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院停業，好戲上街
改變當代大陸人命運的文革過去五十周年了。
一九六六年的夏天，我是上海一所小學的三年級學生。學期末，老師和學生照例各自準備考試。一天，全校開廣播大會，校長傳達上級指示，「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今年的考試也取消了。」小學生不懂校長講的「文化大革命」是怎麼回事，事實上校長本人也完全不懂，但一聽不考試了我們就高興，就蹦蹦跳跳地湧出校門。當時，我們誰也不會料到，這一天我們不是與學校暫別，而是與「上學」永訣，是我們斷學的界碑，可以終身憑弔。
開始過暑假了，我最感興趣的事就是看電影，暑期有特價八分錢的學生專場，電影院裡有冷氣，是消暑的好去處。日頭當照的一個下午，我按事先挑好的片子趕到電影院，詎料卻吃了一個閉門羹，只見門口石階上豎著告示：「內部裝修，暫停營業。」我掃興地回家，一路上經過另幾家電影院，看見家家門口掛著同樣的告示，原來全市影劇院都歇業了。
怪事？為啥停業？今年暑假看不成電影了？
影劇院閉幕，好戲都在大街開演了。
不日，馬路上突然喧鬧起來，大、中學生模樣的人成群結隊地往來，他們人人手臂上套著一隻紅袖章，上面印著黃色的「紅衛兵」三個字。他們拿著白紙、排筆、墨汁罐、漿糊桶，在空白的牆上糊紙寫字，到處是標語口號：「掀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破除舊風俗、舊習慣、舊文化、舊道德！」「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勝利萬歲！」
在繁華的淮海路商業街，仿佛孫悟空領著群猴來鬧場：石柱路牌上「淮海路」三個字換成了「反修路」；各家商店的玻璃櫥窗上貼滿「興無滅資，破舊立新」等口號；有人站在八腳梯子上拆凸字店招；有人用榔頭亂錘大理石上的店名；有人乾脆臨時寫一張新店名貼上去。全部商店都舊貌換「新顏」，到處是「永紅」、「紅衛」、「大眾」、「工農」、「衛東」、「紅旗」等雷同的新名字，沒走多遠，就分不清張家李家了。
「更新」了店鋪商場的門面，開始「更新」人。燙髮發，著小褲腳管褲子，穿頭尖皮鞋，屬於香港太保式，不管男女老少，若被紅衛兵們逮住，不是剪斷頭髮剪破褲管就是沒收皮鞋，弄得他們或散亂著頭髮；或打著赤腳走在滾燙的馬路上狼狽回家。
衝擊寺院抄家批鬥
又一日，一隊紅衛兵衝擊隔壁天主教堂。這裡十年前被政府關閉，此後只有一、兩個神職人員看守。紅衛兵從禮拜堂開始掃蕩。他們把掛在兩壁講述耶穌受難故事的幾幀油畫拆到地上；把講壇正中牆上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雕像砸碎；另有幾個紅衛兵去後面的辦公樓查抄，不停地抱出一捆捆圖書扔在空地，各種中外文硬封面書籍很快堆成一座小山。
夕陽西斜時，紅衛兵拖出兩個神職人員，把他們押到教堂入口的台階上，給他們的脖子掛上木牌，上面寫著「帝國主義走狗」，開起現場批判會，一直開到黃昏才收場。
晚上，紅衛兵點火焚燒那堆書山，一直燒到夜深
大火很快延燒到居民家裡。里委會成立了「無產階級專政隊」，他們配合紅衛兵抄家批鬥。黑五類──地富反壞右加資本家首當其衝。整個夏天，鄰居中的此類「壞分子」先後遭殃，他們的金銀首飾和貴重器物家具被沒收；他們收藏的畫作和書籍被撕毀；一個原國民黨團長家被搜出軍服和彈殼，成了他準備「反攻倒算」的罪證，並據此斷定他一定隱藏了槍枝，追逼他坦白窩藏何處？交代不出就是「負隅頑抗」，就拉出來批鬥。
每天晚上有這樣的現場批鬥會，在被批鬥者的家門口放一張桌子或椅子，讓他們或她們站在上面。他們的頭低到九十度，頸上掛塊牌子，寫著各自的身份「反動資本家」、「國民黨特務」「反革命分子」、「右派」等等。他們交代不出無中生有的罪行，就遭紅衛兵拳打腳踢，還被押成「噴氣式（雙手反剪頭幾乎碰到地上）」，批鬥完再加碼遊街，讓他們一手拿鐵鍋蓋之類的東西當鐺鑼，一手拿木棍邊敲邊說，「我是反革命XXX，」「我是地主XXX」。有一戶鄰居是穆斯林，過去每周五主麻日不出門，紅衛兵就在星期五把她押出來遊街示眾
上海市的紅衛兵在拆除永安公司的招牌，另立新店名
疑心暗鬼人人自危
紅色恐怖席捲全國一片肅殺，鬥完地富反壞右資本家等死老虎，開始深挖潛藏的階級敵人。一個老老實實的退休工人，突然被紅衛兵揪出來，說他是土改時從農村逃亡來的地主；一個病病歪歪的獨身女人被抓出來，說她四九年前是國民黨軍官的小老婆：曾經去美國留過學的大學教師是「美國間諜」；去蘇聯留過學的工廠工程師是「蘇聯間諜」
隱藏的「壞人」不斷被揪出，弄得人人自危如驚弓之鳥，鄰居們疑心生暗鬼，生怕對方是深藏不露的「老狐狸」，彼此不再信任。
比劇場裡還精彩的真人戲日日上演，我看得津津有味，哪家被批鬥就去哪家圍觀。看熱鬧間，我的是非觀被激發出來，仇恨意識也在心裡滋生，「要不是搞文革，這些壞人不知隱藏到何時？他們一旦得勢，不知多少好人要遭殃。」所以，有人不甘凌辱投繯自盡；又有人受不了折磨跳樓，紅衛兵說他們死有餘辜，我便覺得他們罪有應得。
孰料，有一天聽到父母竊竊私語，父親說，「最近，我們這批老警察人心惶惶，正在等待上面作定論，如果歸為國民黨時代的『偽警察』，就是『國民黨的殘渣餘孽』；如果以解放後的警察身份為準，我們的成分算紅五類（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工人、貧農、下中農）中的『幹部』。」父親早年在國民黨政權下干，中共建政後繼續留用。
我一下子嚇蒙了，萬一父親被判為國民黨的「偽警察」，那麼我家也會被抄，父親也將遭批鬥，那我還有什麼臉面出門？我去看批鬥時不再興致勃勃，甚至把被批鬥的人幻想成自己的父親。
那段日子，父親提心弔膽，我跟著惴惴不安，每天注意父親下班回家時的神色。幸好有驚無險，警局最後決定，留用的普通警察不算舊帳，我心上的一塊石頭也落了地。儘管如此，此後我每次在學校填寫家庭情況表，在成分欄寫下「革命幹部」總不免臉紅，似乎自己在作弊造假，父親這樣一個普通警察算啥幹部？
1967年2月14日上海人民公社改名為上海革命委員會,張春橋為主任、姚文元、王洪文等為副主任
人性喪失，童心尚存
在人人爭取革命資格的年代，「幹部」成分不僅是一塊不被人革命的盔甲，還是一支可以革別人的命的長矛。
一年後，小學也開始搞文革了。造反派老師組織學生成立紅小兵，我興奮地成為其中一員。校長和許多老師已經成了「牛鬼蛇神」，造反派老師就組織我們批鬥他們。我參加審訊的「壞人」是語文女老師，她被揭發出來是「地主婆」。我們先是生疑，電影裡的地主婆衣服胡里花俏，而語文老師一向打扮樸素，總是剪一頭齊耳的短髮，穿一身藍色的罩衫或兩用衫，更像普通的家庭婦女。但想到文革中揪出那麼多隱藏的壞人，我們認為語文老師過去贏得學生尊敬，說明她太狡猾，偽裝得太好，矇騙了我們，便兇狠地質問她為何隱瞞成分？
女老師委屈卑怯地解釋：她公公是有十幾畝地的地主，四八年她公公怕自己患病不治，把地契主換成她丈夫的名字，她丈夫一九四五年到上海讀高中後沒回過鄉，也沒當過一天地主，更沒剝削過一個人，怎麼算地主呢？她五五年和丈夫結婚，那時公公的土地早就分給了貧僱農，她怎麼能算地主婆？
我們這些小孩子哪裡懂這些事，她不承認就是詭辯不老實，負責解押的紅小兵揪住她的頭髮狠命往下摁「對敵人」要像秋風掃落葉那樣無情的精神注入了我們的身心。
然而，我們終究是十一、二歲的孩子，無論經受怎樣暴虐的鬥爭洗禮，都無法泯滅貪玩的童心，革命無形中成了我們玩耍的遊戲。
學校組織紅小兵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我們就七、八個人一組登上公共汽車上宣傳，傻乎乎地讀乘客比我們還熟毛語錄，唱廣播裡不停吼叫的毛語錄歌。有如紅衛兵大串聯變成全國免費旅遊，我們的宣傳活動也變成了全市免費旅遊，每天選擇上海的一個景點，坐著車一路唱著歌去兜風。
晚上，只要新聞聯播發表毛的最新指示，我們就連夜被召集到學校，然後排著隊敲鑼打鼓到區教育局「報喜」，鬧到半夜甚至通宵才結束，毛每發一次最新指示，就是我們一個歡欣的嘉會。
文革時期的上海民兵
複課廢學有類無教
六九年，文革的大動盪期過去，我們在「複課鬧革命」的口號中進中學，「複課」的目的是「鬧革命」。學校還是原來學校，教學內容已面目全非，不但政治課學毛著和批判文章，語文課也要先學毛語錄，數學和物理合併成「工業基礎課」，化學和生物合併成「農業基礎課」。按毛的教育革命的主張，廢除了必要的考試，學生愛來上課就來，不愛上課就不來，即使來了學校也只是我們玩耍的另一個場所。當然，有另一種評定成績標準，就是是否積極投入革命──批鬥壞分子老師，並積極爭取參加（已經規範了的）紅衛兵。
我們就這樣無憂無慮地快活「上學」，胡鬧地過了幾年「陽光燦爛的日子」。直到文革終結恢復高考，我輩才意識自己的無知，黃金似的年華廢成了糞土，白玉似的歲月攪成了豆渣，到頭來千般悔恨與誰訴，只落得「老大無堪還可憎」。
文革終結故事未了
一九七八年後，「鄧走資」為奪權清算文革，民眾乘勢反思批判文革，湧現了一批「傷痕文學」，可惜，囿於有限的言論自由，此類作品還遠沒有寫深寫透時，文革題材已經成了禁區。
法國哲學家雷蒙¨阿隆曾說：「歷史是由活著的人和為了活著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歷史如此，文學同樣如此。為了不讓自己親歷的文革和感受淹沒於歷史塵埃，不讓無辜的受難者白白犧牲，我矢志撰寫自己的文革故事。那些日子，只要我攤開稿紙，熟悉的「左鄰右舍」就一個個走進方格，他們在中共建政後的屈辱和苟活；他們在文革鬧劇、慘劇中的遭際和冤死，一幕一幕復現出來;我與被批鬥過的語文老師在夢中相會，她請求我為發聲傾訴。我用筆代他們吟唱悲歌，也藉此懺悔並洗淨從小被毒化的心靈。
費時幾年完成的長篇小說《福民公寓》先後在香港和台灣出版。二OO七年，寄給上海同學的幾本《福民公寓》被海關作為違禁品沒收，這是大陸「官方」對此書的最佳「褒獎」，額外地為此書平添了些許份量。
不容許自由評說已經成為歷史的大事件，足以表明這個大事件還未了結，文革過去五十年了，但文革的故事還在繼續。
來源：《爭鳴》/喻智官
《福民公寓》和上海舞女
在中國文革爆發四十周年即將到來的時候，愛爾蘭盧斯地區政府藝術辦公室和一家出版社組織作品徵文競賽，把成人文學一等獎，頒給了一位旅居愛爾蘭的中國作家，他的參賽作品正是描寫文革的小說《福民公寓》。
作家喻智官原是上海的醫生，為了實現「寫一部關於文革的長篇小說」的心願，他於1988年去日本攻讀文學碩士。十年前，為了尋覓自由寫作的環境，他從東亞的島國輾轉到西歐的島國，在喬伊斯和葉芝的家鄉愛爾蘭，歷時五年的嘔心瀝血，終於完成了這部著作。此書於2003年在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推出，日文和英文本也將陸續出版。
在文革結束後三十多年的海內外文壇上，《福民公寓》是第一部以大上海為舞台，全景式再現各階層市民在文革狂潮中生死沉浮的作品。作者真實記錄了半殖民地時期法國人建造的一所摩登公寓裡各色人物的命運，立體地刻畫了中國人在四九年「解放後」尤其是文革的生存景況，深刻地揭示了隱藏在故事背後的社會內涵，並試圖尋找導致文革的歷史因由和淵源。
旅居愛爾蘭的知名華人作家喻智官先生
書寫親歷過的生死悲哭
被視為上個世紀最佳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德國作家托馬斯曼，在倡導他的現實主義文學理論時，曾提出「人生與文學的對稱性」的觀點，具有鮮明現實主義特徵的《福民公寓》可以說是它的註解。《福民公寓》以文革開始時還是小學生的主人公吳國福的視角，通過公寓裡眾多居民日常生活的白描，精心謀篇布局推進故事情節，在錯綜複雜的人物和他們之間的糾葛中，廣角地透視了瘋狂社會的真相：在沒有人權的專制極權社會，每個人都是悲劇角色。
在福民公寓這個「資產階級集中的老巢」里，作者生動細膩地塑造了近四十個有名有姓的人物，寫下他們迫害和被迫害的生死悲哭：其中既有逃亡的白俄、大資本家、圖書館員、醫生、舞女和歸國華僑等非無產階級；又有工人、區委幹部、軍代表，里委黨支書，以及紅衛兵領袖等無產階級。
舞女祝秋藝是他們中一個很有特色的人物。這位舊上海百樂門的當紅舞女，令人想起白先勇筆下一些著名的女性形象，如交際花尹雪艷、舞女金大班。不同的是，從上海跑到台北的金大班們，演出了別樣香艷悽美的一幕，而留在大陸的舞女祝秋藝卻沒有那樣的幸運。
在解放軍渡過長江上海解放在即的時刻，住在公寓裡的流亡白俄或再次出逃第三國或自殺，其他居民也面臨命運攸關的去留選擇，可舞女祝秋藝卻輕佻地謝絕了小開黃──造船廠老闆的兒子帶她逃往香港的邀請，她要留在百樂門繼續做「眾星拱捧的月亮，翩翩起舞的彩蝶」。祝秋藝不相信共產黨來了會不讓人跳舞，不相信燈紅酒綠的大上海真的會流光飛滅。
而後多年，祝秋藝只能打著哭腔，念叨小開黃分手時的話：「總有一天你會後悔的。」上海解放了，舞廳封門了，祝秋藝成了新時代的社會渣滓。為了改變自己的生存處境，她草草嫁給一個叫來龍的工人作政治靠山。文革來了，她生怕自己被划進「黑八類」遭抄家批鬥遊街，就慫恿不關心政治的丈夫去參加工人造反隊，由此得到一個造反隊家屬的護身符。不料，來龍加入的造反隊因和王洪文的「工總司」唱對台戲，而慘遭鎮壓。丈夫在武鬥中橫死，費盡心機的祝秋藝又陷入新的惶恐之中。
為了尋找新的靠山，祝秋藝利用姿色去引誘戶籍警趙河竹，兩人勾搭成奸。有了趙河竹作靠山後，祝秋藝過了一段舒心日子，尤其是在毛澤東生日，里委組織家庭婦女跳忠字舞時，趙河竹讓祝秋藝上台教大家跳舞，使她揚眉吐氣。然而好景不長，她和戶籍警的姦情被丈夫是軍宣隊的里委幹部揭露。公檢法（文革時公安、檢察院、法院合為一體）為了保全警察的形象，讓趙河竹把責任全推到舞女祝秋藝身上。結果，趙河竹成了「上當受騙」者，而祝秋藝卻成了腐蝕戶籍警的壞分子，最終沒逃脫被批鬥的命運。
王安憶《長恨歌》淡化背景
就這樣，喻智官在《福民公寓》中，將複雜的歷史境遇，作為人性動作的舞台，寫出個人空間被社會擠壓之後的摧折與毀滅。作為舊上海文化一部分的舞女名媛，在翻天覆地的革命時代到來時，其個體的命運和心理必將隨之發生變化。
然而，同樣是描寫舊上海留下來的舞女名媛，王安憶的那部獲茅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代表作《長恨歌》卻與之不同。在《長恨歌》中，王安憶以大量的筆墨，描寫四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名媛王琦瑤的日常生活，精細地刻畫了一個風姿綽約的「上海小姐」形象，被視為一個城市古典摩登時代的見證。
在王安憶優雅的描述中，上海弄堂的閨閣，「滬上淑媛」的服飾，金屋藏嬌的公寓，麻將桌上的男女遊戲，上海式的物質生活，上海式的時尚趣味，風花雪月和小資情調充斥全書。一個大時代的沉重與癲狂，就在這瑣碎、輕逸與麻木的敘述之中，隱沒了它的真實面目。
儘管王安憶說故事的才能爐火純青，但是讀者從這部小說中，看不到中國六十年代那場浩劫的慘烈，看不到時代對人物命運的震撼。社會背景被淡化了，虛構出來的主人公不食時代煙火，與她所處的歷史嚴重脫節。寫作的深度真實因此被拋棄。《長恨歌》的故事背景即使放在國民黨統治的上海也是可以的，唯獨放在解放後的上海是令人無法想像的，是本質虛假的。
《上海文學》老編輯評兩部小說
對喻智官和王安憶這兩部小說，原《上海文學》的老編輯陳家驊先生都有過精彩的評論。陳先生與王安憶的母親茹志鵑同在一個編輯組工作，當年看著脫離襁褓的王安憶長大，並對她的創作有過很大的期待。但在讀了眾人叫好的《長恨歌》後，陳先生大失所望。
陳先生在文章中說：「雖然《長恨歌》比較成熟，藝術性也強，十分精細，也較耐看。但我還是要說，我不喜歡。」陳先生之所以對王安憶小說不滿，是因為當年在《上海文學》編輯部里，有二十多人被戴帽，下放，挨鬥，坐牢，就連王安憶的父親王嘯平，其「遭遇之慘無法言表」。在如此恐怖的環境長大的王安憶，彷佛失去了記憶，居然可以把文革「淡化到了無法淡化的朦朧水墨畫」的程度。
相反，對喻智官的小說《福民公寓》，陳先生一個勁地讚不絕口。他的評論題目即是「我喜愛長篇小說《福民公寓》」。他說：「幸虧有《福民公寓》作者這樣堅持正義的正直之士，我們才能讀到這部深刻而真切地描寫文革的作品。」「正因為《福民公寓》是記錄血污社會的寫實之作，它只能在保留資本主義的香港出版，由此也鑑定了這部作品的價值。」
不論在中國還是在西方，文學都是當代人文思想最重要的表達者。《福民公寓》的成功不在於技巧上的花拳繡腿，而在於作家的責任感和對歷史的追問能力，以及他對人間的整體關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