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谷蘭牽腸掛肚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家人的安置問題。
關於母親的安全問題，我考慮到兩個小弟都在日本讀書，妹妹在濟南齊魯大學讀書，則凡弟弟在南京工作，我如果在刺殺孫傳芳的現場被人打死，家裡就剩下母親一個人，帶著我那兩個孩子。老人擔不了這個驚嚇。我決心到南京去一趟，同則凡弟弟商量商量，並且讓他在必要的時候把娘接到南京去。
「大姑的母親並不知道報仇的具體計劃是什麼，為了不讓她著急，大姑也一直瞞著她。但是弟弟妹妹們年齡大一點的，是知道大姑的計劃的，他們也都出謀獻策。」沈渝麗說。
到了南京以後，她的弟弟施則凡聽了姐姐的復仇計劃後，表示報仇的事情應該由他這個男孩子來完成。
施谷蘭不同意他的想法說：「父仇非報不可，中良哥（施谷蘭的胞兄，體弱、性懦）既無報仇之心，這報仇的責任應該輪到我。如果我沒有殺死孫傳芳而犧牲了，那麼這個報仇的責任就要落到你的身上。」
施則凡終於同意了施谷蘭的計劃。他們相約好，見到施谷蘭的信，施則凡就速來天津把老母親接到南京去。
剩下就是兩個兒子的撫養問題。
施谷蘭在遺囑中寫道，如果她自己出事，孩子們交給妹妹施紉蘭撫養。
家人已安置好，槍枝彈藥也已到位，就差最難的那個問題：如何接近孫傳芳。
好在，施谷蘭已經在孫傳芳的女兒孫家敏這裡找到了切口。
在耀華中學附小開學典禮的那天，她把大兒子打扮得整整齊齊，帶著他到了學校。
孩子在禮堂門口張望著，看見拐進來一輛掛著藍色車篷的汽車，趕忙告訴母親，那就是孫家敏常坐的車。
汽車直接開到了禮堂門前，一個中年婦女拉著孫家敏的手走了出來。看裝扮，施谷蘭判斷那是孫家的保姆。
兒子高興地喊著孫家敏的名字跑了過去，施谷蘭趁這個機會迎上幾步，看清楚了車身上掛著的汽車號碼牌——1039。
開大會的時候，施谷蘭有意坐在孫家敏身邊的座位上。從孫家敏口中她得知，孫傳芳夫婦最愛看電影和聽戲，周六晚上經常帶她一塊兒去。
在這以後的一段時間裡，天津的各大戲院門口經常能見到施谷蘭衣著華麗的身影。
她幾乎是場場不漏，卻每次都不到終場就退出戲院，在門口踱步，或者在停靠在路旁的汽車群里來回走動。
「那時候富人家看戲，往往是隨來隨走，一不小心就會漏過。大姑是報仇心切，不顧疲勞，經常守候到夜半時分，才拖著疲憊的身子回家。」沈渝麗說。
功夫不負有心人，終於，施谷蘭在那一年的中秋節見到了自己的殺父仇人。
中秋節那天，我發現1039號汽車停在法租界大光明電影院的門口。電影散場的時候，我看到孫家敏從樓上下來，我跟著她一同走出了大門，看到一對男女帶著孫家敏上了汽車，我才意識到那個男的就是孫傳芳。他戴著黑墨鏡，我狠狠地看了他幾眼。
施谷蘭這樣回憶她第一次見到孫傳芳的情景。
雖然只是看到了孫傳芳，這次近距離的接觸仍然讓施谷蘭徹夜失眠。她寫下了一聯五言對偶句：翹首望明月，拔劍向青天。
隨後，她蘸足墨，在「劍」和「翹」字下重重點了兩個點。
從此以後，施谷蘭改名施劍翹。她把兩個兒子大利和二利的名字分別改為「僉刃」和「羽堯」，兩個孩子的名字合起來，正好是她的名字「劍翹」。
最後的準備
仇人終於見到了，接下來就要籌劃如何接近和下手。
施劍翹到孫傳芳居住的英租界20號路去過很多次，但是他們家的院牆特別高，還安裝著電網。兩扇大鐵門經常緊緊地關著，簡直如銅牆鐵壁一般。
「怎樣才能進去？我曾經幻想著到他們家當傭人，或者是家庭教師，或者在他們的門口縫縫破爛，擺個攤兒賣點東西，以圖慢慢接近，但是這些打算根本都不可能實現。」
後來，施劍翹又打聽到8月17日是孫傳芳的岳母做八十大壽，她本來想混進去動手，又考慮到人多混雜，開起槍來很有可能會誤傷別人。
萬一一槍打不死孫傳芳，我反而白白犧牲，同時在租界地打死人又怕給國家帶來災難。當時手槍也有了，老人孩子也安排好了，就是沒法下手，當時是我最著急、苦悶的一個階段。
大雁南飛，樹葉飄零，轉眼到了1935年的冬天。施劍翹的復仇計劃，仍然停滯不前。
1935年農曆9月17日，是她的父親遇難十周年的忌日。從早上起來，施劍翹就覺得胸中像壓著一塊磨盤一樣憋悶。她背著母親，備了些紙錢，獨自一個人去了日租界的觀音寺為父親燒紙念經。
當時寺廟裡冷冷清清的，香客寥寥無幾。施劍翹跪在墊子上，伴著和尚們咿咿呀呀的念經聲，把一串串紙錢投進火盆里，投著投著她就失聲痛哭起來。
也許是我當時哭得太痛了，當家和尚下樓來勸我，無意中跟他說，燒紙念經不過是盡子女的一點心意罷了，其實這不都是迷信麼？和尚很不以為然地說，如果是迷信的話，也不會傳了幾千年。到現在你看靳雲鵬、孫傳芳這些有名的人物不都是相信佛嗎？
「孫傳芳」三個字霹靂一樣擊中了施劍翹，她馬上就停止了哭泣，趕忙向和尚問了個詳細。
通過這個不明就裡的和尚的介紹，施劍翹了解到靳雲鵬和孫傳芳都是東南城角居士林的居士，靳雲鵬是林長，孫傳芳是理事長。
這之後，施劍翹心思縝密地對這個消息進行了核實。恰好，第二天她就在廣播中聽到：「孫理事長晚上7點鐘在法租界仁昌廣播電台講經。」施劍翹如時趕到了廣播電台的門外，果然1039號汽車停在那裡。播音完畢以後，孫傳芳從電台出來，還帶著一個衛士。
這一下，施劍翹確信無疑，孫傳芳的確是居士林的理事長。下一步，就是如何接近孫傳芳尋找行刺的機會了。
很快，施劍翹就在居士林遇到了一位姓張的女居士，她很熱心地向施劍翹介紹了居士林的情況，並邀請她入林。
施劍翹自然很痛快地答應了，並用「董慧」的名字入林。居士林還發給她一個林友證章，此後施劍翹就可以堂而皇之地進出居士林了。
一天，居士林從南方請來一個法師講經，大殿的佛龕前放了一個巨大的供桌，講經的和尚坐在中間，桌子的兩邊放著兩把太師椅。施劍翹打聽後得知，一個是林長靳雲鵬的座位，另外一個就是理事長孫傳芳的座位。
那一天孫傳芳如期而來，但台下的施劍翹並沒有動手，她在對刺殺計劃進行著最後的完善，並等待著一個萬無一失的機會。
那天孫傳芳也來了，沒有戴黑墨鏡，我看得非常清楚。他身材不高，兩個三角眼，從面部上看是一個很兇的人。當時我注意了開槍的方向怎樣才方便，同時不至於傷了別人。
後來施劍翹發現，每個星期三，孫傳芳都必然會到居士林來，在觀察了一段時間之後，她決定動手了。
在這之前，她先提筆給在南京的施則凡寫信，讓他來天津把母親接走。
最後的時刻就要到了，施劍翹在天津與堂弟施中達和大弟弟施則凡把所有的刺殺細節和準備工作又重新梳理了一遍，以保證萬無一失。
三人經過商量以後，又補充了三個細節：
其一是準備一份告國人書和印刷十幾張傳單，打死孫傳芳後在現場散發，將施劍翹親手殺死孫傳芳為父報仇這一事實告知國人，以免施劍翹萬一當時被人打死，施家為父報仇這一目的事後被人隱瞞。
其二是為了不牽連朱其平，關於槍枝的來源可以說是從太原一個退伍軍人手裡買的。
其三是做一件合身的大衣，便於攜帶手槍和文件，更重要的是大衣口袋的樣式要便於取出手槍，以免臨時誤事。
最後，大家經過商議，預定在1935年11月13日動手，在動手之前，施中達要離開天津到北京去，以免被牽連。
這個計劃幾乎可以說是十分周密、天衣無縫了。商量好後，施劍翹把施則凡和母親一起送到火車站。
在候車室里，我看到母親蒼白的頭髮，蓬鬆在帽子外面，心裡非常難過。想這次可能就是母女的永別了。
把母親送走後，施劍翹馬上收起眼淚，快速辦妥了計劃中的所有事情。
寫好了告國人書、幾封遺囑，又用4元錢買了一架小油印機，印了60多張傳單。
傳單的一面寫的是施劍翹為報父仇作的兩首詩，另一面是一個簡短的聲明，一共四條：
第一，今天施劍翹（原名谷蘭）打死孫傳芳是為先父施從濱報仇；第二，詳細情形請看我的告國人書；第三，大仇已報，我即向法院自首；第四，血濺佛堂，驚駭各位，謹以至誠向居士林各位先生表示歉意。
署名處6個大字「報仇女施劍翹」，每一張的名字上面，都蓋上了她的大拇指印。
血濺佛堂
11月13日清晨，天空下起了雨。
看著外面的雨，施劍翹心裡非常擔心，這樣的雨天，孫傳芳會不會不到居士林去呢？她給居士林打了兩次電話詢問，電話都沒有要通。吃過午飯後，施劍翹決定到居士林碰碰運氣，但是她沒有帶槍枝和傳單，心裡總覺得孫傳芳不會去。
到了居士林一看，孫傳芳果然沒來。施劍翹就隨著居士們上殿念經。但是只一會兒工夫，一個傭人匆匆忙忙跑進殿，將一本經書放在了孫傳芳的座位上。
施劍翹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緊接著，孫傳芳披著黑色的僧袍進來了，坐在他固定的座位上。
我非常著急，孫傳芳來了，我又沒帶槍，是改天再說還是回去拿槍呢？但是考慮到那天下午來的人少，可以避免誤傷別人，同時早就定了那天動手，凡弟他們都熱切地期待著，猶豫了幾秒後，我還是決定說干就干。
於是她租了一部汽車，回到家裡，把文件和槍枝都在大衣里藏好。
離開家的時候，保姆正在給不到兩歲的小兒子餵飯，剛滿六歲的大兒子看見媽媽回來了又走，從後面追來，叫著「媽媽，媽媽」，但是施劍翹甚至連頭也沒有回，就踏上計程車走了。
這一去，很可能和孩子們就是永別。
下午三點半左右，施劍翹又一次踏進了佛堂。
看到孫傳芳還坐在原來的地方，從未拿槍殺過人的施劍翹突然感到兩腿發軟。
為了讓自己鎮定，我閉上了雙眼。再睜開眼時，看到自己的殺父仇人就在眼前，我又恨從心起，牙關咬緊，我的心也不跳了，腿也不軟了，頭腦非常冷靜。
此時，她距離孫傳芳還有一段距離。在那種安靜的場合，如果她貿然起身，恐怕會被別人注目，影響後面的行動。
於是，她故意提高聲音說：「後面的爐子烤得我太熱了。」有一位張居士便對她說：「你不會到前一排去嗎？」
施劍翹答應了一聲：「好」，上前一步，就到了孫傳芳的右後方。
她默默地在大衣口袋裡打開了手槍的保險。她在手稿中寫道：
槍一出袋，我就照准孫傳芳的右耳後打了一槍，他立刻倒在太師椅的右扶手上，我又向他的後腦和後背打了兩槍，他的腦漿瞬時流了出來。
孫傳芳當即氣絕身亡。
有幾秒鐘的時間，佛堂上如死一般寂靜，周圍的人都嚇傻了。
等到反應過來，大家開始驚叫和逃跑。施劍翹見大仇得報，馬上把傳單如雪片一般撒在院子裡，邊撒邊喊：「我是施劍翹，為父報仇，打死孫傳芳，一人做事一人當，絕不牽連任何人。你們可以帶我到警局去自首。」
但是沒有人敢開腔說話，和尚和居士們全都站在那裡發抖。施劍翹當時便想，她若離開居士林到警局自首，很可能說她是企圖逃跑，於是她只好到電話室去打電話給警局。
電話還沒有打通，附近的兩個警察聽到槍聲，已經循聲趕了進來。開槍的施劍翹比這兩個慌慌張張的警察還要鎮定，她告訴警察，槍里還有三顆子彈，並要求他們帶她去自首。接著，這兩個警察戰戰兢兢地把施劍翹帶到了天津市警局第一分局，局長閻家琦親自審問了施劍翹後，馬上把她關了起來。
居士林的三聲槍響，把整個天津市乃至全中國都驚動了。當天，大街小巷裡都響起報童稚氣又急促的叫賣聲——
「號外，號外，孫傳芳被刺死，施小姐報父仇！」
施劍翹刺殺孫傳芳的案子，從法庭開始審理到最終判決，每一步都受到媒體的極大關注，當時大部分的媒體和民眾都對這個年輕女子為父報仇的行為給予了極大的理解和支持。
這當然與孫傳芳殺人無數、不得人心有很大的關係，然而也不得不說，施劍翹在此後每次公開亮相時所表現出的淡定從容、大義凜然，讓她在當時成為了人們心中不折不扣的「俠女」。
她站在法庭上說：「父親如果戰死在兩軍陣前，我不能拿孫傳芳做仇人。他殘殺俘虜，死後懸頭，我才與他不共戴天。」
法院一審判決她有期徒刑十年時上訴到天津高等法院後，施劍翹被改判7年，但是她仍然不服，再上訴到南京的全國最高法院。
在輿論的壓力下，1936年10月，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向全國發表了公告，決定赦免施劍翹。
實際上，最終對施劍翹的赦免起到最主要作用的，是馮玉祥。
「馮玉祥和奶奶的叔叔施從雲一起參加過反清運動，他聽說昔日戰友的侄女有此復仇的舉動，立刻聯合了李烈鈞、張繼等30多位黨政要人，呈請國民政府要求特赦。結果，奶奶服刑不到一年，就重獲自由。」施朝說。
1936年10月15日的清晨，監獄裡一位姓芮的科長走到施劍翹的身邊，輕輕地對她說：「恭喜你，你已經得到國家的特赦了。」
5天以後，在居士林槍殺了孫傳芳的施劍翹走出高牆，重獲自由，那一年，她整滿30歲。
施劍翹用十年時間，獨立策劃和完成了一項幾乎不可能實現的刺殺任務。此後的歲月里，她被冠以「俠女」、「烈女」等各種頭銜，不斷成為多種演義故事的女主角。
「在此後的數十年裡，除了那份她自己寫的手稿外，奶奶幾乎從未提起過這段往事，而且至死也沒有再和爺爺相見。」施朝平靜地說。
本文原載於《北京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