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材料」，問題的定性陡然發生變化。為了製造一個胡風兩面派的形象，這天的《人民日報》同時也發表了胡風的「我的自我批判」一文，然而，卻選用了未完善的中間稿，對胡風尤其不利。當天，周恩來接到胡風的電話，說《人民日報》發表的「我的自我批判」，是第二稿而不是定稿的第三稿，「這裡面肯定有鬼！」驚恐不安的胡風請求周恩來出面過問此事。周恩來隨即打電話給周揚和《人民日報》負責人鄧拓，核實清楚後，指示《人民日報》既然搞錯了，要發篇檢討。奇怪的是，作為政務院總理直接下屬的文化部長周揚卻置總理的指示於不顧，直接去請示毛澤東如何處置。毛澤東告訴周揚：什麼二稿三稿，胡風都成反革命了，……胡風是要逮捕的。[5]
毛澤東曾經說過，「經過延安整風，我結識了幾個親密的朋友。有劉少奇、陳伯達、胡喬木、高崗、陸定一、彭真，還有周揚。」周揚如此無所顧忌地放手痛打胡風，並非他不知道胡風和周恩來的關係。只不過，周揚仰仗毛澤東的寵信，對周恩來有所忽略而已。一邊是有理有權、聖眷正隆的周揚，另一邊是不識時務、不知深淺的胡風，周恩來自然只能做做官樣文章，公事公辦，任周揚等人為所欲為。文革開始後，毛澤東的那幾個親密朋友除胡喬木外全數落馬，周揚也身陷囹圄。文革末期，歷盡磨難的周揚出獄後，曾書信一封給周恩來，估計其中對當年胡風一事有所涉及，沒想到卻惹得已經奄奄一息的「父周」大怒。[6]恐怕當初之事讓周恩來二十多年一直耿耿於懷，乃至於方有今日之怒氣。而周揚在吃盡苦頭之後似乎還是沒有參透，否則，就不會這樣自討沒趣。
《人民日報》發表的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和按語都經毛澤東親自過手，其中的編者按和許多按語為毛澤東親筆所寫，其篇幅之長在毛澤東抗戰結束之後的文章中所少見。在毛澤東親筆將原稿中的胡風反黨小集團改定為反革命集團的時候，胡風的命運實際上便已經決定了，這一天是1954年5月11日。公安部最遲在5月13日就已經開始了對所謂「胡風分子」的秘密逮捕行動，5月16日晚，胡風本人被逮捕；5月18日人大常委會開會取消了胡的人大代表資格。[7]
那麼，這其中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在5月13日之前周恩來對胡風即將被逮捕的「機密」是否知情？第一種可能性，周恩來此前不知情。否則，他去發那個要《人民日報》檢討的指示有什麼必要呢？據《周恩來年譜》記載：
1955年5月17日，「凌晨，到毛澤東處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會上談關於胡風問題。」
1955年5月18日，「晚，到毛澤東處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會議討論關於胡風問題和接見印度梅農問題。」
1955年5月23日，「晚，到毛澤東處開會。會議討論有關胡風問題。參加者還有鄧小平、彭真、陳毅、羅瑞卿、陸定一、周揚、譚震林。」
由上可知，在短短的七天時間內，高層至少討論了三次胡風問題，周恩來正式知道胡風作為反革命被捕的時間，可能是在5月17日的第一次會議上。這時候，胡風早已經失去了自由。在此不得不引出另一問題，周揚是否在5月13日之前知道胡風已經成為敵人？面對周恩來的嚴令，周揚居然置之不理而直達天庭告御狀，顯然不簡單。有文章甚至猜測，正是由此引發了毛澤東的惱怒才導致胡風被捕。根據周揚的表現可以推斷他至少知道部分內情，甚至清楚毛澤東對周恩來的態度，否則，以周揚的地位，他不是有什麼事情都隨時可以直接面聖的。或許在人民日報正式發表前，毛澤東親筆修改的文稿周揚已經看到，或者已經得到了什麼人的耳提面命。
還回到周恩來是否知情的問題，自然也存在另一種可能性。歷來以機敏著稱的周恩來，果真對胡風問題徹底逆轉就一無所知？在人民日報已經公開定性胡風為反革命集團後，難道就一點都沒有反應過來這個定性來自毛澤東？退一步講，即便周恩來過去不知情，那麼在給周揚打電話的時候，他也應該詢問一下人民日報為何如此定性。周恩來從長時間的袖手旁觀到突然挺身而出，這個變化是非常值得仔細回味的。後來，在「胡風分子」二號人物阿壟的問題上，周恩來再次提出反證——此人是中共地下情報人員，而不是反共分子。當然，周恩來的努力並沒有能夠起到任何作用，阿壟還是庾死獄中。從以後的歷史情況看，毛澤東一旦給出論點，周恩來都會盡力提供論據和素材。但是這一次，周恩來在胡風已經被當作敵人的情況下，還要求人民日報公開做檢查，實在非同尋常。總之，以周恩來所處的位置，他對胡風被定性為反革命集團的情況無論事先知情或者不知情，上述的這些現象都說明高層內部是有問題的。
眾所周知，毛澤東一貫重視思想宣傳、重視意識形態的作用，立國後不久，毛澤東就先後親自發動了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對《紅樓夢研究》的批判，以及對胡適思想的批判，但基本上限定在思想鬥爭的範圍內，沒有對具體當事人做政治處理，更沒有當作罪犯看待。此後，還有過梁漱溟當眾讓毛澤東難堪的事情，而這個一向否認階級鬥爭、貨真價實的反革命，也不過僅僅遭到一頓痛罵而已，依然享受著很高的待遇。毛澤東為什麼偏偏苛待胡風這樣一個把他當作上帝一般尊崇的書生？想想看，日理萬機的毛澤東為了這幾個不足掛齒的書生耗費了多少心血，針對胡風問題寫下的各類文章，僅收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的就有23篇之多。其義理之雄辯、言辭之尖刻，想像之豐富，足以令那些慣於斷章取義、穿鑿附會的師爺自慚形穢，讓那些善於羅織罪名、構陷無辜的獄吏甘拜下風。固然毛澤東從內心裡對胡風這類有獨立思想和人格的文人反感，而胡風以文藝理論家的身份獨樹一幟也可能令毛澤東不快，但是，「空梁落燕泥」的現代演繹顯然低估了政治家的雄心。
潘漢年被捕後，周恩來指示有關人員查閱檔案、進行調查，李克農責成專人審查了解放前潘漢年的全部檔案材料，隨後冒著風險於1955年4月29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寫了正式報告，提出了有力的反證材料：
一、中央屢有打入敵偽組織，利用漢奸、叛徒、特務進行情報工作的指示；
二、潘漢年利用李士群、胡均鶴等的情況都有正式報告；
三、潘漢年為中央提供了大量決策性的情報；
四、潘漢年所參與、了解的組織機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
五、潘漢年所屬的重要關係，當時還在起著絕密的現實作用，這是毛澤東、周恩來同志所知道的。
這五大反證對潘漢年沒有起到任何作用，儘管其中的每一條都足以推翻這個明顯有悖常識的、所謂「內奸」的荒唐定性。潘漢年除了掌握許多核心機密外，更熟知中共秘密通訊的規律和方法，如果他是內奸，對中共的破壞作用可想而知。僅僅憑這一點，把潘漢年說成是內奸就無法想像。而這些也足以質疑對潘漢年的處理，從一開始便像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用夏衍先生的話講，「把潘漢年咬成內奸的人也實在太蠢了。」[8]同樣，對於胡風的反革命集團的定性，在事實和邏輯上更是多有違背常識的地方，難道把胡風咬成反革命集團的人不蠢？無論是毛澤東的同志還是敵人，恐怕還沒有人懷疑過毛澤東的洞察力和老謀深算，為什麼在潘漢年案件和胡風案件上，精明一世的毛澤東卻要如此固執地堅持這樣一個明顯不能服人的說法？潘漢年胡風兩個案件罪證之薄弱與罪名之大甚不相符，明顯有小題大作、借題發揮之嫌。
1962年9月24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召開，毛澤東出人意料地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中國的政治形勢從此日趨嚴峻，直至最終文革爆發。然而，1955年4月3日被捕的潘漢年卻在1963年1月經最高法院開庭正式判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僅僅一個月後，就被假釋出獄，與妻子在農場團圓。同樣，1955年5月16日被捕的胡風，於1965年11月經北京市高院宣判、一個月後，也被假釋出獄，全家團聚過了一個過年。
到此讓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兩個充滿神秘色彩的冤案的主要節點：兩人被捕時間相近，長期關押的經歷相似，開始進入司法程序的時間也相近。只是由於胡風的耿介和不合作，正式審判才推遲了兩年。對比可見，兩個案子的處置幾乎如出一轍。其實，從毛澤東的那個「不是沒有可殺之罪」講話里，人們就應該看到，領袖早就把這兩個案子聯在一起了。
毛澤東想過拿下周恩來已經不是什麼秘密，或許最權威的說法來自前第一夫人王光美。「談到高饒事件，王說，事前毛主席約少奇談話，要求反周。少奇不同意，說反周對黨不利，周有很大功績，在國內外有很大威望，絕不能反；並自己承擔責任。後來高崗就反周、劉，毛默許。」[9]至於毛澤東當初是否也準備像後來反劉少奇那樣反周恩來，就不敢妄加論斷了。
從江西蘇區到延安、再到北京，和周恩來的關係伴隨了毛澤東的多半生，也讓毛澤東糾結了多半生。高饒事件後，對潘漢年和胡風的抓捕，無疑起到了對周恩來旁敲側擊的效果，甚至可能是反周的外圍戰。將這兩人抓捕後卻長期懸而不決，引而不發，更顯出權謀高手的境界非同一般。至於多年後對潘漢年和胡風的正式審判，主導的一方究竟是劉少奇，還是毛澤東或者周恩來，其實已經意義不大了。因為七千人大會以後，毛澤東的目標已經改變，胡風、潘漢年這兩個人對他已經失去了使用價值。在這一場高層的較量中，說到底，胡風、潘漢年不過是微不足道的兩個犧牲品而已。
【注釋】
[1]《毛澤東選集》第五卷282頁。
[2]《胡喬木回憶毛澤東》13頁。
[3]《毛澤東傳》307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4]《潘漢年冤案的歷史教訓》，羅青長。
[5]《〈文藝報〉與胡風冤案》，康濯。
[6]《周揚的一封信為何引起周恩來「非常生氣」？》，楊學武。
[7]《我所親歷的胡風案——法官王文正口述》，沈國凡整理。
[8]《潘漢年傳》7頁，尹騏。
[9]《四千老幹部對黨史的一次民主評議——〈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草案）〉大討論記略》，《炎黃春秋》201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