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麼原因導致紀登奎最後沒有被重新安排工作，而是繼續留在九號院，他本人從來沒有說過，他從來只說鄧小平、薄一波、李先念等領導人都說過要重新為他安排工作。也許其中原因他自己也不知道，也許是他知道但並不對我說。也許還有一種可能，本來要安排他的工作，但是他突然去世。」
紀登奎是毛澤東晚年賞識和培養的幹部，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等職（圖源：新華社）
進入九號院以後，紀登奎沒有任何領導職務，也沒有社會職務，參加的社會活動也不多。可以說，他晚年的主要生活是反思，或者說是關於本人官場生涯的政治反省。從我的觀察來說，紀登奎晚年的反省與心緒，是與兩件大事情緊密聯繫的。一件事情是1983年開始的整黨，一件事情是整黨之後的工作安排。
（一）
現在看來，紀登奎來到九號院的前兩年，最為牽動心思的事情是整黨。
紀登奎來到九號院不久，整黨就開始了。我們不知道高層安排他來九號院，是否與這次整黨有直接關係。從1980年4月他辭去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副總理職務之後，其工作關係和黨組織關係可以說是處在「懸空」狀態。這種情況下，如果他參加整黨，不論是在中央辦公廳，還是在國務院辦公廳，都不合適。也許正是這種情況下，紀登奎被安排到九號院裡來。
要理解紀登奎在整黨中的心境，也許需要對這次整黨有所說明。1983年下半年開始的整黨，是「文革」結束後第一次大規模黨內整頓運動。按照中共中央決定，這次整黨主要針對黨員隊伍思想、作風和組織嚴重不純問題，任務是「統一思想、整頓作風、加強紀律、純潔組織」。其中，「純潔組織」的核心是把「堅持反對黨、危害黨的分子清理出來，開除出黨」。具體來說，這些反對黨的人主要是「文革」中出現的所謂「三種人」，「清理三種人，是純潔組織的關鍵問題」。這三種人是指「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和「打砸搶分子」。對於「三種人」的組織處理原則是，除經過長期考驗，證明確已悔改者外，原則上要開除出黨。整黨中關於黨員組織處理的形式有很多種，有開除黨籍、留黨察看，還有除名、勸其退黨、不予登記、緩期登記。有資料顯示，這次整黨有70萬黨員被開除黨籍，當時全國共有中共黨員四千萬左右。以上海為例，整黨中全市開除黨籍619人，給予留黨察看等黨紀處分3687人，不予登記11134人，緩期登記1753人，處分面占到黨員總數的百分之零點八。（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編《上海市黨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就本人在九號院的經歷而言，人們對這次整黨可謂嚴肅認真。當時，「文革」過去時間只有幾年，很多人對於過去的挨整經歷記憶猶新，面對這次整黨，不知道後果如何，有很多嚴肅、甚至恐怖的想像。紀登奎作為一個渾身是非的失勢高官，其在整黨中的用心之重更可以理解。
1983年整黨開始時，九號院工作人員不到百人，其中約三分之一是省部級和司局級幹部。對於絕大多數黨員來說，整黨的實際影響並不大。整黨結束的時候，並沒有人受到組織處分。有一個特例是，當時新提拔的一位副主任，正在安徽擔任縣委書記，據說是因為「文革」中的問題被開除黨籍，本人隨即拋棄公職下海經商。從組織系統來說，這位副主任雖然是九號院領導之一，但是整黨過程中他的組織關係在安徽，形式上他是被安徽當地的黨委處理的。最近若干年，一些當年參與處理的人士認為這個處分顯失公正，又提出重新審查平反。從本人有限的了解而言，這位副主任被整肅有過往個人恩怨的因素，而不能算一個秉公的處理。
九號院裡的絕大多數人，特別是年輕人，因為歷史上沒有牽扯政治是非，對於這次整黨其實不以為意。但是，對於紀登奎來說，這次整黨的意義卻非同尋常。「文革」中，他長期身居高位，在中央高層鬥爭中周旋，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受到處理。紀登奎作為一個渾身充滿恩怨是非的失意高官，對於新一輪的政治整肅，自然有更加豐富和深刻的想像，在這種過程中的心態，自然大大不同於普通人。對於紀登奎當時的這種複雜心態，我是後來從他的閒談和感慨中才有所察覺和領悟的。
（二）
整黨期間，紀登奎原來的王秘書還在，我們很少有機會接觸。整黨結束後兩年，日常工作接觸增多，才有機會聽他議論到這次整黨。
紀登奎議論1983年整黨，很少正面說到自己。但是，從日常閒談得知，他對於整黨是非常緊張的。他多次說，他這一生經歷了很多次整黨，建國以前有，建國以後也有。1980年，「四人幫」被公開審判，刑罰很重。接下來是1983年整黨。這次整黨的重點，是「整」那些「文革」中「整人」的人。這是「文革」後第一次整黨，究竟會怎麼整，如何處理「文革」中有問題的人，紀登奎首先想到自己。「文革」中，紀登奎身處高位，執掌中央的組織人事，參與了諸多高層「整人」事件，身上匯集了大量恩怨是非。此時的紀登奎，政治上已經完全失勢。對於自己在整黨中的命運，他不僅完全無力自主，甚至也不能有所預知。最壞的設想是，在林彪、「四人幫」系統被嚴厲懲處之後，如果繼續懲處原來一些中央高層人物，順理成章就輪到紀登奎了。或者，也許中央高層已經把紀登奎作為整黨中重點要整的幾個人之一。至於如何整，那就難說了，坐牢也是可能的。在這種情況下，紀登奎內心的複雜緊張，是可以想像的。
因為心憂自己在整黨中的命運，紀登奎特別重視自己在整黨中的作為，具體說，特別重視自己「對照檢查」。所謂「對照檢查」，是這次整黨的必經階段，即「對照」共產黨員標準來「檢查」自己的政治表現。這種對照檢查，先要寫出書面的對照檢查報告，然後，在黨員會上做出口頭報告。在本人「對照檢查」之後，黨組織再來討論決定給以何種組織處理。一般來說，黨員的對照檢查都是對本級黨組織負責，由本級黨組織來決定組織處理。紀登奎知道，雖然他的黨組織關係在九號院，但是，九號院黨組織並無權決定對於他的組織處理。紀登奎在整黨中的命運安排，決定權是在中央高層。紀登奎花費了巨大心思和很多時間來寫作這個「對照檢查報告」。1984年6月30日上午，紀登奎在九號院整黨會議上作了「對照檢查」。
在「對照檢查」中，紀登奎對於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現做出了系統檢討。他指出：「我在我們黨與『四人幫』的生死搏鬥中，在關鍵時刻，經不起考驗。在若干原則問題上，我的立場是動搖的，錯誤的」。這些立場錯誤，「特別表現在處理鄭州鐵路局的問題上，在對待天安門事件的問題上，在粉碎『四人幫』以後華國鋒推行的『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上。」關於這些重大問題的處理，「我參加了政治局會議討論，我都是同意的，在行動上我也是執行的」。在紀登奎列舉的原則問題上立場錯誤的三個事件中，「天安門事件」和「兩個凡是」問題是當時的重大事件，因為是至今為人們所知的。紀登奎承認是在兩個重大政治立場上，他站在了錯誤的一邊。關於鄭州鐵路局問題的處理，則更加具體而複雜一些。
1975年下半年，鄧小平主持國務院工作期間，萬里作為鐵道部部長率先整頓鐵路。在鄧小平支持下，萬里先是整頓了徐州鐵路局，恢復了華東方面的鐵路秩序，上海等地的鐵路運輸得到保障。接下來，萬里開始整頓鄭州鐵路局。鄭州是中國最大的鐵路樞紐，也是被「文革」造反派控制，生產秩序最為混亂的鐵路局。在整頓鄭州鐵路局過程中，紀登奎作為國務院副總理，同時也作為河南省的領導人之一（兼任河南省革委會副主任），對於萬里在鄭州的工作是支持的，出面做了不少協調工作。但是，毛澤東嚴厲指責了鄧小平主導的這些整頓措施，江青等「四人幫」具體主持，先是中央高層多次開會指責鄧小平，然後在全黨開始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隨後，河南省委一改以往立場，公開指責萬里、鄧小平的鐵路整頓。在國務院會上，紀登奎也轉而指責萬里的一系列言論和做法，指責鄧小平、萬里是在「否定文化大革命」。本來，江青等人在批評指責鄧小平搞「右傾翻案」的時候，也曾指責紀登奎與鄧小平站在一起，但是，毛澤東出面制止了江青等人對於紀登奎的進一步批判。
談到這幾件事情，紀登奎在「對照檢查」中說：「我雖然受黨的教育四十多年，在黨和國家存亡之際，不顧黨的利益，不顧人民利益，而計較個人得失，拋棄了黨的根本利益，喪失了一個共產黨員的無產階級立場。這是我犯錯誤的根本原因」。紀登奎在這裡特別強調是因為「計較個人得失」而「拋棄了黨的根本利益」。這裡的「個人得失」，顯然是說出於個人權力地位的考慮，從配合支持鄧小平搞「整頓」，轉而嚴厲批評鄧小平、萬里搞「右傾翻案」。也許他想到，如果在此次打倒鄧小平的問題上，他不與鄧小平適當切割，可能也會面臨被罷黜的命運。因為，他後來在閒談中說到，有些人仍然堅持了原則立場，如萬里就毫不含糊地表示與鄧小平共進退，紀登奎甚至說「不能原諒自己」。
（三）
在「對照檢查」中，紀登奎的自我描述是：「盲目走上『文革』歧途，陷入了十年內亂的災難中，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一個極不光彩的角色」。紀登奎從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解剖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錯誤的原因。
紀登奎在「對照檢查」報告中指出：「在客觀上，由於『文革』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由於他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心目中有崇高的威望，他講的一套『繼續革命』、『反修防修』、『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理論，我雖然沒有從理論上真正弄清楚，但是我從不懷疑，真正擁護，積極執行。林彪、『四人幫』搞的一套的
『左』的政策和措施，通常情況是以中央名義下達『指令』的，更多是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文革聯名發布文件，毛主席特批『照辦』。這就影響了很多同志，跟著犯錯誤，包括本人在內。從主觀上分析，自己從15歲起參加革命，就是在毛澤東思想哺育下成長起來的。全國解放後，毛主席同我有多次交往。在『文革』初期，是毛主席把我從『牛棚』中解放出來的，使我十分感激。對毛澤東的『最高指示』，一曰『緊跟』，二曰『照辦』」。在「對照檢查」中，紀登奎反覆強調對毛澤東的特殊感情和信賴：「文革初期，我在河南被扣上『劉鄧反動路線』『走資派』的帽子，被關押批鬥；『批林批孔』時，『四人幫』整過我；『批鄧反右』時，『四人幫』也整過我。而每次挨整，又都是毛主席為我說話，『保』了我。我從既得利益出發，感恩戴德，一如既往，緊跟毛主席走下去」。
在「對照檢查」中，紀登奎還特別檢討了自己在工作作風上的問題，他把自己在這方面的問題概括為：「官越做越大，頭腦膨脹，驕傲自滿，自以為是，盛氣凌人，鋒芒畢露，脫離實際，唯毛主席之命是從；黨性不純，計較個人得失。」紀登奎得罪人，其工作作風也是重要因素。聽一些老幹部談紀登奎，或者從一些資料看到關於他的描述，其「盛氣凌人」確實給人深刻印象，尤其是位高權重基礎上的盛氣凌人，可以說在高層幹部中傷人眾多。
在晚年的反思中，紀登奎對毛澤東的感情和評價可謂複雜莫名。他說：「毛澤東晚年的思想也有自相矛盾，叫人無所適從。我曾鼓足勇氣給他反映過一些情況，可他老人家不但聽不進去，反而批評我『少幾根白頭髮』。我碰了釘子，也弄不懂他講的道理。但又總是想可能是自己錯了，毛主席看得遠，他可能是正確的吧！這說明，我這個共產黨員，不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在毛主席面前，是個奴隸主義者」。
在平常生活中，紀登奎經常談到自己對於毛澤東的複雜心態。但是，他也會情不自禁地為自己做某些開脫或者辯解：「毛主席那麼偉大，都犯了錯誤，我在他身邊工作，對他幾乎無條件相信，不可能不跟著犯錯誤。我在毛澤東面前做事情，不可能不跟著他走，不可能不一起犯錯誤。」他感慨：「主席晚年多疑猜忌，出爾反爾，讓人十分痛苦。」伴隨這種痛苦的，還有一種深深的恐懼，有時候甚至擔心自己會突然被廢黜，甚至被關押。紀登奎在「對照檢查」中說：「自己從毛澤東同志『左』的嚴重錯誤的影響中解放出來，是經歷了一個痛苦的、艱難的過程的。」
按照紀登奎自己的說法，他個人政治命運的悲劇是註定的，「因為，在聽毛主席的話和不聽毛主席的話之間，只能選擇前者，沒有另外的道路可以走」。或者用他的另外一種表述，成為「毛主席面前的奴隸主義者」。這可以理解為他的一種自我辯解，也可以理解為一種自我批判。從特定政治情景來說，他做出這樣的選擇似乎是無可指責的，這裡有官場規則或者所謂政治紀律的約束，他確實應該聽毛澤東的。但是，從歷史的角度看，這種選擇是不可以讚賞的。對於一個政黨、一個國家來說，所有人都聽一個人的話，這個領袖向哪裡揮手，眾人就向哪裡前進，這顯然是非理性狀態。讓一個人的想法和思路來決定一個政黨和一個國家的走向，結果必然是災難性的。當一個制度的作用就是保障一種理論被倡導、一種聲音在說話的時候，顯然，這種制度的內在活力已經受到窒息。在這樣的背景下，如紀登奎晚年所感嘆的，最值得讚賞的是能夠獨立思考並且勇於擔當的人。
（四）
在整黨後期，紀登奎的「對照檢查報告」報送高層領導審閱。我不知道是通過九號院向上報送的，還是他個人直接報送的。在我的印象里，好像是他個人報送的。1984年10月份，中央領導人鄧小平、陳雲、胡耀邦、薄一波、李先念等都批閱了他的「對照檢查報告」。這些領導人肯定了紀登奎的檢查是深刻的。關鍵性的領導人批示是：「紀登奎的問題可以從此了結」。
中央還向有關單位批轉了紀登奎的對照檢查和領導人的批示。我記得，九號院裡的部級幹部傳閱了中央領導的批示件，但是，這些中央領導關於紀登奎對照檢查的批示，不是由九號院的機要部門組織傳閱的，而是紀登奎自己寫了文件傳閱單在九號院部長級幹部中傳閱。傳閱結束後，退回給了紀登奎本人。從機要文件程序上講，九號院也應該收到中央領導的批示件，但是為什麼要由紀登奎組織傳閱，具體原因不甚了了。
1987年前後，也是九號院整黨結束的兩年之後，紀登奎談起這次整黨，在我聽起來，似乎帶著虛驚一場的心情。他曾談到，整黨結束後，他曾經與李先念有一次長談。「文革」中，他和李先念都是國務院副總理。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李先念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主席。紀登奎有些欣慰地談到，李先念高度肯定他的個人檢討，並稱讚他敢於承擔責任，說：「是你的問題，你擔起來了。有些問題主要不是你的事情，是主席、總理和我們的事情，你也做了檢討，承擔了責任。」紀登奎在閒談中說到：「我當然可以替主席、總理和先念等同志擔責任，但是不能替『四人幫』擔責任。因為『四人幫』是反革命集團，如果我為他們擔責任，那我也成了反革命。」
紀登奎多次談起，整黨之後他的工作安排再次被提出來。據他說，鄧小平、薄一波曾經表示過要為他安排工作。那時，中共黨內實際負責高層人事安排的是薄一波，而不是總書記胡耀邦。起碼到1987年夏天的時候，我從他的言談話語間還可以領會到，紀登奎對於自己的工作安排是有預期的，也有一定的信心。雖然，作為九號院裡的「研究員」，在一般人看來可以說是工作安排，但是，實際上紀登奎本人從來沒有把這種「研究員」作為一種工作，相反，他認為這是一種過渡性的工作安排。當然，他也從來沒有說到他希望得到的工作安排是什麼。
我自己從他的閒言碎語中猜想，紀登奎的預期可能是兩種安排，一種是安排一個省部級的實職，甚至聊到有說法讓他去擔任山東省委書記，一種是在全國人大或者全國政協擔任副職。從年齡上看，紀登奎對於工作安排有想法是很正常的。當時，論年齡他也才六十出頭，比尚在領導崗位的鄧小平、陳雲等人年輕近二十歲，比胡耀邦、趙紫陽等一線領導人也年輕幾歲，甚至比一些在位的部長都年輕，如當時的主任杜潤生，就比他大十歲，幾位副主任中，年齡大的也比他大十來歲，年輕的則與他差不多。在這種情況下，顯然，工作安排問題上年齡不是制約因素。紀登奎說：「先念找我談話，想安排我去國家體改委工作。我認為不適合，提出可以去搞大工廠，因為五十年代做過大企業的廠長兼書記，對搞企業有興趣。但是先念沒有鬆口，說大工廠也不好搞，現在和當年不一樣了。」我不知道，紀登奎自己向李先念提出到企業去，是關於個人工作職位的真實想法，還是一種要求重新安排工作的談話策略。雖然，紀登奎自己也說要安排工作，九號院裡也有傳言說他可能重新安排，但是，終於沒有任何實質性進展，直到1988年夏天，他因為心臟病突發驟然離世。
是什麼原因導致紀登奎最後沒有被重新安排工作，而是繼續留在九號院，他本人從來沒有說過，他從來只說鄧小平、薄一波、李先念等領導人都說過要重新為他安排工作。也許其中原因他自己也不知道，也許是他知道但並不對我說。也許還有一種可能，本來要安排他的工作，但是他突然去世。
紀登奎晚年喜歡讀書，而且大量時間在家裡讀書，因為他不必上班，也沒有什麼行政事務需要處理。1987年前後，他在家裡，主要是讀歷史書，特別是世界歷史方面的書籍，我到他家裡去的時候，他會順便說到正在讀哪些書。
從閒談中看出，紀登奎對哲學興趣比較大，曾幾次給我講「異化」問題，對當時周揚、王若水的人道主義和異化研究相當熟悉。他還說到，與當時因為自由化問題被免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的王若水有個人交往。紀登奎告訴我，王若水五十年代因為《桌子的哲學》一文而成名，並受到毛澤東的讚賞，「文革」中間，在批判林彪過程中提出反「左」問題又受到毛澤東批評，毛澤東說他並不高明。紀登奎還說，王若水雖然被免了職務，丟了黨籍，但是，他的「異化」觀點在社會上影響更大了，聲望進一步提升。紀登奎還告訴我，王若水新結婚，妻子很年輕，是剛剛畢業的研究生，生活也很愜意。我並不知道紀登奎是怎樣認識王若水的，更不清楚他為什麼與王若水保持了個人的交往。2001年我在哈佛做訪問學者時，認識了王若水的妻子馮媛，當時她也是哈佛的訪問學者。後來，馮媛還來過我家。這時，我才把紀登奎說的事情對上了號。但是，馮媛畢竟年輕，與我年齡相仿，王若水則基本上是紀登奎的同齡人。因為年齡和生活閱歷的原因，關於王若水與紀登奎的關係淵源，馮媛也所知不多。也許，通過他與王若水的交往，可以探討他晚年的讀書和思考，進而窺測當年高層政治風雲的變換軌跡。問題是，我當時並沒有這個意識，只把他的很多話當逸聞軼事來聽。
紀登奎曾在多種場合感嘆，「我在中共歷史上是個悲劇性人物」。有些人不以為然，說他這樣講是抬高了自己，因為史詩中悲劇人物都是英雄。但是，我的理解是，他在這裡未必是強調自己是英雄，而更多強調自己政治生涯的悲劇性結果，或者準確地說，他是個「悲劇命運的人物」。紀登奎用「在毛主席面前，是個奴隸主義者」來解剖自己在政治上的教訓。但是，從今天來看，需要進一步探究的是，是什麼樣的機制製造了「奴隸主義」。這個不斷產生政治奴隸主義的體制和機制是否依然存在，或者說怎樣消解這種奴隸主義的滋生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