胡煒與我來往不多。」
姚連蔚出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以後，陝西省委第一書記李瑞山說：「別讓姚連蔚從陝西飛了。」因此，姚仍兼任陝西省總工會主席，住在北京阜成門外馬神廟全國總工會宿舍大院裡。他除了例行的外交禮儀事務外，還兼任國務院常規武器裝備領導小組副組長，因為他是軍工廠工人出身。雖然當車工和領導科研是兩回事，但畢竟名義上有點沾邊。
姚連蔚說：「擔任候補中央委員和人大副委員長，對我來說是一種不堪重負的壓力。自己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就那麼點兒見識和能力，而天天要處理的都是國家大事，一舉一動都可能載入史冊，簡直如坐針氈。但是不說話，不點頭，又不行，只好硬著頭皮撐。好在那時40歲出頭，精力充沛，常常兩天兩夜不睡覺看材料，了解要處理事情的來龍去脈。」
當時，中央對與他一起提升的吳桂賢、孫健（國務院副總理）、李素文等人實行的都是巴黎公社式的工資制度，提職不提薪。姚連蔚當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拿的還是1959年的四級工資。每月元。他的糧食關係、工資關係一直留在陝西的工廠，因此，他實際上還是個工人，只是領取高幹補貼而已。
「四人幫」倒台後，他開始走下坡路。當了兩年半的人大副委員長，又當了兩年半的囚徒，收支相抵，不虧不盈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姚連蔚開始走下坡路了。1977年7月12日，中央政治局委員吳德、紀登奎、陳永貴三人約他談話，說：「陝西有人告你的狀。如果再讓你繼續工作，怕群眾會有反映，中央不好解釋。因為，事情尚未弄清楚。」於是，姚連蔚開始停職接受審查。與他前後接受審查的還有一大批人：吳桂賢、孫健、莊則棟、孫玉國……一年以後，姚連蔚被送回西安繼續接受審查。1979年2月，在正月十五鬧元宵的那一天，他被逮捕，關進了西安北郊的監獄。
兩年半的關押以後，1981年10月29日，陝西省人民檢察院決定對他免予起訴。姚連蔚讓夫人打開抽屜，取出一份《免予起訴書》，上面寫著：
1967年9月2日，西安地區兩派群眾組織在西郊發生大規模的武鬥事件。9月4日，姚連蔚主持召開「新西機」（即今昆化機械廠）委員會，研究決定對另一派參加武鬥的部分人員進行審訊，索取參與武鬥的口供。其間，有一人被打成重傷，姚連蔚看到後，未予制止，以致那人傷重死亡。姚連蔚又召開會議，統一口徑，編造死因，企圖欺騙群眾，逃避罪責。這觸犯了刑法143條的規定，已構成犯罪。但考慮到姚連蔚的犯罪行為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歷史條件下發生的，未經關押教育，故決定予以從寬處理，免予起訴。
姚連蔚說，他被捕時，國家刑法剛剛公布，執法人員比較注重事實，他在關押中也沒有受皮肉之苦。這樣，他當了兩年半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又當了兩年半的囚徒，收支相抵，不虧不盈。
1984年，姚連蔚因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嚴重錯誤，被開除黨籍。
姚連蔚說，他對當官並無興趣，只想回到生活了幾十年的工廠繼續開車床，但這個願望已經不可能實現了。後來多次調整工資，同姚連蔚一起進廠的師傅們的月工資已提到130多元，姚連蔚的妻子也升為110元，而姚連蔚仍舊是58元多。昆化機械廠黨委的一位負責人說，姚連蔚多年沒有上班，發那麼多錢已經算照顧了。姚連蔚在54歲時已申請退休。廠長則認為，對歷史問題應放得寬鬆一些。兩位廠領導人對姚連蔚的妻子都有極好的評價：處事不驚，賢妻良母。她並不因丈夫的顯赫而不可一世，也不因丈夫鋃鐺入獄而萬念俱灰。她叫王桂蘭，是山西汾陽人，比姚連蔚小4歲，與姚連蔚曾在一個車間、班組工作，又是同一天加入中國共產黨。姚連蔚說，他能夠活下來，多虧了賢惠的妻子。
出獄後，姚連蔚成為家庭管理員、採購員、炊事員、學習輔導員。他的大兒子是火車司機，二兒子是煉鋼工人，三兒子正在技工學校讀書，可以說是個工人之家。姚連蔚說：「艱難時期已經過去，我沒有什麼可憂慮的了。」
姚連蔚在老家長安還有兩間平房，他不時回去看看鄉親，種花養草，爬山釣魚，尋求晚年之樂。儘管他的一隻眼睛得了中心網膜炎，盲而不瞎，只能看大物體。但他每天還是孜孜不倦地讀書，主要是讀中醫書。他學醫起先的動機，是因為不能報銷醫療費。
談到中醫學，他滔滔不絕地說起陰陽辯證，五行相剋相生。對王叔和脈學的一些章節背誦如流。東漢張仲景的《傷寒論》、明代李時珍的《本草綱目》、金元四大家、清代的《醫家金鑒》等經典都通讀了。
最後，姚連蔚說：「我可不願意迎合讀者的好奇心，做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話資料。我已是失意落魄、無欲無求的閒人，惟願在無聲中消失。」
歷史就是這樣喜歡開玩笑，本該無聲過去的，卻讓他上天入地走了一遭；本該醫人的，卻讓他去醫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