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院停業好戲上街
改變當代大陸人命運的文革過去五十周年了。
一九六六年的夏天，我是上海一所小學的三年級學生。學期末，老師和學生照例各自準備考試。一天，全校開廣播大會，校長傳達上級指示，「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今年的考試也取消了。」小學生不懂校長講的「文化大革命」是怎麼回事，事實上校長本人也完全不懂，但一聽不考試了我們就高興，就蹦蹦跳跳地湧出校門。當時，我們誰也不會料到，這一天我們不是與學校暫別，而是與「上學」永訣，是我們斷學的界碑，可以終身憑弔。
開始過暑假了，我最感興趣的事就是看電影，暑期有特價八分錢的學生專場，電影院裡有冷氣，是消暑的好去處。日頭當照的一個下午，我按事先挑好的片子趕到電影院，卻吃了一個閉門羹，只見門口石階上豎著告示：「內部裝修，暫停營業。」我掃興地回家，一路上經過另幾家電影院，看見家家門口掛著同樣的告示，原來全市影劇院都歇業了。
怪事？為啥停業？今年暑假看不成電影了？
影劇院閉幕，好戲在大街開演了。
馬路上突然喧鬧起來，大、中學生模樣的人成群結隊地往來，人人手臂上套著一隻紅袖章，上面印著黃色的「紅衛兵」三個字。他們拿著白紙、排筆、墨汁罐、漿糊桶，在空白的牆上糊紙寫字，到處是標語口號：「掀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高潮！」「破除舊風俗、舊習慣、舊文化、舊道德！」「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勝利萬歲！」
在繁華的淮海路商業街，仿佛孫悟空領著群猴來鬧場：石柱路牌上「淮海路」三個字換成了「反修路」；各家商店的玻璃櫥窗上貼滿「興無滅資，破舊立新」等口號；有人站在八腳梯子上拆凸字店招；有人用榔頭亂錘大理石上的店名；有人乾脆臨時寫一張新店名貼上去。全部商店都舊貌換「新顏」，到處是「永紅」、「紅衛」、「大眾」、「工農」、「衛東」、「紅旗」等雷同的新名字，沒走多遠，就分不清張家李家了。
「更新」了店鋪商場的門面，開始「更新」人。燙髮發，著小褲腳管褲子，穿尖頭皮鞋，屬於香港太保式，不管男女老少，若被紅衛兵們逮住，不是剪頭髮剪褲管就是沒收皮鞋，弄得他們或散亂著頭髮，或打著赤腳走在滾燙的馬路上狼狽回家。
衝擊教堂抄家批鬥
又一日，一隊紅衛兵衝擊隔壁天主教堂。這裡十年前被政府關閉，此後只有一、兩個神職人員看守。紅衛兵從禮拜堂開始掃蕩。他們把掛在兩壁講述耶穌受難故事的幾幀油畫拆到地上；把講壇正中牆上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雕像砸碎；另有幾個紅衛兵去後面的辦公樓查抄，不停地抱出一捆捆圖書扔在空地，各種中外文硬封面書籍很快堆成一座小山。
夕陽西斜時，紅衛兵拖出兩個神職人員，把他們押到教堂入口的台階上，給他們的脖子掛上木牌，上面寫著「帝國主義走狗」，開起現場批判會，一直開到黃昏才收場。
晚上，紅衛兵點火焚燒那座書山，一直燒到夜深……
文革大火很快延燒到居民家裡。居委會成立了「無產階級專政隊」，他們配合紅衛兵抄家批鬥。黑五類──地富反壞右加資本家首當其衝。整個夏天，鄰居中的此類「壞分子」先後遭殃，他們的金銀首飾和貴重器物家具被沒收；他們收藏的畫作和書籍被撕毀；一個原國民黨團長家被搜出軍服和彈殼，成了他準備「反攻倒算」的罪證，並據此斷定他一定隱藏了槍枝，追逼他坦白窩藏何處？交代不出就是「負隅頑抗」，就拉出來批鬥。
每天晚上有現場批鬥會，在被批鬥者的家門口放一張桌子或椅子，讓他們站在上面。他們的頭低到九十度，頸上掛塊牌子，寫著各自的身份「反動資本家」、「國民黨特務」「反革命分子」、「右派」等等。他們交代不出無中生有的罪行，就遭紅衛兵拳打腳踢，還被押成「噴氣式（雙手反剪頭幾乎碰到地上）」，批鬥完再遊街，讓他們一手拿鐵鍋蓋之類的東西當鐺鑼，一手拿木棍邊敲邊說，「我是反革命ＸＸＸ」，「我是地主ＸＸＸ……」。有一戶鄰居是穆斯林，過去每周五主麻日不出門，紅衛兵就在星期五把她押出來遊街示眾……
疑心暗鬼人人自危
紅色恐怖席捲全國。鬥完地富反壞右資本家等死老虎，開始深挖潛藏的階級敵人。一個老老實實的退休工人，突然被紅衛兵揪出來，說他是土改時從農村逃亡來的地主；一個病病歪歪的獨身女人被抓出來，說她四九年前是國民黨軍官的小老婆；曾經去美國留過學的大學教師是「美國間諜」；去蘇聯留過學的工廠工程師是「蘇聯間諜」……
「壞人」不斷被揪出，弄得人人自危如驚弓之鳥，鄰居們疑心生暗鬼，生怕對方是深藏不露的「老狐狸」，彼此不再信任。
比劇場裡還精彩的真人戲日日上演，我看得津津有味，哪家被批鬥就去哪家圍觀。看熱鬧時，我的是非觀被激發出來，仇恨意識也在心裡滋生，「要不是搞文革，這些壞人不知隱藏到何時？他們一旦得勢，不知多少好人要遭殃。」所以，有人不甘凌辱投繯自盡，有人受不了折磨跳樓……紅衛兵說他們死有餘辜，我便覺得他們罪有應得。
孰料，有一天聽到父母竊竊私語，父親說，「最近，我們這批老警察人心惶惶，正在等待上面作定論，如果歸為國民黨時代的『偽警察』，就是『國民黨的殘渣餘孽』；如果以「解放」後的警察身份為準，我們的成份算紅五類（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工人、貧農、下中農）中的『幹部』。」父親早年在國民黨政權下幹警察，中共建政後繼續留用。
我一下子嚇蒙了，萬一父親被判為國民黨的「偽警察」，那麼我家也會被抄，父親也將遭批鬥，那我還有什麼臉面出門？我去看批鬥時不再興致勃勃，甚至把被批鬥的人幻想成自己的父親。
那段日子，父親提心弔膽，我跟著惴惴不安，每天注意父親下班回家時的神色。幸好有驚無險，警局最後決定，留用的普通警察不算舊帳，我心上的一塊石頭也落了地。儘管如此，此後我每次在學校填寫家庭情況表，在成份欄寫下「革命幹部」總不免臉紅，似乎自己在作弊造假，父親這樣一個普通警察算啥幹部？
人性喪失童心尚存
在人人爭取革命資格的年代，「幹部」成份不僅是一塊不被人革命的盔甲，還是一枝可以革別人的命的長矛。
一年後，小學也開始搞文革了。造反派老師組織學生成立紅小兵，我興奮地成為其中一員。校長和許多老師已經成了「牛鬼蛇神」，造反派老師就組織我們批鬥他們。我參加審訊的「壞人」是語文女老師，她被揭發出來是「地主婆」。我們先是生疑，電影裡的地主婆衣服胡里花俏，而語文老師一向打扮樸素，總是剪一頭齊耳的短髮，穿一身藍色的罩衫或兩用衫，更像普通的家庭婦女。但想到文革中揪出那麼多隱藏的壞人，我們認為語文老師過去贏得學生尊敬，說明她太狡猾，偽裝得太好，矇騙了我們，便兇狠地質問她為何隱瞞成份？
女老師委屈卑怯地解釋：她公公是有十幾畝地的地主，四八年她公公怕自己患病不治，把地契主換成她丈夫的名字。但她丈夫一九四五年到上海讀高中後沒回過鄉，也沒當過一天地主，更沒剝削過一個人，怎麼算地主呢？她五五年和丈夫結婚，那時公公的土地早就分給了貧僱農，她怎麼能算地主婆？
我們這些小孩子哪裡懂這些事，她不承認就是詭辯不老實，負責解押的紅小兵揪住她的頭髮狠命往下摁……「對敵人」要像秋風掃落葉那樣無情的精神注入了我們的身心。
然而，我們終究是十一、二歲的孩子，無論經受怎樣暴虐的鬥爭洗禮，都無法泯滅貪玩的童心，革命無形中成了我們玩耍的遊戲。
學校組織紅小兵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我們就七、八個人一組登上公共汽車上宣傳，傻乎乎地讀乘客比我們還熟毛語錄，唱廣播裡不停吼叫的毛語錄歌。有如紅衛兵大串聯變成全國免費旅遊，我們的宣傳活動也變成了全市免費旅遊，每天選擇上海的一個景點，坐著車一路唱著歌去兜風。
晚上，只要新聞聯播發表毛的最新指示，我們就連夜被召集到學校，然後排著隊敲鑼打鼓到區教育局「報喜」，鬧到半夜甚至通宵才結束。毛每發一次最新指示，就是我們一個歡欣的嘉會。
複課廢學有類無教
六九年，文革的大動盪過去，我們在「複課鬧革命」的口號中進中學，「複課」的目的是「鬧革命」。學校還是原來學校，教學內容已面目全非，不但政治課學毛著，語文課也要先學毛語錄，數學和物理合併成「工業基礎課」，化學和生物合併成「農業基礎課」。按毛的教育革命的主張，廢除了必要的考試，學生愛來上課就來，不愛上課就不來，即使來了學校也只是我們玩耍的另一個場所。當然，有另一種評定成績標準，就是是否積極投入革命──批鬥壞分子老師，並積極爭取參加（已經規範了的）紅衛兵組織。
我們就這樣無憂無慮地快活「上學」，胡鬧地過了幾年「陽光燦爛的日子」。直到文革終結恢復高考，我輩才意識自己的無知，黃金似的年華廢成了糞土，白玉似的歲月攪成了豆渣，到頭來千般悔恨與誰訴，只落得「老大不堪尤可憎」。
文革終結故事未了
一九七八年後，「鄧走資」為奪權清算文革，民眾乘勢反思批判文革，湧現了一批「傷痕文學」。可惜，囿於有限的言論自由，此類作品還遠沒有寫深寫透時，文革題材已經成了禁區。
法國哲學家雷蒙‧阿隆曾說：「歷史是由活著的人和為了活著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歷史如此，文學同樣如此。為了不讓自己親歷的文革和感受湮沒於歷史塵埃，不讓無辜的受難者白白犧牲，我矢志撰寫自己的文革故事。那些日子，我攤開稿紙，熟悉的「左鄰右舍」就一個個走進方格：他們在中共建政後的屈辱和苟活；他們在文革鬧劇、慘劇中的遭際和冤死，一幕一幕復現出來；我與被批鬥過的語文老師在夢中相會，她請求我為她發聲傾訴。我用筆代他們吟唱悲歌，也藉此懺悔並洗淨從小被毒化的心靈。
費時幾年完成的長篇小說《福民公寓》先後在香港和台灣出版。二○○七年，寄給上海同學的幾本《福民公寓》被海關作為違禁品沒收，這是大陸「官方」對此書的最佳「褒獎」，額外地為此書平添了些許份量。
不容許自由評說已經成為歷史的大事件，足以表明這個大事件還未了結，文革過去五十年了，但文革的故事還在繼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