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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反思五四百年:陳寅恪「石破天驚的預言已完全證實

以梁漱溟而言,余先生指他早年聽見資本主義維護私有產權即大起反感,故此寧可選擇社會主義。硬套西方理念造成的傷害,可無人能及毛澤東推行的所謂共產主義。三分一個世紀前,余先生跟我如是說:「如果說毛澤東受到馬克思主義什麼的影響,就只有鬥爭這個觀念,就靠這個打天下。這是他從馬克思主義得來的東西,其他的東西,就是跟他的土法鍊鋼一樣,是土法革命。」

五四運動100周年了。主流意見認為這場由學生髮起、抗議列強移交德國租界青島給日本的愛國運動,間接為中共掌權鋪路、直接推動了白話文,從此確定以反封建傳統(打倒孔家店)、引入西方的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賽先生(science,科學),為擺脫貧窮落後、邁向富強的路向。余英時先生對此廣為認受的說法不敢苟同。

余先生在2006年贏得殊榮——美國國會圖書館授以有人文科學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獎(John W. Kluge Prize)。其領獎演講開宗明義指出,中國毋須像五四運動所號召全盤西化,方能置身現代富強國家之列。反之,中西方文化並不對立,指自己在美國半個世紀,除了初期須稍作心理調校,一直享受美式生活而無損對中華文化的認同;中西兼容並蓄,無衝突。

其《回憶錄》透露,經考證,他發現人們把德、賽二先生以至白話文和五四扯在一起,乃不大美麗的誤會。1918年尚未爆發五四運動,其精神領袖之一的陳獨秀已以德、賽二先生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思想。至於以白話文則可以上溯元明小說和戲曲,五四之前亦已在大學風行。

知識人盲追西化罔顧國情

余先生甚至不認為愛國是五四的獨有元素。1894年甲午戰爭,滿清慘敗,李鴻章簽下割地(台灣)賠款(白銀二億兩)的《馬關條約》。翌年,康有為、梁啟超等80多位知識人聯署上書光緒反對其事。可見19世紀下葉以降,愛國乃“知識人的共同情操”,學生五四上街充其極是愛國情操較大規模的延續而已。

不容置疑的是因列強割據,知識人求變救亡之心切,不惜罔顧國情、傳統而硬套西方理念為圖強必由之路。囫圇吞棗,硬套西方理念,遊走於中西文化的胡適尚且不能從免,遑論其他。即以梁漱溟而言,余先生指他早年聽見資本主義維護私有產權即大起反感,故此寧可選擇社會主義。硬套西方理念造成的傷害,可無人能及毛澤東推行的所謂共產主義。三分一個世紀前,余先生跟我如是說:“如果說毛澤東受到馬克思主義什麼的影響,就只有鬥爭這個觀念,就靠這個打天下。這是他從馬克思主義得來的東西,其他的東西,就是跟他的土法鍊鋼一樣,是土法革命。”

硬套西方理念的又不止於一個世紀前的五四知識人。余先生的《回憶錄》述及其好友、名經濟學者邢慕寰,說他接受英國費邊社(Fabian Society)的福利主義干預模式,在芝加哥大學則深受反對計劃經濟的海耶克影響,到了哈佛又師從里昂狄夫(Wassily Leontief),搞其以計劃為務的“經濟投入-產出表”。唐人街雜碎般的大雜燴,對經濟學可有透徹認識?

教人難過的倒是殷海光。他翻譯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啟蒙了一兩代青年人追求自由。余先生指出,殷海光全力宣揚反傳統運動,“認為‘民主’和‘科學’之所以未能順利實現,主要是受阻於兩三千年的中國文化傳統”。殷海光可有讀懂一貫強調意念傳承、禮崩樂壞道統蕩然則極權興的海耶克,令人不無存疑。

儘管如此,乘著五四運動浪潮,余先生認為德、賽二先生雖已“正式入籍中國”,卻未“安家立業”:“‘科學’在中國主要表現為‘科技’,是‘藝’而非‘道’;為真理而真理的科學精神尚未充份建立。‘民主’的地位則是‘尊’而不‘親’,甚至還時時有取消國籍,遣返西方的呼聲。”

換言之,五四百年,中國人猶未掌握德、賽的根本。其故安在?陳寅恪在爆發五四那一年比較過中西文化,指中國人“惟重實用,不究虛理”,是以“此後中國之實業發達,生計優裕,財源浚辟,則中國人經營商業之長技,可得其用;而中國人,當可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國人以學問、美術等之造詣勝人,則決難必也。”余先生認為此番“石破天驚的預言,今天已完全證實了”。入籍百年,德、賽二先生猶未在神州大地“安家立業”,悲乎!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蘋果日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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