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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出走 幾分主動?幾分被動?

無論是韓鋼先生的文章還是余汝信先生的文章,實際上都否定了官方多年以來強加給林彪的罪名:篡黨奪權、陰謀政變、另立中央。《「九一三」回望》的出版將林彪事件的研究向前推進了一步,正如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麥克法誇爾在該書《序言》里所說:「歷史學者們掌握史料越多,就越來越不信任官方提供的版本。」誠哉斯言!

2013年5月,香港的新世紀出版社出版了余汝信編著的《“九一三”回望——林彪事件史實與辨析》,筆者很快就收到余先生從香港寄來的樣書,拜讀之後頗有一些個人的體會,願寫出來與讀者共享。

一、披露原始狀態的史料

有關林彪事件的史料和書籍,在過去已多有披露和出版。官方最早的資料是中共中央文件《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一、之二),《粉碎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三)。1980年的“兩案”審判後官方陸續出版了《歷史的審判》、《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紀實》、《歷史的審判續集》。這些官方的材料都是按照黨的意志和政治上的需要製造出來的。特別是在鄧小平主導下,中共中央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文化大革命這段複雜歷史簡化為毛澤東犯錯,被林彪和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所利用。這成為日後林彪和林彪事件研究的指導思想,此後國內出版的大大小小的相關書籍、文章也是按照這一思路而進行,鮮有突破和進展。本世紀初以來,有關林彪事件的研究在海外有了迅速和深入的開展,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成果。剛剛問世的這本《“九一三”回望》可算是最新的成果之一。本書主要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歷史資料彙集,第二部分是對相關歷史的探討和分析。

此書披露的有關史料有四件,1980年3月林豆豆寫給中紀委的申訴材料原稿影印件、1970年和1971年葉群兩次寫給毛澤東的檢討、《“571工程”紀要》原件影印件和1971年8月到9月毛澤東南巡談話紀要。

林豆豆寫給中紀委的申訴材料此次雖然並非首次公開,但此書卻是首次公開了林豆豆當年書寫的手跡影印件。這份申訴材料最早見於李晨所著的《世紀風鈴》一書,但該書披露的內容並不完整,也沒有交代這份材料的來源和真實性,此後這份材料在互聯網上不徑而行,還被收入《華夏文摘》增刊的“文革博物館通訊”。日後史學研究者在探討“林彪事件”時多以此份材料為主。2012年9月,舒雲整理的《林豆豆口述》由明鏡出版社出版,該書首次完整地披露了林豆豆這份申訴材料。

《“九一三”回望》披露的林豆豆的申訴材料最大的特色就是這份材料最原始的狀態。以往人們寫文章或材料時,由於沒有電腦,只能全部手寫在稿紙上,再不斷修改、潤色,增刪數次,幾易其稿,最終定稿後再全部謄寫出來,送交相關的機構。林豆豆這份材料也不例外。筆者相信,林豆豆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兩案”審理之前應對“九一三事件”有過自己的思考。據國內出版的《特別審判》一書披露,“兩案”審理的工作在1979年夏即已經著手進行,起訴書的增刪、修改前後竟然達49稿,到1980年5月起訴書已經大致完成。林豆豆的申訴也恰恰作於這一特殊的歷史時期。目前我們看到的這份手稿謄寫日期是1980年3月20日。

《“九一三”回望》不僅披露了林豆豆的原稿,還將其中修改、增刪的部分也同時公開於眾,讀者和研究者可以一窺這份申訴材料的原貌。惟筆者認為,無論是林豆豆的原稿,還是後來的修改稿和謄清稿,均應視為林豆豆和張清林的共同回憶,因為這些增刪或修改之處實際上是他們共同完成。這好比學者寫作的一篇文章,在經過初稿、二稿,乃至若干稿之後確認了最終定稿,讀者在閱讀這份公開發表的文章時不會刻意追索學者最初那篇原始稿是什麼樣子。此外,我們似也不必過分追究這份最終定稿中的修改和增刪部分,哪些出自張清林之手,哪些出自林豆豆之手,因為這其中的過程很可能是,林、張二人共同商量、討論,而由張清林執筆完成了補充、修改,最後再由林豆豆完成謄清稿,送交中紀委。他們二人共同的經歷、遭遇和苦難是一致的,他們所表達和申訴的思想也是一致的。所以,筆者認為,過度追求原始稿和最終的謄清稿之間的差別是沒有什麼太大意義的。

《“九一三”回望》中另一個較有價值的材料是葉群在1970年10月和1971年4月呈送毛澤東的兩次書面檢討。以往官方的史料中,我們看不到葉群的這兩份書面檢討,在官方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中,人們可在毛澤東對葉群檢討信的批語和批註的注釋中看到葉群檢討信的片言隻語。1970年8月的廬山會議,由於林彪帶頭批評了文革極左派的張春橋,引發了絕大多數與會者一片“揪張”的浪潮,為了保護張春橋和維護文革大業,毛澤東拋出陳伯達作為嚴厲打擊的對象,在會議之後又揪住軍委辦事組的黃吳李邱等人不放,逼迫著幾員大將作檢討。葉群正是看到了汪東興在廬山上向毛澤東遞交了一份無關痛癢的檢討後過關,也想仿效以求得毛澤東的寬容和諒解。但是葉群不是汪東興,毛澤東揪住葉群的檢討予以狠批,實際上批的就是林彪,葉群的檢討實際上也是林彪檢討的代名詞。由於林彪採取了“軟頂”的策略,拒絕公開檢討,毛澤東也只能抓住葉群的檢討予以狠批,惟此時的毛澤東還不能立即與林彪翻臉決裂,還要一步一步地迫使林彪就範。葉群的檢討恰恰反映出廬山會議後林彪和軍委辦事組面臨的尷尬處境,同時也可看到毛澤東是如何對林彪步步緊逼的。

《“571工程”紀要》在世上早有披露和流傳,無論是公開的出版物還是互聯網上都可查到。《“九一三”回望》將《“571工程”紀要》的原文影印件公布出來,讓研究者可以更深入地探討林立果和他身邊的幾位有識之士的大膽之想。一向以來,有些讀者和研究者懷疑這份資料的真實性,認為這其中也許有官方的編造成分或故意嫁禍於人。但是筆者認為,這份頗具閃光亮點的材料不是後來官方人士可以編造出來的,比如其中的遣詞用語就具有林立果等人的明顯的特色,如稱毛澤東為B-52,稱自己的人為“艦隊”或“聯合艦隊”等,這些都與林立果等人當時看過的一些戰爭片有關,一般人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有這種語言和思維。更何況,即使官方要造假也大可不必寫下那麼多對毛澤東嚴厲譴責的批判話語。由此之故,筆者認為,這份《“571工程”紀要》應出自林立果和他身邊人周宇馳、於新野之手,這份原始資料的影印件頗具史料的價值。

毛澤東1971年8、9月的南巡談話紀要的官方版本可以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中找到,集中體現了毛澤東在那短短29天行程中的主要談話內容。中共中央稱毛的南巡談話為“紀要”,是因為這是經過加工和整理後的毛澤東的談話內容,並非毛最原始和最完整的談話記錄,甚至也遠遠不及汪東興在其回憶錄——《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所敘述的那般詳細。從這一“紀要”和汪東興的回憶,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是如何精心策劃一幕“倒林”的大劇,那就是通過南巡談話,為林彪量身定做一項“想當國家主席”而達到“篡黨奪權”的“謀反”大罪,毛澤東談話的主要目的就是將地方大員們尤其是軍隊將領們統一到毛澤東倒林的步驟上來。無論是毛的談話“紀要”還是汪東興的回憶,都沒有涉及到毛澤東與武漢軍區政委劉豐的一段談話。據劉豐日後向邱會作透露,毛澤東公開鼓勵劉豐在即將召開的九屆三中全會上向林彪發難。邱會作日後就曾直言,這是毛在背後發動中央委員們向林彪直接開火,他好坐收漁利,這也是毛慣用的手法。筆者認為,無論現在官史如何為毛塗脂抹粉都無可否認這個事實:毛澤東南巡談話所揭示的恰恰是毛澤東本人才是真正玩弄陰謀詭計和搞分裂的人。

二、揭露專案制度的黑暗

林豆豆的申訴材料大致寫作於1979年下半年和1980年上半年期間,主要針對中共中央主導的“兩案”審判。由於這是林豆豆個人的回憶,這份申訴無疑具有相當的分量,值得研究者們的重視。

(1)林豆豆的申訴材料揭露了中共專案制度的黑暗。1971年9月18日發布的中央57號文件對林豆豆的定位是:“在緊要關頭揭發林彪、葉群、林立果私調飛機、陰謀叛國投敵,為黨立功”。然而,恰恰是“為黨立功”的林豆豆在此後受到了嚴酷的政治迫害。“九一三事件”發生後,林豆豆和張清林即被秘密關押監禁,專案組負責出面審訊的人就是毛澤東的親信——謝靜宜。謝靜宜採取的審訊方式就是逼供信,強迫林豆豆和張清林“提供所謂林彪‘兩謀一叛’的罪證”。林豆豆說,負責林彪專案的紀登奎更是“多次專門作指示,定調子,劃框框,派他的人逼我們按他的調子寫材料,翻查、審問和逼交我向周總理寫的材料,甚至勒令我們停止給周總理寫材料,而只准給他們寫材料。”有關各種逼供信式的審訊,劉家駒在其《我寫林彪傳的遭遇》一文中有具體的描述:謝靜宜奉毛命要求林豆豆交待“‘九一三’事件的經過;林彪手令怎麼來的;《五七一工程紀要》的幕後;林彪和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關係;特別要追查9月12日晚上葉群和周恩來通話的內容”等。當謝靜宜得不到她所需要的內容時,“不得不天天來施壓,爭吵”,後來謝“想出新招軟化張清林,把她倆分開,各住一座樓。要張清林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上跟她合作……三人苦爭苦鬥了半年,張清林被迫起草了一份交代,謝靜宜修改後交豆豆重抄,送給了毛澤東過目。”“豆豆回到空軍,空軍派出著名女飛行員諸惠芬等三人來輪番地予以‘幫助’。中組部部長郭玉峰和公安部副部長李震三天兩頭來查案情。……豆豆被視為林彪留下的‘釘子’,由空軍報組織人大會批、小會斗。”(劉家駒《我寫林彪傳的遭遇》,載《炎黃春秋》2013年第3期)如此逼供信而來的揭發交待材料是個什麼樣的貨色,對文革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那不過就是黑暗的專案審查制度的產物。

(2)林豆豆作為“九一三事件”的當事人,其申訴書較為完整地敘述了9月7日到12日北戴河林彪住處發生的事件,雖然有若干情節的細微之處還應與其他當事人回憶綜合起來加以考證。這份申訴書中大約有15000餘字直接涉及“九一三事件”,而重點的內容則是9月12日當晚所發生事件的整個過程,其中涉及到葉群、林立果的想法和活動,林豆豆為何通過中央警衛團——即8341部隊反映情況要求警衛部隊保護林彪的安全,林彪在當天晚上的狀況,林豆豆和林辦工作人員為阻止林彪一行出走所做的工作,8341部隊在北戴河負責人的態度,“中央”對8341部隊的指令,林彪一行人出走時的具體情況等。從林豆豆這份申訴材料來看,一個基本的事實是,從林豆豆當晚10時左右向8341部隊報告到林彪一行人離開北戴河這大約2個小時的時間裡,林彪的警衛、秘書、內勤和8341部隊的主要負責人都不同程度地捲入這起事件。林豆豆先得到北戴河8341部隊負責人的積極回應,但是在後來卻一反常態,以要聽中央命令為名拒絕林豆豆的再三請求,中央也沒有向8341部隊下令採取任何措施攔阻林彪一行,最終林彪、葉群、林立果一行倉促離開北戴河前往山海關機場。日後我們知道,當時周恩來通過吳法憲向專機駕駛員潘景寅下令不準起飛,及通過李作鵬向山海關機場調度室下令沒有周恩來等四人的放飛指示飛機不能起飛。惟這兩項措施實際上都未起任何作用。如果8341部隊能及時得到中央的指令阻止林彪出走,他們完全有能力完成這一任務,林彪一行無論如何也走不成。

(3)林豆豆的申訴材料完全否定中共中央多年以來對林彪事件的定性:林彪成立了“反革命陰謀集團”,從事了“反革命陰謀政變”、“謀害毛澤東”,是“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倆面派、叛徒、賣國賊”。林豆豆說:“作為我及張清林,有自己不少的錯誤、缺點和失策,政治上非常幼稚、天真,走了不小的曲折彎路,對黨和人民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但是‘莫須有三字,無以服天下’!康生、‘四人幫’他們及其一夥踐踏實事求是的原則所強加於林彪一身的誣衊不實之詞,以及對我們的誣陷和迫害,正如我們於1979年1月2日給中央的信中所表示的,我們一概不接受!”林豆豆和張清林強調說:“根據我們所知道的全部事實的總和,我們認為:林彪根本不是所謂搞‘反革命陰謀集團’的,不是所謂‘陰謀反革命武裝政變’、‘謀害毛主席’、‘叛國投敵’的,不是什麼‘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面派、叛徒、賣國賊’。這只不過是堅持我們原來的觀點而已。在九一三事件之前、之中和之後,我們不僅明確無誤地說過這類觀點的話,而且我們在九一三事件中合乎邏輯的言論和行動也毫不含糊地更有力表明了這一點。不僅我們確信無疑地這樣認為,而且原‘林辦’工作人員和8341部隊的不少幹部和戰士至少在北戴河也是這樣認為的,並且基於這種認識和我們的請求而激發和表現了他們為黨和國家負責的主動行動,儘管這種行動遭到了人為的破壞。”

林豆豆申訴材料集中體現的一條主線就是,林彪並非“反革命集團主犯”,並非是“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面派”,林彪也從未預謀“政變殺毛”,更沒有“南逃廣州另立中央”等,那些加諸在林彪身上的罪名不過就是“莫須有”而已。

三、剖析申訴材料的問題

作為一份個人的申訴,林豆豆的材料當然也存在一些問題。天穹在《研究林立衡材料的幾個切入點》作了深入、細緻的剖析。從這篇文章來看,作者天穹是一位比較了解林豆豆及林彪家庭的圈內人士。因此,天穹在分析林豆豆、林彪家庭以及林彪在文革中的具體活動有獨到的見解,值得人們予以重視。

首先,天穹分析了林豆豆與葉群的關係。林豆豆與葉群關係不睦,這在以往林辦秘書們的回憶中多有涉及,其主要原因出自嚴慰冰的匿名信,這些匿名信挑撥林豆豆與葉群的母女關係,無中生有地造謠葉群不是林豆豆的生母。這些匿名信給林家帶來了無窮的煩惱,也對林豆豆造成了極大的傷害,致使林豆豆與葉群之間的關係產生深深的隔閡與猜忌。天穹指出,葉群作為生母,在關心照顧林豆豆的生活、學習、工作方面可說是盡了母親的職責,有時甚至是溺愛。天穹在文中舉出很多事例,有些也是筆者所知的。天穹認為,林豆豆與葉群之間產生如此的矛盾不能說林豆豆完全沒有責任。這應該是一個中肯之言。天穹認為,林豆豆在申訴材料中對葉群的一些敘述不符合實際,如葉群長期欺騙和控制林彪,葉群是“九一三”林彪出走事件的禍首等。天穹進而指出:“葉群是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副主席林彪的夫人,是軍委辦事組成員,是政治局委員,是能和毛澤東、周恩來、林彪等中共頂尖人物近距離接觸的人,我們要在這個範圍內衡量葉群才有意義。”“妖魔化”葉群“是要影響到對葉群在文革中的政治作用的判斷的。”

其次,天穹分析了林豆豆與林彪的關係。林豆豆是林彪的女兒,生活在這樣的帥府家庭中,耳濡目染自然會了解一些外人所不知道的事情,甚至一些中央高層的內幕,這從林豆豆的申訴材料中可以找到很多。但是這種了解的來源和渠道是什麼,這些了解又深入到什麼程度,其可靠性如何,都不是三言兩語能講清的。有些來自林豆豆的親身經歷,如有關羅瑞卿的問題,還有的也許來自林辦或其他知情人士等。但是林彪會否向自己的女兒做出什麼政治方面的囑託則是大有疑問的。天穹由此質疑林豆豆在申訴材料中所言“代表林彪”,“並執行他的意志以及他多年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他病重時對我的囑託。”天穹進而指出:“林彪在家庭生活中曾經表示過對林豆豆某些方面支持的隻言片語,被演繹成林彪對葉群政治立場和對大是大非的態度,肯定是錯誤的。”

再次,天穹用了很大的篇幅探討了葉群和林彪的關係。針對林豆豆申訴材料中“葉群對林彪欺騙和控制”說,天穹表示了不同意見。天穹指出:“葉群沒有中央分配的獨立工作,她的工作幾乎就是中央和林彪的聯繫人、軍委辦事組和林彪的聯繫人,葉群不參加軍委辦事組辦公……葉群在文革的重大問題上幾乎沒有單獨的意見和態度,林彪的利益和榮辱就是葉群的利益和榮辱,這點葉群很清楚,也是葉群一切行為的出發點,因此林彪和葉群的‘政治’關係,‘革命’關係是好的,這是林葉關係的基本點。”天穹在文中舉出了大量的實例證實林葉政治關係上的一致,諸如文革中反對軍內的造反,對軍中老幹部們的保護,反對中央文革插手軍隊等,乃至在1970年8月的廬山會議上支持林彪發起的對文革極左派張春橋的批評。最後葉群不得不代林彪受過,向毛澤東作檢討,在批陳整風彙報會上與軍委辦事組黃吳李邱幾員大將們一起被毛澤東作了政治結論:“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組織上犯了宗派主義的錯誤”。天穹認為:“把林彪在文革中的錯誤,歸結成是葉群對林彪‘欺騙和控制’而誤導了林彪,使林彪說了錯話,做過錯誤的決斷,甚至‘九一三’事件也是葉群(及林立果)對林彪的欺騙造成的,林豆豆的杜撰本身就是政治上無知的表現。”筆者認為,天穹的這一看法應該說是有相當道理的。葉群在某些問題上對林彪有善意的欺騙,特別是生活方面,但是在重大的政治問題上,葉群與林彪是一致的。現在我們回首這段歷史,葉群在政治上的表現確有很多可議之處,諸如缺少嚴酷的黨內政治鬥爭的歷練,缺乏內斂和深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對林彪言路的堵塞。尤其是葉群在政治鬥爭面前沉不住氣,被突如其來的事件搞得六神無主、一時間驚慌失措,亂了方寸和手腳,最終有了“九一三事件”慘劇的發生。筆者認為,在“九一三事件”中,無論是葉群、林立果,還是林豆豆,他們都想替林彪作主,甚至主導林彪的行為,都以為只要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就會取得最好的結果。殊不知,他們都沒有應付黨內重大政治鬥爭的經驗,在老謀深算的毛澤東面前,他們的政治思維不過就是小兒科。如果,林彪依舊按兵不動,毛澤東要想拿下林彪還要費很大的氣力。只要林彪還有一口氣在,林在毛的身後仍有機會翻盤,而不致落的身死蒙古大漠的地步。

此外,天穹的文章還涉及文革期間林彪的醫療保健問題,賀龍倒台的問題,文革中林彪對彭真的態度,汪東興與林彪、葉群的真實關係,以及林彪與毛澤東的關係等。天穹著重指出:“文革中,林彪哪些錯誤是跟著毛澤東和中央的路線犯了錯誤,哪些是講了違心的話,哪些是對毛澤東吹過了頭,哪些是傷害了一些幹部,又有哪些是對林彪的栽贓,哪些從過去看、現在看都不是錯誤,這是要下功夫的。”天穹這些問題的提出都有助於人們對林彪、對毛澤東和文革史的進一步的思考。筆者在此還願對此加以補充,即我們在探討文革及其歷史人物時,還應對中國政治制度予以深入的考察和剖析,在這種皇權專制的統治下,毛澤東與林彪的關係實為君臣關係,君主可以提拔臣子為“接班人”,賦予“副統帥”、“親密戰友”這樣耀眼的頭銜,讓你擁有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但是君主也可以在一夕之間變臉,將臣子打入十八層地獄,歷朝歷代這類的事例屢見不鮮。歷史早已證明,在中國這種傳統的專制政治體制下,所謂的革命友情、親密戰友是靠不住的,臣子也是沒有獨立人格的,更不能“僭越”君主,一旦被君主所不喜,臣子隨時都會被安上一個“謀逆篡位”的大罪,立有殺身之禍。林彪的倒台就是當代史上最鮮活的一個例子。如果我們不能從政治制度上找到原因並予以徹底改變的話,林彪被“誣以謀反”的這類情節就會不斷地在中國政治舞台上重演。

天穹在文中對林豆豆頗有一些批評,筆者認為有些批評是語重心長,恨鐵不成鋼的,但是有些批評似乎還是言重了。比如天穹認為“林豆豆愛說假話”,“從基礎上(林彪、葉群、林豆豆之間的關係)就編假話,大事小事都在編”。林豆豆申訴材料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有些是林豆豆本身思想認識問題,有些是歷史局限性問題,還有些是言不由衷,不能一概而論地指責林豆豆故意編瞎話。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中國民眾的思想還受到長期以來黨化教育的束縛,其解放程度也遠遠不像現在這樣開放,林豆豆長期被關押與世隔絕,手頭也沒有什麼資料,全憑自己的記憶和過去的感受。此外,林豆豆急於為父申冤而在申訴過程中缺乏嚴謹的思考等。正是由於這些問題的存在,其申訴材料難免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簡單地指責林豆豆編謊話顯然不夠客觀,還是應該作具體的分析為好。筆者認為,林豆豆的申訴僅僅是當事人留存下來的史料,史料不應與真實的歷史簡單地划上等號,研究者應該對照其他史料,儘可能地還原那段真實的歷史。

四、“九一三事件”考疑

《“九一三”回望》一書中有兩篇文章對“九一三事件”作了較為深入的分析和探討。一篇是韓鋼先生的《“九一三”事件考疑——以〈林豆豆口述〉為中心》,另一篇是余汝信先生的《〈林立衡關於“九一三”經過寫給中紀委的材料〉解讀》。這兩篇文章的側重點不同,但都圍繞著林豆豆的申訴材料作了較為深入的考證和分析,值得研究者們的關注和進一步探索。

韓鋼在文中特彆強調,雖然林豆豆的申訴材料是“記憶性質的史料”,也屬於第一手材料,“但不宜簡單採信,而需要與其他史料比對和參照,或證實,或證偽,或存疑。”針對林豆豆的申訴材料,韓鋼重點探討了以下幾個問題:

(1)林立果同林豆豆談了些什麼?

(2)林彪對毛澤東的南巡談話有何反應?

(3)林彪到底要去哪裡?

(4)林彪是如何從96號樓出走的?

(5)林彪想“外逃”蘇聯嗎?

關於第一個問題,林豆豆的申訴材料並未有隻言片語的透露,只有林彪的警衛參謀李文普以及林立果當時的未婚女友張寧的一些回憶。但由於此二人都不是當事人,他們轉述的內容也還要有林豆豆的出面證實。韓先生還引用了原空軍政委高厚良的口述,高指出林立果向林豆豆披露了他的想法,即南逃廣州、另立中央和謀殺毛澤東。韓鋼認為,高不是當事人,也沒有指出材料的來源,高的說法難以作為參考依據。筆者認為,高厚良是原空軍專案組的負責人之一,他的說法應該來自當年那些專案組逼供信搞出來的材料,那個年代為了迎合中央政治上的需要,他們當然要在材料上“坐實”林立果的“政變計劃”。惟這類專案組的材料可信度極低,現在的史家自然難以選用並相信他的說法。

關於第二個問題,林彪對毛澤東南巡談話的真實反應。迄今為止竟然沒有任何“九一三事件”的親歷者披露相關的史實。韓先生推斷,親歷者完全不知道林彪的態度;親歷者雖然知情,但由於種種原因而不願披露;林彪沒態度或深藏不露;林彪根本不知道毛南巡談話。韓鋼的結論是,“只要史料不充分,很難確認林彪主謀或參與了殺害毛和‘南逃’的策劃。”筆者認為,據各種資料,毛澤東的南巡談話實際上已經通過各種渠道傳到了北戴河林彪處,葉群也由此而變得驚慌失措,林彪不可能不知道。但是沒有任何具體的證據證實林彪知道毛談話後主謀策劃殺害毛澤東或南逃廣州另立中央。實際上,林彪當時在北戴河的行止是更加沉默寡言,消極以待,沒有任何反常的舉動,這與毛澤東的積極主動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中共日後為了政治上的需要,必須要給林彪安上這樣一個“謀反”的罪名。

關於第三個問題,林彪到底要去哪裡?韓鋼根據幾位當事人的說法,林彪、葉群都曾說過要去大連,也商量過去廣州,而去大連似乎又是林彪一行臨動身時的目的地。韓先生認為“葉群說去大連,很可能是為掩人耳目;但林彪要去大連,是同樣掩人耳目還是仍舊堅持原意呢?又是一個懸念。”筆者認為,林立果和葉群在知悉毛澤東的南巡談話內容後,深知毛下一步的整肅步驟一定會接踵而至,與其坐以待斃還不如一走了之。但是逃到哪裡才安全恐怕也還沒有完全想好。問題的關鍵在於,如果要逃亡就必須有林彪的首肯。對林彪而言,不管逃到中國哪個地方都是不安全的,大連、廣州與北戴河又有什麼區別?唯有逃到國外方保無虞。然而這恐怕也是最難說服林彪之處。筆者推測,在說服林彪離開北戴河問題上,葉群和林立果是一致的,只要林彪上了飛機,飛機掌握在林立果的手上,到時候林彪也不得不承認飛到國外的既成事實。

關於第四個問題,林彪是如何走出自己的住所的。在這個問題上有兩種不同的說法。韓先生引述了這兩種說法。一是林豆豆和張寧的說法,林彪是在服用安眠藥後睡眠時被葉群等人從床上拽起來而走的。另一個是李文普的說法,即林彪是自己主動出走的。此外,還有林彪的兩個內勤在“九一三事件”後寫的揭發材料,這些揭發材料也說林是主動出走。韓鋼認為林豆豆的說法是個孤證,張寧的說法更讓人生疑。筆者認為,這裡涉及到誰的說法更可信以及是否允許這些仍然在世的人開口說真話。我們知道,中共的專案組最通常的手段是先定罪名,後搞證據,也就是羅織罪證。具體到林案,同樣也是中央57號文件定性林彪為“狼狽投敵,叛黨叛國”在先,日後專案審查的方向也必然是按照這個罪名收集證據。據筆者對張寧的採訪,當時林辦全體工作人員被關押在“亞療”,專案組面對面細審林彪出走前的一舉一動,當時林彪的兩個內勤都說林彪是服用了安眠藥在睡眠時被葉群、林立果拽走的。至於內勤的那些揭發材料,不排除他們不得不按照專案組的口徑而寫,類似的揭發材料在文革中屢見不鮮,不足為奇。至於李文普所述的情況,專案組以三項條件換取了李文普的那句林彪在汽車上問“到伊爾庫茨克要多長時間”。李文普按照官方口徑描述的“九一三事件”又有多少可信度呢?據筆者所知,林彪的兩個內勤都還在世,但是他們卻都三緘其口,從不接受採訪。如果他們敢於開口說話,林彪出走時處於何種狀態應該不難搞清。

關於第五個問題,林彪想外逃蘇聯嗎?關於林彪想外逃蘇聯一說,只有官方版本的李文普說。韓先生認為李的口供成了孤證,考證起來已經十分困難。但是韓鋼還是就這一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疑問,如李文普在跳車後為何不主動向上級報告,及至林彪飛機起飛後李仍未報告。這些都是疑點。其實筆者認為,我們應該把李文普的“跳車”、“自傷”和後來的“交代”作為一個整體來看。李文普在危急時刻跳車,放棄了自己保衛林彪的職守,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疑問。如果李文普知道了林彪要外逃,作為共產黨多年培養的警衛人員,他應該挺身而出,與之鬥爭,而不是臨陣脫逃。即使當時沒有這麼做,那麼也應該在事後立即向上級報告。但是李不僅沒有這麼做,反而在跳車後自傷,擺明為自己找了後路。後來李在專案組的壓力下作出了林彪在車上問“到伊爾庫茨克要多長時間”這一孤證,成為林彪“主動外逃”的唯一證據。這一“證據”又有多少可信度?相信研究者心裡都有答案。

韓先生在《考疑》中提出的問題都很關鍵,是“九一三事件”中的要害問題,韓鋼雖然對上述所提出的問題並未給出具體、明確的答案,但是卻有助於人們進一步的思考。筆者認為,“九一三事件”的當事人在事後的回憶、揭發、交代等要做綜合的分析,回憶者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政治環境下、乃至各種錯綜複雜的厲害關係面前,他們提供出來的說辭必然受到相當的影響,更不用提現在國內的政治環境仍然不能讓這些人在沒有壓力的條件下暢所欲言。因此,我們在討論相關問題時就必須要考慮到這些因素。當事人在關押審查狀態下的揭發交代材料,大都帶有明顯的專案組逼供信的痕迹,可信度並不高。此後,一些當事人在國內刊物上發表的回憶依然受到這類政治因素的影響和制約,這些回憶在出版時被刪削、修改和加工,凡不符合官方說辭的“回憶”是無法問世的。反而倒是那些在港台出版的回憶更能說真話,如吳法憲、邱會作和李作鵬等人的回憶錄。

五、林豆豆的作為與失策

林豆豆是“九一三事件”中的關鍵人物,既是該事件的重要當事人,也是林彪一家唯一的倖存者。林豆豆的個人回憶和申訴無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如何判定林豆豆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同樣是研究者無法迴避的問題。根據官方在林彪事件後發布的57號文件的宣傳口徑,林豆豆“在緊要關頭揭發林彪、葉群、林立果私調飛機、陰謀叛國投敵,為黨立功”。坊間一些人士的評論也大都將林彪出走而最終罹難於蒙古溫都爾漢歸咎於林豆豆的舉報。以往史學界就這一問題的論述並不多,余汝信的《〈林立衡關於“九一三”經過寫給中紀委的材料〉解讀》對此作了較為詳盡的分析。

余先生認為,林彪的被迫出走首先來自於毛澤東的步步進逼。由於林彪在1970年的廬山會議上打擊了毛澤東的文革紅人張春橋,觸動了毛澤東的文革底線,引發了毛澤東的強烈反擊。毛澤東明裡批的是陳伯達,實則將矛頭對準林彪和其麾下的軍委辦事組,葉群在毛的壓力下不得不作檢討,毛對葉群的檢討作了極其嚴厲的批示。余先生指出:“毛澤東給高級幹部的檢討寫如此‘細緻’如此嚴厲的批語,從1959年那一次廬山會議批‘彭黃張周’後從未有過。”其實,毛表面上狠批葉群,實則是狠批葉群背後的林彪。林彪則以沉默對待之。毛對林彪的進一步的進逼就是1971年8月的南巡講話。在8月15日到9月12日這短短的29天里,毛巡視南方,與各地領導人,尤其是大軍區首長們談話,將矛頭對準林彪。很明顯,毛的南巡講話是在為“倒林”做好輿論和組織準備,下一步將會在9月份召開的九屆三中全會上“揭蓋子”。余先生指出:“毛澤東的南巡講話,已將林彪逼到牆角。就看即將召開的九屆三中全會,如何整治林了。”可以說,毛澤東的步步進逼是因,林彪一家逃亡是果。筆者對此深以為然。

余先生對林豆豆材料中所言“代表和執行林彪的‘意志’和‘囑咐’”持有不同的看法。筆者也認為,搞清楚這一點才是搞清楚林豆豆在“九一三事件”中的所作所為的關鍵點。余先生指出,林豆豆的申訴材料並沒有說明“什麼是林彪的‘意志’”,林豆豆在那幾天中也沒有直接了解過林彪的態度,甚至連“直接溝通的嘗試都沒有”。此外,林豆豆也誇大了林彪的“病重”狀態。余先生認為,林彪的“身體狀況和思維能力都與常人無異”。筆者認為,林彪有病確實不假,據林辦的秘書和醫生所言,林彪除了原來就有的一些較為嚴重的病症外,還患有相當嚴重的抑鬱症。但是林彪是否患病到失去自主意識則是大有疑問的。林豆豆之所以在申訴材料中持有這樣的看法,也許更多的是為自己在申訴材料中敘述“九一三事件”中的作為預作鋪墊和解釋。換句話說,林豆豆強調了林彪的“病症”與無助,“九一三事件”中出走的責任就可以歸結到葉群和林立果身上,也為自己在9月12日當晚竭力設法阻止林彪被裹挾出走的行為作了恰當的解釋。當然,在林彪出走問題上,林豆豆的說法並非全無道理,還需要研究者作更深入的分析和探討。

林豆豆的申訴材料的敘述主要是從1971年9月7日起,而9月12日當晚發生的事情則是其重點論述的內容。余先生就幾個關鍵性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林豆豆從林立果處了解一些情況,知悉了林立果的一些想法,由此找了部分警衛人員打招呼,防止林彪被葉群和林立果劫持到外地,但是林豆豆並未採納警衛人員的建議向上級報告。林豆豆自己耽誤了從9月7日到12日這整整五天的時間。

(2)葉群曾向林彪提出“去廣州不行,去香港也行呀”,林彪對此沒有表態。這說明葉群在設法出走的問題上並未欺騙林彪。因此,林彪在9月12日當晚出走的目的地應該是國外,只有到了境外,才能徹底擺脫毛的控制。

(3)林豆豆編織了“林彪被騙”的神話,是因為林豆豆面對官方給林彪戴上“叛徒、賣國賊”的帽子而不知所措的反應。

(4)9月12日當晚,林豆豆已經明白,林彪、葉群、林立果三人與毛澤東決裂的態度是一致的,林豆豆向8341警衛部隊報告是因為她自己已經“不可能在林家內部阻止這一決裂的過程”。

(5)林豆豆希望自己能夠將事件局限在北戴河,並試圖將林彪與葉群和林立果分離,以為這樣即可保住林彪,這實在是對黨內政治鬥爭天真無知的表現。林豆豆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現實的。

(6)根據林彪內勤和警衛的揭發材料,林彪離開北戴河住地是主動而為,林彪也是自己從飛行員的簡易舷梯爬上飛機的,由此也可證明林彪的自主能力。林彪應該清楚,這次並非是正常的出行,而是一次“前途未卜的倉皇逃命”。

(7)“九一三事件”並非是毛澤東、周恩來設計出來的陰謀,而是一起突發事件。8341部隊既無經驗可供借鑒,也無處置預案可遵循,在沒有上級明確命令情況下不可能採取任何實際行動,因此也就談不上有什麼陰謀了。

余先生對“九一三事件”作了如此細緻和深入的分析,其中一些看法筆者也有同感。筆者感到這裡還有幾個問題值得繼續探討:

(1)林彪的出走,有幾分是主動,幾分是被動?林彪是否在出走前就已經完整地知悉葉群、林立果的逃亡計劃?如果林彪事先就已知悉葉群的逃亡計劃,林彪對此又是什麼態度?林彪又做了哪些必要的準備。在國內不管到了哪裡:無論是廣州還是大連,與待在北戴河殊無二致。如果要逃亡,唯有國外才安全。但是從現有的材料來看,林彪並無任何表示要到國外避難,也沒有做任何這方面的準備。專案組經過多年的審查也沒有發現這方面的蛛絲馬跡,僅憑個別林彪內勤偷聽來的葉群說話的片言隻語似乎還難以論斷林彪同意或默認了葉群的逃亡計劃。李文普在審查期間交代的“林彪問到伊爾庫茨克要多長時間”應是專案組逼供信的產物,不足為信。其實,官方如果真的掌握了林彪主動叛逃的證據,何須如此大費周章地壓迫李文普作偽證?

(2)以林彪對毛澤東多年的了解,林彪應該知道毛澤東南巡講話的目的何在,那就是要對林彪下殺手了。葉群的表現是惶惶不可終日,林立果則更像一個“憤青”,無厘頭地要“奮力一搏”。那麼林彪是否知悉林立果在北京的活動?目前也沒有材料證實林彪知悉林立果的活動和《“571工程”紀要》,那個林彪的“九八手令”居然出現了三個不同的版本,且來路不明。官方所言的林彪要搞政變和殺毛,都屬天方夜譚。從林彪一直處於被動和沉默的狀況來看,林彪被葉群和林立果裹挾出走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惟林彪的出走客觀上表現出林彪與毛澤東和平分手,林彪的出走打亂了毛澤東的整人步驟,使毛澤東的文革神話波滅,喚起了人們的覺醒,宣告了文革的破產。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林彪的出走具某種積極的意義。

(3)現有的官方關於“九一三事件”的敘述,大都是圍繞在前台處置此一突發事件的周恩來、汪東興和北戴河8341部隊的活動,卻幾乎沒有關於毛澤東的態度,似乎只有林彪的飛機快到中蒙邊境時周恩來向毛彙報,才引出毛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那句話。除此之外,毛似乎沒有任何其他表示。這不能不使人感到蹊蹺。北戴河的警衛部隊要向北京的上級汪東興報告,汪向周恩來報告,周面對如此之大事只能向毛澤東報告。面對中國的第二號人物林彪,周恩來絕無可能自行其是,自作主張。那麼林豆豆在北戴河得到的“中央”指示:“與林彪等人一起上飛機”,又是來自何人呢?筆者認為,毛澤東在整個事件中的作用還有待研究者下功夫予以深入探討。

(4)林豆豆在整個事件中的作為的確有一些可議之處。筆者認為,林豆豆的失策是,沒有及時與林彪溝通,過於相信自己的能力,以為在自己的布置下就可以防止不測事件的發生。這也是對中國上層政治鬥爭缺乏認識的結果。但我們不能簡單地將“九一三事件”歸咎於她的報告,毛澤東的“倒林”是既定之策,沒有“九一三事件”的發生,還會有其他事件,林彪難逃被整之厄。事實上林豆豆也是這場政治鬥爭的受害者。即使沒有林豆豆的報告,林彪的政治結局也好不到那裡去,高崗、彭德懷和劉少奇的殷鑒不遠,葉群等人焉能不怕?三十六計走為上應是葉群、林立果的首善之選,林豆豆以個人之力是無法阻止的。

最後還想多說一句。有關舒雲女士整理的《林豆豆口述》一書,近來國內有些批評之聲。筆者認為,舒雲這些年來探索林彪和林彪事件,自費走訪了很多當事人和知情人士,出版了《林彪事件完整調查》等多本著述,在這一領域做出了很大的貢獻。這些著述中難免存在一些問題,但是不宜以此全面否定舒雲的辛勞和貢獻,對《林豆豆口述》一書也應該站在客觀、理性和善意的角度予以評論。

筆者認為,無論是韓鋼先生的文章還是余汝信先生的文章,實際上都否定了官方多年以來強加給林彪的罪名:篡黨奪權、陰謀政變、另立中央。《“九一三”回望》的出版將林彪事件的研究向前推進了一步,正如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麥克法誇爾在該書《序言》里所說:“歷史學者們掌握史料越多,就越來越不信任官方提供的版本。”誠哉斯言!

《新史記》2013年8月總第15期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新史記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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