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編者按：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運動造成三千萬人餓死的大饑荒，河南信陽是受害最慘烈的地區，數百萬人口餓死超過一百萬人，中共至今仍在掩蓋歷史。本文以大量可信資料描述信陽事件驚人的始末，毛與中共各級幹部的罪行昭然若揭。)
1960年大饑荒時"大批農民非正常死亡"的情況，今人已難以想像。據當年在周恩來身邊工作的張文才回憶："有些地方甚至餓殍遍野，總理為此憂心如焚"。
在大躍進前一年的"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作家白樺是信陽人。他當時正在上海郊區的一家工廠勞動改造，同居一室的同鄉從信陽探親回來，對他講了如下一段話：
我剛從咱們家鄉回來……俺家裡的人都餓死光了……只剩下俺姑，她的兒子也死了……她咋活下來的呢？……有一天夜裡，一隻餓得只剩兩張皮的豬衝進她的院子，她連忙關上門，一棒就把餓昏了的豬敲死了，連夜剝了那頭豬，埋在地下，每天下半夜起來挖出一塊燒燒吃。她不敢給她那個五歲的孩子吃，怕他說出去。一說出來，村子裡還活著的人就會衝進來和她拼命，會打死她，要她把豬肉拿出來。她眼睜睜地看著兒子叫著"餓呀！媽媽！餓呀！媽媽！"一直到死……人變得那麼狠心，可她有啥法子呢！只能這樣。
當時，信陽地區"一個村落一個村落的人被餓死"（白樺語）。僅息縣就有六百三十九個村子死絕。固始縣"全縣無人煙的村莊有四百多個。""死絕的戶數，光山縣就有五千六百四十七戶，息縣五千一百三十三戶，固始縣三千四百二十四戶。"
大躍進和高指標強征糧食
"信陽事件"是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和"反右傾"兩個運動的直接產物。
一九五九年三月，中共中央無視農業生產歷來豐、平、歉交替的事實，在上海會議上決定當年徵購一千一百五十億斤，這是五八年的標準，但實際上五九年全國糧食大幅減產，中共不思削減徵購計劃，反而比計劃的徵購數又多了二百億斤，這一千三百五十億斤的徵購糧，就成為大饑荒的根源。全國農民人均留糧在五九、六零兩年己急劇減少,從五七年的二百五十斤減少到一百七十四斤。
五九年糧食減產百分之十一，徵購數卻增加了百分之十四點七。按當時的農業生產力，農村糧食的商品率僅百分之二十幾，不超過百分之三十。而五九年全國徵購的糧食占量的百分之四十。其中相當一部分不是如中共說的農民自願"交售"的"餘糧"，而是各省、地區、縣、公社各級黨組織執行毛澤東的指示"反瞞產私分"，層層相逼，用專政的辦法強行從農民那裡搜颳走的口糧。對搜刮農民口糧這一點，毛澤東十分清楚。他在五九年七月五日給征糧的幹部指示說："告訴農民，恢復糠菜半年糧"。他的邏輯是"苦一年、兩年、三年，就翻過身來了。"這等於許可各級黨組織強行從農民嘴裡挖口糧。挖走一半，用糠、菜替代就是了。
結果，一九五九年全國農民的人均糧食占有量僅及五八年的百分之七十七。從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起開始，各地人民公社的食堂相繼缺糧。到一九六○年初，"非正常死亡"遍及全國農村，無可遏制。
河南省是大躍進的紅旗
當時的中共中央委員范文瀾曾說："在大躍進中哪一省衛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災荒就最嚴重。"河南就是衛星放得最多的省份之一。據當時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的羅榮桓元帥說：因為徵調農民去"全民煉鋼"、"大辦工業"、"大辦水利"，五八年秋季收穫時全省有一半糧食毀棄在地里未收入倉！五九年減了產，全省實產九百七十五萬噸，但省委的估產高出實產數一倍多，徵購了三百七十五萬噸，占實產數的百分之三十七。這是餓死人的主要原因。
河南省各地餓死人的情況不一，並不一定信陽地區的每個縣都比別的地方嚴重。譬如南陽地區淅川縣，兩年間人口就減少了五分之一，不亞於信陽地區。同屬南陽地區的唐河縣五八年曾創造全國第一顆小麥"高產衛星"，結果糧食被大量外調。當農民斷糧，縣委第一書記畢可旦醒悟過來，要求上級撥糧救急時，南陽地委無動於衷，反批評畢可旦"反瞞產私分"不積極。結果他只好眼睜睜地看著農民餓死。到了一九六一年，該縣人口銳減了十一萬四千。在淅川等鄰縣的三個縣委書記、縣長因饑荒死人被捕，上報中央等候批准槍決時，畢可旦風聞自己將被解押南陽，"很可能槍斃"，便領著全家六口人半夜跳了井。夫婦二人及三名女兒溺斃，僅年方十四歲的兒子畢劍增被母親頂上水面逃生。還有許昌地區。一九六○年底，毛澤東指定他身邊的幾位工作人員到信陽去調查。可當這一行人於一九六一年一月中旬到達河南時，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生怕他們看到真實情況，把他們安排到了許昌專區的鄢靈縣。據他們回憶，雖沒看到信陽地區餓殍遍野的慘況，還是看到了鄢靈縣"農民大量挨餓、生病、死亡的淒涼後果"。
一九九八年諾貝爾獎得主旅美物理學家崔琦是許昌地區寶豐縣人。中共上台時姐姐將年僅十六歲的崔琦接走，逃到香港，輾轉到了美國，成為一名科學家。而留在家鄉的父母都在一九六○年前後的大饑荒中餓死。在記者採訪中被問到一生中有無後悔之事時，他這樣說："若自己不出國，或許父母親就不會在大陸雙雙餓死了。"說著流下了眼淚。
"反瞞產"把農民逼上死路
信陽地區又是河南省衛星放得最多的地區，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就出在該地區的遂平縣。五八年的收成"由於大煉鋼鐵等誤了農時，沒能及時收割，損失了百分之十左右的糧食。"五九年因天旱，大歉收，實產糧食二十多億斤（一說三十二億斤），僅及大豐收的五八年的一半。但地區各縣都虛報產量，匯總到地區成了七十二億斤，又是個"特大豐收年"。徵購量當然就照此虛報數增加。這樣留給農民的糧食就大幅度減少了。信陽縣是個典型的例子（如表）。
這是新編《信陽縣誌》公布的數字。與全國農村的情況一樣，產量減少，徵購數卻增加，結果全縣人均留糧（含口糧、種子糧、牲畜飼料糧）比五八年減少了百分之三十。但《信陽縣誌》同時公布的非正常死亡數為五點一萬人，占人口百分之九點一。很可能實際人均留糧數低於全國平均數一八五公斤。
產量減少，徵購數卻增加。這是怎麼做到的呢？那就是"反瞞產"的結果。根據毛澤東"反瞞產私分"的指示，信陽地委第一書記路憲文動用民兵，指食指揮各縣委挨門逐戶搜查據說被農民和基層幹部"隱瞞"、"私藏"了的糧食。
搜不出糧食，便刑訊拷打。潢川縣澀港公社黨委副書記韓得富打過三百多人。在潢川縣委召開的萬人大會上，縣委第一書記梁德柱親自動手打人。六千名到會代表都已餓得衰弱不堪，有個農民代表當場死亡，抬走，屍後接著開會。會議結束，又有十幾人死在回家的路上。全縣先後餓死了五萬六千多人。為了追逼糧食，許多幹部成了人性滅絕的禽獸。息縣防胡公社婦聯主任黃秀蓮割了四個社員的耳朵，其中一人死去。光山縣用罰凍的刑罰逼迫農民交出糧食，槐樹店公社有十三個孤兒活活被凍死在山上。羅山縣彭新公社有十七名預備黨員，十六名在反瞞產中打了人的都光榮地轉了正，只剩一個不得轉正，因為他沒打人，"反瞞產"不積極。
在"反瞞產"過程中，信陽地區逮捕了一萬多人，其中七百多人死在拘留所和監獄。劫掠了農民的口糧、種子糧、牲口飼料糧，徵購任務圓滿完成。譬如息縣產糧五千萬公斤，徵購了二千七百五十六萬公斤，占產量的百分之五十五。全信陽地區徵收了十六億斤，達當年產量的一半。結果農民的全年口糧平均只剩一百多斤，僅夠食用四個月。潢山、光山等縣，口糧甚至不足三個月。未到一九五九年底，大批公社食堂就已斷糧停伙。五十年代擔任過上海市財政局長等職、因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到信陽地區商城縣勞動改造的顧淮在日記里寫道："嚴冬未屆，路旁已見凍死之骨。"
路憲文怕真實情況傳到外界，指令各縣，"不准農民生火做飯，不准外出逃荒要飯，不准向上級反映情況。"各縣派民兵封鎖村莊，街頭、交通要道都設了關卡。農民無處可逃，只剩下餓死一途。這就是後來中共確認的"信陽事件"。
對信陽事件，如今官方的正式說法是："信陽事件"是指一九五九年十月至一九六○年四月發生在信陽地區的大批農民群眾餓死的事件。當時信陽地區所屬十八個縣（市），有十五個縣（市）出現大批農民非正常死亡。
"非正常死亡"是"農民群眾餓死"的代名詞，是官方描述大饑荒的定型字眼。
信陽地區的非正常死亡數，按官修《信陽綜覽》和《信陽地區志》發表的數字統計，非正常死亡的人數為五十萬人。但這個數字絕對不實！實際的非正常死亡遠大於此數。
非正常死亡百萬人以上
信陽地區轄信陽市和固始、光山、淮濱、潢川、羅山、確山、上蔡、平與、汝南、遂平、息縣、新縣、新蔡、西平、西峽、信陽、正陽十七個縣。該地區部分縣的非正常死亡數近年已被陸續披露，譬如新編《信陽縣誌》記載：非正常死亡五點一萬人，占人口百分之九點一。《西平縣誌》記載餓死約四萬人。截止一九六○年春，正陽縣餓死八萬多人，新蔡縣死亡近十萬，漢川縣先後餓死五萬六千多人，。《息縣誌》記載一九六○年內非正常死亡十萬七千餘人，占該縣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點七。
臨靠淮河的淮濱縣，平均每年正常死亡四千人，《淮濱縣誌》載：一九六○年死亡十點二萬，九萬八千人非正常死亡，為該縣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點九！每四個人就死了一個。當時的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的秘書余德鴻是淮濱縣人，半個月內余的父親、母親、伯父、伯母先後死去。據張樹藩說：余德鴻老家的村西頭餓死了一半多，有不少戶餓死都沒有人抬。
上述七個縣的非正常死亡為五十二點六萬。其他十個縣，新編羅山、西崍、新縣的縣誌均載非正常死亡萬人左右，可能屬於官方說的情況不那麼嚴重的縣。此外七個縣情況可能與上述七縣類似，即死亡人數超過五十萬。光山縣死絕了的戶數比息縣多，非正常死亡數可能也大於息縣。由此可以推斷，全地區非正常死亡總數應在一百萬左右。
張樹藩在其遺作中說，一九六○年二月時他曾估計餓死的人數在二十萬至三十萬之間，但後來中共中央紀委書記董必武派了一個調查組到信陽，"最後結論是餓死的數字比我估計的要多好幾倍。"大概出於政治顧慮，對這個"多好幾倍"，張樹藩沒有詳說。但是這可以佐證筆者一百萬的估算不會過高。而《信陽綜覽》、《信陽地區志》的數字毫不足信。
關於信陽地區的非正常死亡，據說中共內部還有一本帳未公開："第一次統計是八十三萬人……第二次統計查出九十七萬；上級估計在百萬人以上。"當年董必武派的調查組回北京匯報後，副總理李先念和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率領工作組於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到達信陽。調查了五個月後，工作組組長陶鑄在一次講話中說："我看死亡數字就不要再統計下去了，已經一百多萬了。……"信陽事件持續的時間並不長。一九六○年底毛澤東指定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去信陽調查時說："那裡開始好轉，又有救濟糧吃，對你們身體會要好些。"的確，一九六○年底時事件已基本結束。
嫁禍於"敵人"大小禍首免懲罰一九五八年秋大躍進高潮中，毛澤東曾在武昌會議上談到一九五六年廣西餓死數百人、第一書記陳漫遠被撤職之事："廣西死了人，陳漫遠不是撤了嗎？死五千萬人，你們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結果還不到一年半就真的死了人，雖然不到五千萬人，卻也有三千萬。毛澤東當然不再提撤職、砍頭的事。既然毛澤東不必對他一手製造的災難承擔責任，本應對各省的"非正常死亡"承擔責任的省委書記們也就都輕易地逃脫了懲罰。
"信陽事件"剛暴露時，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為保自己，逮捕了路憲文和信陽地區的八個縣委第一書記。按一九八四年時的河南駐馬店地委書記王德政說："從地委書記一直抓到生產隊長"。但不久，全河南省的問題的嚴重性被揭發，他也被撤了職。不過，毛澤東明白，吳芝圃和路憲文雖應承擔具體罪責，但若仔細追究，勢必牽涉到禍源：大躍進、反右傾。尤其吳芝圃一貫積極追隨毛澤東，是毛麾下的大躍進積極份子。所以毛澤東能保則保，無意嚴懲。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央在廣州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吳坐在後邊低頭不語，毛澤東高聲與他打招呼："芝圃同志，犯了錯誤，還是要抬起頭來。坐到前邊來嘛！要看到光明啊！"這樣，吳芝圃不僅中央委員的頭銜都沒丟，而且不久就又調任中南局書記處書記，只比原職低了半級。
像吳芝圃這樣的餓死數百萬子民的一方大員，還有四川的李井泉、甘肅的張仲良、山東的舒同、安徽的曾希聖等等。他們都是大躍進和反右傾的積極份子，所以都輕易地逃脫了懲罰，一個也沒有受到法律制裁。
"信陽事件"本是共產黨幹部的"業績"，可是中共信陽地委卻說是敵人搞破壞造成的。一九六○年十二月，信陽地委寫了個報告送河南省委並報中共中央，嫁禍於十年前就在"土改"中被消滅了的地主、富農：由於地主、富農在土改時"漏了網"，"大批地混進了革命陣營內部"，"實行反革命階級復辟"，"封建勢力大大作怪"，造成"群眾生活異常困難"……。言外之意，壞事都是混進共產黨的"漏網地主"、"漏網富農"乾的。因此必須"進行徹底的民主革命補課，像土改一樣……把領導權奪過來。"
一九六一年元旦那天，毛澤東把該報告批發全國，說那"是一個很好的文件"，全國"都應照此執行。"這樣，千百萬人餓死的人禍被悄悄撥到一邊，全國都大搞起"民主革命補課"運動。
全國農村補劃了大批"漏網地主"、"漏網富農"、"反革命"、"壞份子"，平白增加了許多敵人。譬如四川大邑安仁公社金光大隊僅一百二十多戶人家，新補劃的"地主"就多達十五戶，其中九戶被"掃地出門"，房屋沒收。另外又有八戶農民被補成了"漏劃富農"。陝西長安縣一九四九年土地改革時劃定二千七百餘戶地富，運動中又補劃了三千二百七十一戶。
鄧小平老家所在的廣安縣協興區，二十多人因重新劃分階級成份而自殺。死者之一鄧紹華是與鄧小平的父親鄧紹昌同輩，算是鄧小平的叔叔。他本是個自耕農，有部分多餘土地出租。被定為"戴帽富農份子"，沒收房屋，掃地出門後，跳水庫尋了死。
路憲文把持的中共信陽地委製造了信陽事件，路憲文垮台後，新的中共信陽地委又製造出地主富農"實行反革命階級復辟"的神話。既保護了大批極左殘民的幹部，也保護了毛這個造成大饑荒的最大禍首。
"民主革命補課"還沒搞完，"四清"運動就開始了。"四清"尚未結束，文革之火已經燃起，又有數百萬人成了新的階級敵人，又有數百萬人成了毛澤東的革命的犧牲品。
信陽縣人均留糧表（含口糧、種子糧、牲畜飼料糧）
1958年1959年增減數
糧食產量（萬公斤）1812814373減少3755
徵購與外調（萬公斤）34174029增加618
全縣留糧（萬公斤）1471110344減少4367
農村人均留糧（公斤）263185減少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