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曾被視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最善戰的元帥，甚至被確定為毛澤東的接班人，他在中共最高層扮演的角色及其意外死亡，是20世紀中國最重要的懸案之一。長期以來，中共官方壟斷了九一三事件(林彪事件)的解釋權，將林彪定性為「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面派」，林彪的出走是「叛國投敵，自取滅亡」。在九一三事件44周年之際，林彪最後一任秘書、九一三事件後遭囚禁四年的於運深的三萬字口述史曝光。於運深提出了許多不同於中共官方的說法，在許多根本問題上顛覆了官方長期以來的九一三事件定論。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在蒙古墜機現場
按：這是原林彪秘書於運深的口述，成文後經於運深審校定稿
於運深簡介：1937年生於山東蓬萊，1950年參軍，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檔案系，瀋陽軍區司令部辦公室助理員，1965年1月任林彪辦公室秘書。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被「辦學習班」四年，1975年終於結束審查，被分配到四川省廣安縣武裝部任參謀，退休後被安置在北京海淀區某軍休所。
林立果也假扮秘書上了廬山
林立果怎麼也上了廬山呢?林立果1967年3月到了空軍，先在空軍黨委辦公室當秘書，1969年被任命為空軍作戰部副部長。雖然林立果在空軍作戰部擔任領導，卻不在作戰部上班，也很少到作戰部去。1970年他在空軍黨辦成立了調研小組。這個調研小組的成立，是林彪建議的。
1970年3月，四屆人大即將召開，林彪準備在大會上講話。當時我跟著林彪在蘇州，林彪準備讓張雲生為他在四屆人大上的講話準備條子，我立即打電話給毛家灣，告訴張雲生：「首長說，讓你和李春生兩個秘書和老虎組成一個調查研究小組，這個調研小組由張秘書牽頭。研究的題目就是怎樣搞好抓革命、促生產。首長強調拉條子前必須搞搞調查研究。要抓緊時間，爭取早些搞出一個題目來。」
張雲生問：「首長這個指示，主任知道嗎?」
我說：「還沒有報主任。」
張雲生說：「不要報了。我可以和春生一起搞調研，但不要再牽上老虎，他願意搞什麼調研，那是他的事，如果再報主任，那是自找麻煩。如果主任再插手，我怎麼應付?如果老虎不聽我的，我怎麼辦?我能領導這隻老虎嗎?」
我說：「首長叫搞抓革命促生產的調研，總得報主任吧?」
「這個當然可以報，看主任怎麼說。」
毛家灣內部人際關係複雜，名義上林彪至高無上，但實際上林彪「大撒手」，林彪的權利都掌握在葉群手裡。換句話說，林彪辦公室是葉群當家。現在又多了個「老虎」，更難辦了。我理解張雲生的難處，也理解他想「保持一定距離」的想法。
張雲生把林彪的指示打了折扣，他向正在北京的林立果通報了林彪指示，只說林彪讓成立調查研究小組，並沒有提牽頭調研小組。林立果同意各搞各的，並行操作。林立果很快在空軍黨辦成立了調研小組，「九一三」事件後，這個調研小組被中央專案組判定為「小艦隊」。
這次廬山開會，林立果以軍委辦公廳秘書的身份上了廬山，由「東道主」、江西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程世清安排住房。林立果既不是與會者，也不是會務組的工作人員，他沒有權利參加大會和各組的討論，只在會外活動。所以他在廬山上有點活動，但不多，也有限。
8月27日，林立果跑到林彪住處，當面向我大發了幾句議論，意思是全怪「葉老胖」，「翻車了，倒大霉了，都是他媽的主任(葉群)搞的。她要搶頭功，儘是瞎指揮。」隨後林立果打電話給在北京毛家灣值班的「林辦」秘書張雲生，也說了同樣一些話。
9月6日，林立果對王維國、陳勵耘說：「這次事情壞在幾個老總身上。」「主任(葉群)根本沒有理解首長(林彪)的意圖，開會也講不清楚。首長很生氣，主任只是哭。」「本來首長只是說拉一個滿篷風就行了，這次打是打不倒的，結果搞得很被動。」「丘八斗不過秀才，看來這個斗爭還長，軍隊日子難過一些。」
以後，林立果與江騰蛟、王維國、陳勵耘講廬山會議時說：「這是一次未來鬥爭的總預演、演習、拉練，雙方的陣容都亮了相。陳(伯達)是鬥爭的英雄，吳(法憲)是狗熊。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間脫節。三是沒有一個好的參謀長。這些老總們政治水平低。平時不學習，到時胸無成竹，沒有一個通。指揮軍事戰役還可以，指揮政治戰役不可以。」「今後的政治鬥爭，不能靠他們領導，真正的領導權要掌握在我們手裡。」
這些話，當時林立果在林彪辦公室也說過。只是當時我們都認為是小孩子發幾句牢騷，沒有當回事。
我沒有感覺林彪有什麼問題
9月6日上午，九屆二中全會的各組開會。11時林彪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全會公報。
16時葉群交代我，把簡報、文件統統交回，毛主席的《我的一點意見》作抄件存。
17時，林彪主持九屆二中全會閉幕會，陳伯達沒有出席。周總理、康生講了話，毛主席插了話。
晚上，林彪讓葉群帶著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去看望江青，向江青認錯，請江青原諒。江青說：「你們過去聽陳伯達的話，不聽我的話，上當受騙了吧。犯了錯誤不要緊，今後聽我的話，改正錯誤就是了。」
葉群讓李春生根據錄音，整理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在二中全會上的發言，分別交給本人。當天葉群交代已經很晚了，沒有搞完，第二天葉群讓李春生把錄音帶回北京，另複製一套。
9月7日，林彪、葉群坐專機回北戴河，我也跟著他們到了北戴河。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到九江機場送行，他們上了飛機與林彪、葉群合影。
到北戴河後，葉群專門叫我回了一趟北京，複製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講話的錄音帶，說首長要聽。我從總參二部借來機器，複製了一份。這讓我有機會再聽一遍林彪的這個講話，我還是認為林彪這個講話沒有任何問題。
1970年8月底，林彪為葉群寫了六個字：「玉不琢，不成器。林彪，書贈葉群，七○、七」明明是在葉群情緒低落時寫的，為什麼落款時間要提前一個月?是一時筆誤，還是故意?不知道林彪是怎麼想的，總之林彪叫人把這六個字刻好送給葉群。
這讓我想起林彪臥室床頭左側牆上，曾掛過自書條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為勇也。驟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
9月18日，林彪、葉群由北戴河坐專機回北京，我也跟著回了北京。
9月19日晚上，林彪、葉群召見黃永勝、吳法憲。
從廬山上下來，我明顯地感覺到林彪的話更少了，也不再聽秘書講文件。雖然我在廬山上身臨其境，也看到了毛主席親筆寫的《我的一點意見》，但我以為那完全是批陳伯達，林彪沒什麼事。因為毛主席說「我同林彪同志交換過意見，我們兩人一致認為，……」而且我在林彪身邊，確實沒有發現林彪有什麼反對毛主席的言行。所以我一直比較樂觀，我想，到一定時候林彪要說話的。
往常會議文件都是可以帶回去的，這次九屆二中全會卻要求所有的文件都退回中央辦公廳，還不准傳達。葉群讓我抄了一份，我還是沒有感覺到什麼異常，依然高枕無憂。
林彪格外關注毛主席對斯諾的講話
我因為工作忙，水平低，根本沒有看出來廬山出了事。雖然知道陳伯達被審查，但根本沒有想到牽涉到林彪。廬山會議後期，看不出林彪有什麼變化。但我明顯感覺到葉群卻有很大的變化。葉群不再趾高氣揚，說話的語氣也親切多了。廬山會議時，張雲生在毛家灣留守，他對我說：葉群外出，每天都要往毛家灣打電話，這次廬山會議，葉群很久才給毛家灣打了一個電話。說二中全會的主要精神是號召加強學習，讓黨的高級幹部多懂點馬列，主席還叫她多學點哲學。為抓緊學習，葉群讓毛家灣趕快收縮，只留一兩個人看馬列書的就夠了，其餘幫助工作的人全回原單位。在外面找人的人也撤回來，免得分散精力。
1970年9月28日，林彪從北戴河回到北京，到中南海去見了毛主席。
10月1日10時，林彪陪同毛主席出席天安門城樓舉行的國慶21周年大會，宣讀張春橋等人擬就的講話稿。
這是林彪最後一個國慶節。他與周恩來陪同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斯諾和夫人是1970年9月應邀來北京的，文化大革命中，外國人在中國幾乎絕跡，而斯諾居然能來到北京，還能採訪毛主席，這是他當年奔走延安撰寫《西行漫記》的功勞。斯諾是第一個向國外報導毛澤東的外國記者，他在延安就與毛主席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但毛主席不急著見他，讓林彪先見。
這時林彪剛從廬山下來不久。我感覺他對於毛主席要他見斯諾這件事很為難，一推再推。
在延安時斯諾採訪過林彪，並在《西行漫記》中對林彪大加誇讚。李文普在回憶里也說過，林彪表示：「斯諾是熟人，在延安見過。這些外國記者問這問那，有些問題也不好回答。跟外國人說話要特別注意，不管你說什麼，他們都會給你登報發表。」
林彪一直拖著不見，周恩來安排斯諾夫婦先去參觀訪問。可斯諾不可能無限期等下去，他對周恩來說，他準備回去了。周恩來再次向毛主席報告，毛主席決定見斯諾。這樣，12月18日毛主席會見了斯諾。
《毛主席會見斯諾的談話紀要》被印成了中共中央文件，送到毛家灣。這份文件是我給林彪講的，我認為很重要，在「講」文件時作為重點。我把毛主席對斯諾說「四個偉大」「討嫌」專門畫出來了，摘要講給林彪聽。「四個偉大」雖不是林彪的創造，但「四個偉大」經林彪1967年5月1日題詞後風靡全國。因此這個「討嫌」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會不會是毛主席對林彪的批評。
我們當秘書都知道，林彪對毛主席的批示、講話、談話等都非常注意。但這一次不同尋常，我注意到林彪格外注意聽。
我給林彪講完《毛主席會見斯諾的談話紀要》，林彪要我把這份二三十頁的文件留下，他要再看看。這在以前我講文件時是從來沒有過的，林彪一般不留文件，而他專門把《毛主席會見斯諾的談話紀要》留下來，可見非常重視。
毛主席回答斯諾提出的有關文化大革命、中美關係等問題。斯諾問：「我常常想，不知道那些喊的口號最響、揮動旗子最起勁的人，是不是(就像有些人所說的)在打著紅旗反紅旗?」毛主席點點頭說：「這些人分三種，第一種人是真的，第二種人是隨大流，『你們大家要叫萬歲嘛』，第三種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毛主席對斯諾說，所謂「四個偉大」——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只剩下「導師」這個詞，就是教員。斯諾說：「毛主席歷來是當教員的，甚至在他成為共產主義者之前，他就是長沙的一個小學教員。」
葉群不讓我們知道她給毛主席寫檢討
1970年國慶之夜，林彪陪同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觀看焰火，葉群藉此機會找毛主席談話，自認為談得「很好」，回到毛家灣顯得很高興，好像放下了千斤重擔。她決定給毛主席寫一個檢討報告。
葉群從廬山會議後回到毛家灣，就像膨脹的毛家灣緊急收縮一樣，葉群也「收縮」了很多，像變了一個人，見人就笑容滿面。這一段葉群在籌備寫檢討，完全瞞著我們秘書和工作人員，可能是軍委辦公廳的人幫助葉群寫的檢討。我是「九一三」事件後很久才看到葉群的檢討，當時我一點也不知道，更不知道毛主席對葉群檢討的批示。(上圖：於運深的工作證內頁。)
葉群從廬山上下來後，要求林彪辦公室裁減，不僅遣散了臨時工，還把老秘書郭連凱和李文普、還有我掛職軍委辦公廳。李文普被任命為軍委辦公廳警衛處副處長，郭連凱任命為辦公廳秘書處秘書科副科長，我為辦公廳秘書處秘書科秘書。「林辦」正式秘書表面上只有三人：張雲生、張益民和李春生。張益民經常在外面「找人」，剩下的正式秘書只有兩個人。葉群說：以後外邊誰問，你們就說「林辦」秘書只有兩個，最多說三個，這樣就把人減了一半。名義上我們三人是軍委辦公廳的幹部，但實際上我們還是「林辦」秘書。
後來又調來一個秘書王煥禮，他擔任「林辦」支部書記。葉群在廬山上「翻了車」，她的「原則」是：不知道「廬山」內幕的人儘量不讓知道。王煥禮是廬山會議後調來的，他沒有上廬山，葉群當然要瞞著他了。我是上過廬山的，所以我成了給林彪講文件的秘書。李根清接了我的班，管理林彪辦公室的檔案。但是所有關於廬山會議的文件，包括葉群的檢討都沒有經過李根清的手。
4月15日，葉群、吳法憲的第二次檢討和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的檢討由中央批陳整風匯報會印發。
我看到葉群第二次檢討時，「九一三」事件已經塵埃落地，葉群也早已不在人世。但依我的感覺，葉群的檢討深刻得不能再深刻了，無論如何毛主席不能不滿意。但毛主席並沒有放過葉群，當然也沒有放過林彪。
林彪不聽秘書「講文件」了
到1971年，我在林彪辦公室已經七年，是老秘書了。
1970年廬山會議後，本來就深居簡出的林彪，更加孤家寡人，情緒低落到谷底。林彪西客廳門外的牆邊，擺了一台八音盒，有小型旅行箱那麼大。林彪的房間從來不擺雜物，只有這台八音盒是例外。葉群說這是康生從抄家物品中選的。每當林彪散步時，內勤就把八音盒上足弦，能放出十幾首歌曲，其中有彈撥古曲，叮叮噹噹的。林彪散步時內勤就給林彪打開八音盒。但廬山會議後，林彪再也沒有聽過。聽內勤說，林彪偶爾吃的零食也不再吃了。
1970年底，葉群把四個秘書調走了三個，郭連凱、張雲生走了，稍後張益民也走了。本來我的工作就很忙，現在四個秘書的工作全壓在我一人身上。工作量大得幾乎不可想像，我忙得暈頭轉向，根本沒有注意葉群情緒上有什麼變化。只是感覺林彪情緒變化非常明顯，本來他就不愛說話，此時更加沉默寡言，而且也不聽我們秘書講文件了。他既很少會客，也不願和身邊的工作人員談什麼，甚至多少天沒有一句話。偶爾看場電影，也只讓李文普從中外的戰鬥故事片中選些近戰鏡頭，一部影片只選看一兩本拷貝。林彪平時除了出去「轉車」，就是獨自一人在室內踱步，更多的時間是一個人蜷縮在沙發里。看來他是更加鬱悶了。
這一段時間，林彪口述過幾張紙條。例如：開朗、愉快、活潑;轉移注意力;充其量壞不到哪裡去，不要著急;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不偏食，多換樣子;多運動……林彪讓保密員李根清把這些句子用毛筆抄成三份，分別貼在葉群、林豆豆、林立果臥室的門後。
1971年新年過後，林彪吩咐保密員李根清：「你寫句話掛到葉群臥室。『說到底，壞不到哪裡去』。」李根清找葉群取條幅，葉群說：「不用寫了。告訴首長，我知道了。」難怪「九一三」事件後查抄毛家灣，只發現林彪的兩張紙條，原來有些條子並沒有落實到紙上。看來葉群沒有把林彪的安慰當回事。
林彪認為沒錯堅持不寫檢討
1971年2月12日，林彪請病假，與葉群、林立果坐專機到蘇州。
2月19日，毛主席對批陳整風作重要批示：「不要學軍委座談會，開了一個月，還根本不批陳。」
2月20日，軍委辦事組向毛澤東報送學習討論毛主席關於「批陳整風重點在批陳」的情況報告。毛澤東批示，並批給周恩來、康生，閱後退中央軍委。我注意到毛主席這個批示沒有提到林彪。
3月7日，林彪、葉群乘專列離開蘇州，第二天到達北戴河。
4月3日，林彪、葉群離開北戴河去大連。葉群坐專機當天到達，林彪坐專列第二天到達。
4月15日，中央召開的批陳整風匯報會開始。
4月19日，林彪、葉群坐飛機飛回北京。
4月20日，周恩來將中央批陳整風匯報會議文件及毛主席有關批示送林彪閱，並示意林彪到會並講話。
4月24日，我給林彪報周恩來關於批陳整風匯報會議的情況報告。其中有：「會議希望主席、林副主席能見大家一次，如能給大家講幾句話更好。不過大家又說，不要因此要求，干擾主席、林副主席五一節在天安門上觀看焰火。」毛在這段話旁批示：「我這幾天不出門。」
林彪聽我報周恩來的信和有關中央批陳整風匯報會材料及毛澤東批示，對周恩來提出的希望出席會議並講幾句話，沒有表態。以後林彪解釋說：「一個人在搗鬼，還是沒搗鬼，自己說了不算數，要別人說了才算數。我不出門，不說話，不找人談話，不是有什麼顧慮，而是少讓別人製造緊張空氣和給人以話柄。」
有一次李根清給葉群送文件，葉群正在打電話，說：「林彪同志最近身體不好，情緒也不好，晚上吃兩次安眠藥還睡不著，……歷史上都是站在他一邊的，支持他的，把他捧得那麼高，現在又整他……」這是葉群的心裡話。
「九一三」事件後，我們被集中在「亞療」面對面排查時，保密員李根清講了這樣一件事：有一次李根清去給林彪送文件，聽見葉群對林彪說：「你看這文件，方向指向你，你把他(指毛主席)捧那麼高，現在回過頭來整你，你想到了嗎?」林彪一聲不吭，坐在那裡動也不動。很久，林彪從嗓子眼裡擠出一句：「我要休息了，你走吧，我出汗了。」葉群只好很不情願地出去了。
1970年廬山會議前，林彪就很少批文件了。批的一些文件都是葉群主動，令李根清模仿的。不管該批不該批，只要葉群願意批就批，大多數是「同意主席批示」。林彪從廬山上下來，他除了聽我講點中央傳閱件外，幾乎不聽任何其它文件了。那時三天兩頭文件都報不上去，只能壓著，一些重要傳閱件在葉群那裡也壓好多天回不來，大多數文件只能原封不動退回去。
李文普說廬山會議後林彪寫過一個檢討，這件事我不知道，不知道李文普是怎麼知道的。實際上，有一份署名林彪的檢討書是葉群的口授。1971年春天，葉群在毛家灣的院子裡邊曬太陽，邊口授林彪的信，由王煥禮記錄。信的大意是：我(林彪)對部隊要求不嚴，脾氣不好，今後應該加強對部隊的約束，聽黨和毛主席的話。葉群說是林彪的意思，但到底是不是林彪的意思，並沒有得到證實。不過葉群口授的林彪這封檢討信，沒有送給毛主席，被壓了下來。這也就是說，林彪從來沒有寫過檢討信。
林彪在4月中旬接見黃吳李邱時明確說：「根據我的看法，你們沒錯，你們檢討，我不怪你們，也不會生氣。但我不會檢討。」
1971年初林彪在蘇州哭了
1971年9月13日早晨，周宇馳、於新野劫持的直升機被迫降在北京懷柔渤海所。北京衛戍區警衛3師副師長胡世壽第一時間趕到現場，在直升機後艙發現一個錄音機。當時在場的人誰也沒有見過錄音機，不知是什麼東西。眾人都很好奇，你拍拍我拍拍，錄音機響了。
這是林立果偷錄的葉群和黃永勝的電話錄音。葉群有這樣一段話：「……一會兒你上級(林彪)可能會找你。你給我說一兩句好話，免得他老欺侮我。所以這個事，他沒法怪我。」(葉群哭了一會兒)「我現在心裡很亂。在蘇州，他(林彪)轉氨酶高，我們兩人都哭了。他(林彪)哭政治上的，我主要是哭政治上的，加上責任上的。……」
這段錄音沒有時間，但葉群提到在蘇州。林彪、葉群是1971年2月到蘇州的，這段錄音應該是林彪、葉群在蘇州被偷錄的，因為林立果此時也在蘇州。
這段錄音中最值得重視的是葉群說「我們兩人都哭了。他(林彪)哭政治上的……。」男兒有淚不輕彈!更何況一位身經百戰的元帥!闖過多少槍林彈雨，從來心不驚肉不跳，而什麼樣的「政治」能讓64歲的他流下眼淚?
1971年五一節晚上林彪的遲到
1971年林彪只有兩次在公開場合露面。一次是1971年五一國際勞動節晚上出席焰火晚會，另一次是1971年6月3日，陪同毛主席在人民大會堂湖南廳接見由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齊奧塞斯庫率領的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
1971年5月1日，我在林彪辦公室值班。天安門廣場白天沒有活動，主要是由各大公園組織歡慶活動，林彪沒有參加遊園，在毛家灣休息。
當晚天安門廣場燃放禮花，因為毛主席要出席，所以通知林彪出席。林彪根本不想去。從廬山上下來後，林彪的情緒一直低落，哪裡也不想去，原來僅有的踱步和「轉車」也幾乎沒有了，幾乎整天就是一個人坐在沙發上，不與任何人交談，也不聽講文件。
五一晚上放焰火的時間馬上就到了，林彪仍遲遲不動。周總理親自打來電話催問，電話是我接的，周總理說：「林副主席出發沒有，叫他快來，主席已經出發了。」
我立即向林彪通報總理請他馬上到天安門城樓去，林彪沒有表態。以往集會都是林彪比毛主席早到，葉群也是這樣要求的，而這次林彪還是沒有動。
周總理又打來電話，電話還是我接的。周總理再次請林副主席趕快到天安門城樓來，說「主席已經到了」。我立即向林彪通報總理請他馬上到天安門城樓去。葉群也在一邊催促：「必須去，總理也打電話催了。」
我注意到林彪的表情非常勉強，愁容滿面，明顯地很不情願。但他還是站起來了，在內勤幫助下穿上大衣。在我看來，如果不是周總理兩次打電話催促，林彪可能就真的不去了。因為林彪一向尊重周總理，不願意駁周總理的面子，這才勉強去天安門城樓應付一下。
專車早就備好了，毛家灣到天安門城樓很近，那時路面上車很少，不存在堵車的問題。但畢竟林彪出發時就晚了。李文普陪著林彪去的天安門，據李文普回來說遲到了。
後來那張唯一的照片上，可以看出林彪低垂著頭，蜷縮在一邊，這應該是林彪真實心態的流露。而林彪笑容滿面和毛主席走過歡迎人群的那張照片，不是這個五一節晚上拍的，林彪在這個五一節的晚上遲到了，而且他也是絕對笑不出來的。
1971年五一節晚上林彪的早退
與平時天安門聚會相比，林彪去得晚，回來得早。
照例是李文普跟著林彪上天安門城樓，我沒有跟去，我在林彪辦公室看電視實況轉播。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晚會剛開始，林彪就回來了，我們在電視上沒有看到林彪的鏡頭。感覺不一會兒，林彪就回來了。我們在場的工作人員都覺得很奇怪：怎麼這麼快就回來了?來來回回連半個小時都不到，首長怎麼就轉回來了?但想到林彪根本不想去，也就不奇怪了。
當時在現場拍照的新華社記者杜修賢回憶說：「……他(林彪)冷僻地落座後，一句話沒說。和近在咫尺的毛主席沒有握手，沒有說話，甚至沒有看一眼，只是一味地耷拉著焦黃的臉……」「我們拍攝一般要等正副統帥交談時才開始。拍電影的人還在對著毛主席的方向調試鏡頭。不知怎地，我被眼前的瞬間吸引住了，鬼使神差地立在董必武的側面，拍了一張主桌的全景。再看看，人物表情特別是林彪的表情沒有進入我們所需要的歡樂情緒，只好放下相機，慢慢地踱到旁邊，再回首……啊!我僵住了，渾身的血一下子沉到腳後跟——林彪不在了。……時間一點點過去，林彪還沒有出現。我開始著急起來，會不會林彪走了?想到這我心裡惶惶的，希望不是這樣。因為拍攝還沒開始，林彪怎能就不在了呢?我們拿什麼見明天的報紙?直到這時我還沒意識到我那個鬼使神差的『瞬間』已成為今晚絕無僅有的獨家新聞。」
我認為攝影師杜修賢的講述是基本真實的。當時現場不止一個人，十幾人甚至幾十人。而且最有力的證據是，如果當時有更好的照片，決不會用杜修賢這張暴露毛主席、林彪不和的照片。以下幾個材料也可以印證，1971年5月1日的晚會林彪的早退。
《周恩來年譜》：「林彪在到場數分鐘後不辭而別」。
《毛澤東傳》也有五一節「這天晚上，勉強來到天安門城樓觀看焰火的林彪一臉沮喪，始終不同毛主席說話。在城樓上，他坐在毛主席對面，幾分鐘後便不辭而別。林彪這一舉動，引起在場目擊者的議論和猜測。」
時任林彪警衛隊中隊長的蕭奇明說：「5月1日，……林彪只在天安門城樓上站了一會兒，就給毛主席請假，說『身體不舒服』，馬上就回家了。」
邱會作說：「5月1日夜，毛主席、林彪在黃永勝陪同之下同時登上了天安門。放了一輪煙火之後，林彪指著自己的頭向毛主席說：『我頭疼，早點退場。』毛主席回答說：『好，今天沒有什麼題目了。』」
5月初，周宇馳對王飛說：中央匯報會上，吳法憲檢討的時候，怕得要命，林副主席保他。主席一寬大，這幾天又像沒事了。其實越檢討，捆得越緊，越被動。這個問題只有林副主席看透了，林副主席很生氣，所以五一節(晚)上天安門，只呆幾分鐘就走了，弄得像都沒有照下來。這是從來沒有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