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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層秘密決定 周恩來一道命令 數以千萬計的人喪命

中國有1942年河南大饑荒時期餓死人的準確統計數字,卻沒有3年大饑荒時期餓死人的準確統計數字,因為1961年底,周恩來親自下令,讓中共糧食部門把3年大饑荒時期餓死人的調查數字銷毀了。

周恩來下令停止對農民供應食用油一年,這可能是大饑荒中死的都是農民的主要原因。(網路圖片)

上世紀50年代末,大躍進開始之際,中共首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下令停止對農民供應食用油一年。食用油脂是維持生命的6大要素之一,有分析認為,這可能是大饑荒中死的都是農民的主要原因。

美國之音《解密時刻》節目,曾披露中共黨魁毛澤東和周恩來主政時期,為什麼大饑荒中餓死的全是農民。

報導指出,1958年大躍進造成的惡果到1959年開始全面顯現。最突出的問題就是糧食緊張,許多省份已經有人餓死。糧油供應問題直達中共中央最高層。

但在處理危機的過程中,中共中央從一開始做出決策:犧牲農村,保住城市。《墓碑》的作者楊繼繩揭示說:“周恩來明確表示農村停止銷售食油一年。這一年,農村一滴油都看不見,沒有。”

在1959年5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採取非常措施解決當前食油供應問題的緊急措施》的通知,決定停止對農村的食油供應。

楊繼繩說:“油產生的熱量比一般的碳水化合物要高好多倍”,但當時“油是商品,由國家供應的,由國家榨油,沒有私人油坊,都是國家的,全部供應城市”。

周恩來親口說,壓農村保城市,農村一年沒有供應油。到了1960年,饑荒繼續發展,致使農村地區數以千萬計的農民餓死。

調查獲悉,到1960年中國大城市的糧食儲備也發生了危機,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存糧只能夠維持幾天。中共中央不斷接到各地告急的緊急報告。在這種情況下,中共高層再次秘密決定:寧肯犧牲農村,也要保住城市。

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之後,周恩來、鄧小平和李先念接連給四川省委打電話,要求他們為了“全國大局”做出局部犧牲,火速調集糧食,運往三大城市。

當時天府之國四川的許多地方已經斷糧,餓死了很多人。中共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知道,繼續調糧將意味著四川還要有成千上萬的農民因此而被餓死。但為了所謂“大局”,連偏僻山區的最後“死角糧”都搜刮起來上交了。結果四川在大饑荒期間餓死了1000萬人,成為全國各省餓死人之冠;而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沒有餓死一個人。

後來對四川餓死人太多現象表態,周恩來承認“四川糧食調多了,責任在國務院。我是總理,責任在我。”但是只是口頭說說而已。而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甚至帶著讚揚的口吻評價李井泉是“只有大公,沒有小我。”對於四川餓死1000萬人,全國餓死近4000萬人這樣重大的政治災難,沒有任何一個中共中央領導人受到追究。

署名林輝的文章舉了許多史料進行說明。比如,周恩來明知糧食不夠吃,老百姓肚子餓、餓死了幾千萬人,但他卻在此時遵從毛澤東的指令,為擴大中共勢力,多次指示外貿部,稱糧食、大豆、植物油等“必須想盡一切辦法擠出來,以供出口”,“有些商品如肉類,應該壓縮國內市場的銷售,保證出口。有些商品如水果、茶葉和各種小土產,應盡量先出口,多餘的再供國內市場銷售。”

再比如,1961年春蘇聯中斷了對阿爾巴尼亞的經濟援助後,中共除了向阿提供幾十萬噸糧食以外,還提供了2.5億元外匯人民幣的援款,並承擔了19個成套項目。當時還發生了這樣一件事:一艘從加拿大開來本來應該開往中國的運糧船,卻因為阿爾巴尼亞需要援助而掉頭駛向了該國,而此時上千萬的中國人正在或已經被餓死。作為主管日常工作的周恩來或許正是下命令者。

還有,在1960年城市居民成人人均糧食消耗定量降到不足一斤(有的城市只有3兩)的情況下,周恩來還特批2000噸糧食生產茅台酒,供高官們享用和出口。

荷蘭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學者馮客博士在其專著《毛製造的大饑荒:中國最大災難的故事》一書中,認為除了毛澤東的責任外,周恩來也有巨大責任。

海外中共黨史專家丁抒的曾揭秘說,周恩來在“大躍進”初期曾主張制止冒進,但受到毛的嚴厲批評後為了自保,周立即轉向支持“大躍進”,並在餓死無數人的情況下,還刻意向毛隱瞞“大饑荒”的真相。

據大陸博主田俊武早前撰寫的《周恩來為何下令銷毀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中國死亡人數統計數字?》一文披露,中國有1942年河南大饑荒時期餓死人的準確統計數字,卻沒有3年大饑荒時期餓死人的準確統計數字,因為1961年底,周恩來親自下令,讓中共糧食部門把3年大饑荒時期餓死人的調查數字銷毀了。

周恩來為何要下令銷毀被餓死之人的數字,至今還是個謎。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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