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紅軍高級將領，後投降國民政府的龔楚
第六章國軍第二次圍剿井岡山
一、桂東縣朱毛會合
朱德率領的紅軍主力，退出郴州縣後，經東江至資興縣屬之龍溪十二洞。這是個廣大的山區，南面與汝城毗連，東北與桂東接壤，周圍數百里，都是崇山峻岭，絕谷深坑，村落稀疏，地形險要，真是個游擊隊潛伏活動的理想地區。當時，湘南特委、資興縣委和資興赤衛隊，均以此為根據地。我軍因經過多天的行軍作戰，員兵均極疲勞，且有傷兵數十名亟待安置，乃決休息數天，藉以整理部隊安置傷兵。約經過了十天的休息，出發至汝城縣屬之南洞，做了兩天群眾工作，並收集了糧食，轉向北進，占領桂東縣屬一個較大的市鎮——沙田。當地有中共的秘密組織，附近村莊亦較多，且無敵情顧慮，乃協同地方同志，發動群眾，組織民眾武裝，打土豪，分田地，革命空氣，甚為熱烈。八月十八日，擊潰了桂東全縣集中進犯的民團和縣政府的警察，在追擊中乘機占領桂東縣城。
翌日的中午，毛澤東帶著三十一團到來，直到軍部與朱德會晤，我聞他到來即趕至軍部，見面時他帶著疲勞的神態和我招呼，失去了過去那種興奮的吸引人的風采。我們見面後，據說：井岡山正被國軍從東西兩面圍攻，江西方面之國軍有六個團，於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間，分經永新、遂川兩縣，向龍源口、黃坳進攻，湖南方面之國軍亦有六個團，占領酃縣後即向寧岡縣城進攻，並有豪紳地主反動武裝，跟隨國軍進剿，到處殺人放火，摧殘工農組織，形勢十分險惡。
毛澤東說他率三十一團退守井岡山上，嚴密布防，以井岡山的險要地形，國軍是無法攻陷的。但山上所存糧食彈藥不多，若持久作戰，恐有彈盡糧絕之虞。你們的行蹤，曾接到酃縣同志的報告，聞你們先勝後敗，退回龍溪十二洞，後來又聞你們向汝城桂東發展，為了減少山上糧彈消耗，及與你們連絡，共商反圍剿作戰計劃，乃決定以伍中豪指揮袁文才王佐部，及永新、遂川、寧岡各縣赤衛隊，固守井岡山，本人即率領三十一團兩個營，經由井岡山南面山徑，經十都到此，幸好能順利的會合。今後我們紅軍主力必須集中行動，特別是在有敵情顧慮時更不能分散兵力，因為我們的兵力集中就可以消滅較多的敵軍，分散則有被敵軍各個消滅的危險，你們切勿忽視等語。
朱德當即問他：現在是否立即合力，掃蕩湖南或江西一面之敵，以破壞國軍的圍剿計劃？毛澤東說：我們暫時不能輕舉妄動，破敵計劃，仍須稍待時機，以他的估計，井岡山的糧食彈藥，以現守山兵力，可維持一個月以上，目前尚無反攻之必要，我們主力應在外圍活動，避開敵軍主力之圍殲，待敵疲勞鬆懈時，選擇有利目標，各個擊破之，方為萬全之策。朱德聽了，沉思片刻，乃說道：既然如此，就照我們的原定計劃，擬在湖南之桂東、汝城，江西之上猷、崇義地區創造新蘇區，待機行動。毛澤東同意了這個計劃。
我們在桂東工作了幾天，因避免湖南國軍之攻擊，又轉移到江西之崇義、上猷兩縣毗連地區活動。當時，軍部及二十八團駐於崇義縣之思順、古亭，二十九團駐於上猷之左安、鵝形，毛澤東率三十一團駐於上猷之營前墟。我們經常派出探員偵察江西、湖南兩面的敵情，並特別關心井岡山的變化，對於部隊訓練，群眾工作，亦都表現得特別的積極和緊強，充份的準備和敵軍進行生死決鬥。
在這一期間，毛澤東很少到軍部，但來廿九團找我一次，並約我到營前墟他的駐地一次，所談的問題是：紅軍中的政治工作，紅軍紀律，而以克服廿八團士兵的流氓習氣，和廿九團士兵的農民意識為問題的中心。他對於廿九團第一營的失去，認為是重大損失，他對我的態度比前親密，且常以克服困難，共同艱苦為勉勵，使我一時覺得和他不難相處，心下甚慰。
二、袁崇全叛變與林彪升官
我軍於八月二十三日轉移到上猷、崇義地區工作，二十五日發生了廿八團第二營營長袁崇全叛變事件。
袁崇全出身於黃埔軍官學校，他與該團團長王爾琢是同期同學，賀葉軍在潮汕失敗後即跟隨朱德，歷任連營長，他平時沉默寡言，但作戰尚勇敢，深得朱德和王爾琢喜愛，每在談論幹部時，常稱他是一位頗有修養的軍事幹部。自攻郴州失敗，又聞國軍圍剿井岡山，他精神頹喪，落落寡歡。是日早餐後，他以向外打游擊之名，率領機關槍連及一個步兵連，向上猷縣城方面進發。該營營部副官，以未奉有上級命令，事前又未談及，事有可疑，立即跑到團部，將情形報告團長，王爾琢聞報，以事情緊急，且自信與袁素有情感，立即手持駁殼手槍，隻身追趕，於接近隊伍時，即大叫：各連立即停止。各連長聞命後，即在路上沿途就地停止前進。王爾琢繼續追趕上前，通過了隊伍行列，發現袁崇全帶著四名傳達兵仍向前跑，他即大叫停止，袁即手握駁殼站於路側，待王爾琢接近時，即連放兩槍，王應聲倒地，當時斃命，袁僅帶傳達兵四人愴惶逃去。
朱德聞報，即與陳毅趕到現場，見王爾琢經已氣絕身亡，登時放聲痛哭，陳毅即命各連長率隊同原駐地，並即摻扶朱德回部，為王辦理身後各事。事件發生當日，我聞訊趕至軍部，見朱德愁容滿面，悲痛欲絕，我亦不免悲從中來，相對黯然。是晚我住在軍部，共商善後。
晚餐之後，朱德靠在床上，我與陳毅坐於床前，我對朱德說：王團長遭此不幸，固屬我們革命隊伍里的重大損失，但我軍正在準備回師井岡山，粉碎國軍二次圍剿之際，第二營營長不可一日無人，團長遺缺也要立即解決，請勿過於哀傷，考慮這兩個人選問題，以免指揮無人，貽誤大事。朱德悽然的說：「第二營四個連長都不如第一營第三連連長林彪，這是大家共知的，但若將林彪升任第二營營長，又恐第二營的連長不滿，如何是好？我現在心裡很亂，你們出點主意」。當時我和陳毅都認為林彪最好，年輕有為，驍勇善戰，對黨忠實，是本軍最優秀的青年軍官。經過研討，陳毅提出：將第一營營長周子崑調任第二營營長，加強該營的領導，以林彪升任第一營營長，至於團長人選，論資歷應以周子昆升任，但朱德認為他身體弱，缺乏朝氣，唯有暫由他自己兼任。這個問題便於當天晚上解決了。
第二天公布人事調動命令後，全團幹部都感滿意。我和周子昆平時有私人往還，那天我曾到第一營營部訪問他，談及人事問題時，他對我表示：這次人事安排很合情理，並認為林彪青年有為，肯負責，有決心，前途極有希望。
軍部將人事處理情形通知毛澤東，他對王爾琢之死，表示可惜，對袁崇全叛變表示不痛恨，並認為廿八團黨的組織領導太弱了，此後應切實注意。林彪之升任營長，引起了他對林彪的注意。並由此引起他對加強紅軍中黨的領導，及建立紅軍紀律的決心。紅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便是在此一期間定出的。
三、反圍剿經過概況
九月十九日，接到井岡山方面情報：國軍進攻井岡山以來，傷亡很大，但井岡山仍無法攻陷，但他們採取了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加上民團的報復行為，山下所有蘇區的村莊概被燒搶剩盡了，被殺的工農群眾亦頗不少，往日混入革命隊伍中的地主富農階級份子，在國軍進攻時有不少叛變了，他們且帶領敵人到處搜索。工農組織被摧毀殆盡，遍地殘牆斷瓦，農村變了廢墟，其狀甚慘。
八月下旬我軍集中桂東時，湘軍誤以為紅軍集中進攻酃縣，其占領寧岡之國軍，已於八月三十日撤回酃縣，嚴防我軍進攻。江西方面之國軍，仍盤據黃坳、龍源口及山下附近鄉村，嚴密封鎖，企圖困死井岡山。
我們得到上述情報，朱德判斷：國軍之攻勢已受到頓挫，現分兵駐守山下，正有利於我軍各個擊破，且我守山部隊已超過一個月，深恐糧彈不繼，有被困憊之虞，乃決先向黃坳進攻，繼續掃蕩龍源口，以解井岡山之圍。當我軍全部集中營前墟時，忽接探報：遂川縣城國軍劉士毅部有向上猷崇義進攻我軍之企圖，其前鋒已抵達寺下墟。寺下墟位於營前墟之東北約八十華里，一天的行置可抵.我們曾開了一次軍事會議，決定先消滅劉士毅部，再進攻黃坳。
作戰計劃大略如下：
（一）選擇高車坳附近（寺下墟至營前墟之間）之有利地形為決戰場。
（二）分兩路前進，區分如下：
1、廿九團為左翼，經隘前向高車坳前進；
2、廿八團、三十一團為右翼，沿通寺下墟大路前進。
（三）各路軍於到達高車坳附近時迅速占領有利陣地，把握時機，向敵退攻。
我軍於次日上午四時即分路出發，我廿八團於上午九時左右即已到達預定戰場，占領陣地，廿九團亦於稍後即到達，十時已發現國軍先頭部隊，旋即向我廿八團陣地進攻，我軍以吸引國軍主力展開後再行反攻之目的，先取守勢，至十一時三十分，國軍主力已被吸住於我軍陣地之前，乃即全線反攻，戰鬥不到一小時，即將國軍全部擊潰，向來路退卻，我軍立即跟蹤追擊，是晚午夜即占領遂川縣城，追擊之猛和路程之遠為紅四軍作戰以來的第一次。
是役繳獲步槍四百餘支、重機關槍六挺、彈藥甚多。
九月下旬，掃蕩了黃坳附近國軍，回抵井岡山。那時山上守軍及人民，均以番瓜、紅薯為食，備極艱苦，見我主力勝利回師，歡喜若狂。十月一日，我軍又進攻寧岡縣城，將國軍周渾元旅擊潰，附近之國軍及民團，亦旋即被肅清。地方的群眾，當國軍進攻時，多藏匿於深山中，聞紅軍勝利的消息，即扶老攜幼，返回他們的村莊，面對著殘垣斷瓦，及荒蕪了時田園，無不感到悲憤和悽愴。他們都缺乏糧食和衣物，人力又感不足，他們在互相幫助之下，重建他們簡陋的家園，並很快的恢復了群眾組織，準備著繼續的鬥爭。
那時桂東已被國軍閻仲儒部占領，其官兵多屬四川人，他們素仰朱德威名。其中也有共產黨人，他們把握著紅軍勝利的消息，進行煽動叛變宣傳，爭取了一百二十餘人起義投入紅軍，朱毛即將該部編為特務營，以畢占云為營長。紅軍為了要乘機爭取更多的國軍來歸，朱毛又親率領全部紅軍向桂東縣城進攻，閻仲儒聞風逃去，紅軍又占領桂東縣城及廣大鄉村。
十一月初旬，江西國軍周渾元旅一個團，乘紅軍主力在桂東之際，復占領了寧岡。紅軍聞訊，立即回師進攻，國軍以強弱懸殊，迫得退守龍源口，紅軍跟蹤追擊，又將該團擊潰，並乘機克復了永新縣城。國軍第二次圍剿井岡山之役，至此已全線結束。
紅軍這次反圍剿作戰，打破了國軍的圍剿，收復了原有的蘇區，從表面看，無論軍事、政治都是勝利的，但官兵的傷亡，彈藥的消耗，損失甚大，特別是攻郴州之役，除了傷亡外還丟了廿九團一個最好的營，我們認為得不償失。至於人民的損失，更是無可估計，以後對第三次圍剿採取了逃跑主義的決策，可說種因於此。
國軍方面：進剿軍只注意專力圍攻井岡山，對於紅軍主力消遙活動於附近各縣，視若無睹，我們認為國軍指揮官當然知道：消滅紅軍主力之後，井岡山不攻自下。但他們不採這一有利的戰略，原因是沒有與紅軍主力決戰的信心和決心。對於國軍圍攻井岡山的部署，犯了兵力過於分散的錯誤，形成處處薄弱的形勢，予紅軍以各個擊破之機。
遂川高車坳作戰之役，劉士毅部有四個團，裝備亦好，兵力對比，占著絕對優勢，但因戰術運用錯誤，以主力暴露於紅軍陣地之前，不知集中主力向翼側進攻，致主戰鬥不到一小時即全線潰敗，我當時就認為這次作戰是僥倖的成功。至於國軍剿共的「三光政策」迫使人民向中共一面倒，徒增加人民對國軍的仇恨，於事無補。
四、毛澤東與朱德齟齬
朱德與毛澤東自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同年十月這一期間，發生了幾件極不愉快的事件。
（一）六月下旬，廿八、廿九兩團在新老七級嶺作戰，擊敗國軍金漢鼎部時，繳獲了幾百枝步槍及幾挺機槍，當時各團將繳獲的槍械均先行補充自己的裝備，並將自己不太好的槍械調換出來，剩餘的即送到井岡山後方，以補充卅一團及地方赤衛隊。毛澤東對此事大為不滿，要朱德將一部份好的步槍和機槍補充卅一團。朱德則因各團已自行處理，不便再命各團交出，致沒有照毛澤東的意見辦理，毛澤東就指責朱德為「本位主義」。
（二）七月攻郴州之役，雖然是湖南省委的主張，其實是朱德有意藉此而離開井岡山，準備在湘南自行發展，擺脫毛澤東的控制；當時毛曾力加阻止，但朱德不理，仍執行攻郴州計劃，又適遇國軍第二次圍剿井岡山，那次井岡山雖未被國軍攻陷，但山下各縣及區鄉受國軍摧殘，損失甚大，當時毛澤東見形勢險惡，便親率卅一團主力離開井岡山到桂東，適在這時朱德部因攻郴州失敗，部隊停留在桂東整理，毛澤東則公開罵朱德是單純軍事觀點的冒險主義者。
（三）九月十三日，擊敗國軍劉士毅部占領遂川後，毛澤東要立即進攻黃坳，而朱德卻想向贛南發展，致爭持了相當時日，延至九月下旬才攻黃坳重回井岡山。毛澤東便罵朱德不顧根據地，有流寇思想。
以上三件事是犖犖大者。然則，朱德為什麼不想回井岡山而想自由創造新局面？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毛澤東是個權力欲極強而又獨裁的人物，凡事都自行決定，而且非常固執，處處都想控制朱德為他守住井岡山，使朱德不滿。
（二）井岡山糧食十分缺乏，紅軍官兵常以番瓜作菜，蕃薯和米煮食，生活過於艱苦，致官兵多不願在井岡山附近駐留，影響朱德的決策很大；為了改善官兵生活，則非急向外發展不可，故對毛澤東要以井岡山為中心，作波浪式的緩緩向外發展的計劃。不感興趣。
（三）毛澤東常反對湖南省委及中央的指示，朱德認為毛澤東完全為了他自己個人著想，有個人主義的思想；不惜反對上級，是嚴重的抗命錯誤，朱德不願跟住毛澤東作抗命行為。
（四）紅軍前敵委員會是中央指示成立的，紅軍的一切行動決策及地方黨工作的配合，均應由前敵委員會決定，但毛澤東為了便利自己獨裁，就自行組織紅軍黨與地方黨的聯席會議，以代替前敵委員會，將朱德和我等置諸於外，等於不願我們參加決策會議，因此朱德就罵毛澤東獨裁。
以上四點是構成朱德反對毛澤東領導的主要原因。
我對於朱毛的不和，認為主要的是因他們兩人的個性相反有以致之。其原因如下：
（一）毛澤東處事獨裁，一切軍政措施均由他個人決定，不想他人干預，而且個性固執，不接納他人的意見；朱德則有民主作風，凡事都和大家商量決定，然後施行。
（二）毛澤東處處以領袖自居，好似唯我獨尊，個人英雄主義思想十分濃厚，而朱德則處處謙讓，只求將事做好，而不顧個人利害與得失。
（三）毛澤東對人虛偽，凡事都轉彎抹角，以達到目的；而朱德則凡事坦白，為人誠實，是則是，非則非，絕不假以辭色。
有了以上幾種不同的性格，自然很難相處得融洽。不過我對毛澤東個人的觀感，除了他缺點的一面外，他的聰明才智實非常人可及，是有許多地方使人佩服的，比如：
（一）他不是軍人，但他提出紅軍作戰時的戰略戰術觀點是正確的，如：戰略持久戰，戰術速決戰，戰略一當十，戰術十當一；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積小勝為大勝，爭取主動，避免被動；及「鄉村包圍城市」……等，確是劣勢對優勢作戰的不易原則。
（二）他有組織天才，如，井岡山附近縣、區鄉的黨及民眾組織，能很快的建立起來，並領導他們配合鬥爭。
（三）選擇以井岡山為根據地，緩緩向外圍發展，逐漸擴大蘇區，以至達到奪取全國政權，這種遠大的政治思想，是正確的而且是比較穩健的辦法。
（四）他對中國革命堅持武裝鬥爭，必須爭取廣大農民為鬥爭的主力，也是正確的，顯見他的眼光有獨到之處。
在當時來說，毛澤東的才智有領導革命的條件，但可惜的是和他相處不易，所以我對他採取了敬而遠之的態度。
對於朱德的優良品德則有：
（一）他凡事公開，不隱瞞，不欺詐。
（二）對人態度誠懇，不作偽。
（三）對革命的態度忠誠，他認為只是盡他的責任。他常對我們說：他的年齡老了，不可能享受革命的勝利果實，只希望能替窮苦的人民及你們青年人鋪平革命的道路。
（四）坦白，有「無事不可對人言」的作風。
他的坦白程度，我舉兩個他親口說的有趣事情為例。
（一）大約是一九二二年，他由四川來到上海，帶有六萬元銀洋，還有四個美麗的姨太太，他自知過去之非，準備參加革命工作，而且決心要到德國去留學，為了處置這四個姨太大，就和她們開了一次圓桌會議，當時他對她們說：現在我不做軍閥了，我要做一個革命者，凡是革命者，只許有一位太太，現在我尚有存款五萬多元，除二萬元留作我出國留學之外，還有三萬多元，可分作四份，每份有八千元，你們每人一份，但我只留一個太太，誰願跟我？請你們自己決定。當時四位姨太太都爭著要跟他，無法解決，他乃採取抽籤的辦法，結果最美麗的那位姓賀的四姨太抽得，其餘的三位立即給資遣散。
（二）朱德和他那位賀氏太大到德國後，因她年青貌美，又喜歡交際，於是她經常和中國的留學生來往，不久便有許多留學生追求，而她又毫不隱瞞的原原本本告訴了朱德。有一天，她將一大包情書交給朱德，並對他說：你替我看看這些情書，以你的判斷那一位男朋友最可靠？朱德看完了這些情書。很誠懇的對賀氏說：你喜歡那一個都可，我絕不反對。你自己的錢和衣物全部都可以帶去，不過你要小心，若到了你沒有辦法時，可再來找我。賀氏聽他這般說，便跟一位留學生去了，可是不到半年，賀氏的錢花光了，她的愛人也無法維持她，於是她又再去找朱德，要求重拾舊歡，再做他的太太。朱德又同意她回來，以後並和她一同到蘇聯去。
一九二六年秋初，朱德先行回國，賀氏則於一九二七年夏天才由蘇聯經北平到武漢。南昌暴動時，她去了上海替黨中央做交通連絡工作，又和一位情夫同居，黨知道了，以她有泄漏黨的機密之嫌疑，黨中央便派特務人員將她刺殺，命中兩槍而未致命，她便和情夫逃去無蹤。
如上所述，可見朱德為人如何。
朱、毛之齟齬，只是開端，以後還是繼續發展，他們兩人之合作能夠維持到中國大陸變色之後，此不過是互相利用而已。以毛澤東那種眥睚必報的胸懷，則朱德的失勢及被毛林鬥批，此乃意料中事，也是必然的發展，不足為奇。
五、我離開了紅四軍
一九二八年十月間，毛澤正、朱德和我率領紅四軍進攻閻仲儒，占領桂東，正在開展群眾工作的時候，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朱汝湘又到桂東，傳達黨中央調我到長沙工作的指示，當日召集了朱、毛、陳毅及我等人，宣布新的中共中央（是在莫斯科召開六全大會改組了的中央，向忠發為書記，李立三、周恩來分任組織、宣傳兩部長，八月間回抵上海工作，所以稱為新中央）為了要展開湖南全省革命鬥爭，必須要將湖南省委會由江西之安源礦區遷回長沙，同時要恢復長沙市委會，以領導長沙工人鬥爭，現因湘籍同志都不能在長沙活動，特調龔楚同志到長沙，首先建立長沙市委會，由龔楚同志任書記，同時要積極建立以長沙為中心的各地特委會的緊密連繫，準備湖南省委會遷回長沙時即由龔楚同志為書記領導湖南黨的工作。關於今後連絡問題，龔楚同志可先到資興龍溪十二洞與湘南特委連絡，再由湘南特委介紹龔同志和郴州縣委連絡。至於白區工作經費將由中央補助，請龔楚同志早日起程。
毛澤東聽了這一個報告，立即說：龔楚同志到長沙去領導湖南黨務及工農運動，是最適當的人選，我贊成他去。
朱德即要我考慮清楚，並對我說：你在軍隊工作已久，轉變地方工作環境，不一定適合，而且我們紅四軍實在需要你，尤其是廿九團的領導，你離開後，我很躭心……。看他的表情，確有依依不捨之意。
此時杜修經立即說：龔同志你必須要去，因為這是黨中央的決定。
我接到黨中央的命令，令我有點迷惘。因為我與紅四軍的關係太深了，特別是廿九團是我手創的，朱德、陳毅等又和我工作了大半年，從來沒有鬧過意見，而今一旦離開，心情總有點難過，而且新調的工作任務重大而艱苦，我是否勝任？這是我沒有把握的，不去嗎？我是個老黨員，豈能違抗黨的命令，於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只得壓制著難說的心情，接受黨交給我的新任務。
我奉調的消息，很快時被紅四軍的同志知道了，那天晚上，廿八團第二營營長周子昆，廿九團的團、營長及各連黨代表都跑來團部問我，並為我的離開表示深切的關懷。甚至有幾位黨代表希望和我同去長沙，協助我工作，他們那種殷殷惜別之情，至今使我回想起來，仍感嘆不已。
那晚我決定帶彭堃同志一同去，一方面是應她的堅決請求，同時我覺得總有一個助手較方便。出發之前，毛澤東送了六十個銀洋給我做旅費，朱德要我在廿九團選一排武裝護送我到龍溪十二洞。
次日，我在晨光曦微時，黯然離開了隊伍向著新的環境邁進。
第二天的下午到達了龍溪十二洞，首先和資興縣的赤衛除負責人李奇中同志（他是我的舊同事）取得連絡，我們在此再度重逢，喜不自承。他就請我們到他所住的一間造紙廠內休息，並請我吃飯。我要他替我找湘南特委來，他立即對我說：不用找了，我現在就兼任特委書記呀！我為之大喜。
晚上，他將一切情形告訴我：「從這兒向前直走，沿途都是國軍的封鎖線，反動地主組織的挨戶團、自衛隊、守望隊，到處都設下哨崗。最可惱的是以前土匪胡鳳璋部隊，因它們曾和紅軍數度作戰，是我們的死對頭，被湖南省主席何鍵所賞識，收編他們為保全團，並委胡為湘南區保全副司令，現正駐在汝城，虎視耽耽的窺伺著紅軍的動態。所以你們的行動須要特別謹慎，幸勿大意，否則就有生命危險」。
我自知兵力單薄，但身負重要任務，不能不冒險前進，所謂：「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在龍溪十二洞休息了一天，由一位資興的同志帶路，沿著山僻小逕行走。當晚到達汝城縣屬，距山店八里的一個只有七戶人家的小村落休息。這個小村落四面環山，有一條涓涓小溪流過村前。竹籬茅舍，非常幽靜，我們便在這小村落里宿營。我為了謹慎起見，派了一個同志向山店警戒。另外派了一位同志化裝農民去山店偵察。值察同志回來報告：山店並無敵情。我們便毫無顧慮的安然去睡了。
第二天，晨光初曉，哨兵發現敵人，放槍示警。跟著槍聲和喊殺聲大作，整個山谷中轟動起來，我們已被包圍住了。幸喜有松林和野草作掩蔽。我即率領隊伍向屋後高山爬越，希望能突出敵人的包圍圈，並可在山上居高臨下抵禦敵人的攻擊。可是，我們爬至半山，山頂已被服裝不整齊的敵人占據了。此時我們已上下有敵，在密集的火網下，我們的二十多個武裝同志已有五六人受傷，其餘四散奔逃。女政工同志彭堃也蹤跡不明。我見形勢險惡，便就地一滾鑽入草叢深處，希望避免敵人的發現。
許多同志被敵人俘虜了，我潛匿在草叢中清晰地聽到他們被捕時的掙扎聲和被毒打的慘叫聲。他們的聲音似根針不斷的刺在我的心上。我含著仇恨和憤怒的心情，靜候著難以想像的變化。
因草叢深密，地勢凹凸不平，敵人兩次搜索都沒有發現我。到了下午四時許，敵人顧慮我們還有人潛伏草叢深處，放火將草叢焚燒，火從風勢，風助火威，頃刻便蔓延起來。不久，火已逼近到我潛伏之處。在不遠的小高地上，還有兩個敵人荷槍實彈上著刺刀，注視著燃燒的地方，不時還將刺刀向草叢中亂戳，這時，我惟有向著未燃燒的草叢中爬過去，但火在四周蔓燃，我的衣服也燒著了，我急忙甩手將它按息。一股熾烈的熱浪向我衝來，使我幾乎窒息。我真忍受不住了，正欲拿左輪手槍準備自殺，忽見那個守望的敵兵自動的走了，大概是他要避開火焰的侵襲。我頓覺機會難逢，求生的念頭使我恢復了清醒，便鼓起勇氣，從火海中一直滾落到山腰的田邊，很快的藏入一個僅可容身的土洞中，昏昏沉沉的伏著不動。
黃昏過後，明月當空，這大是十月廿八日（農曆九月十六日）晚風拂過我的臉，使我打了幾個寒噤。這時，我才發覺身上的衣服燒破了，頭部、手部、足部都被火灼傷，再仔細檢視身上物品，中共湖南特委給我赴郴縣良田墟和長沙的介紹信及連絡地址，全在火場中遺失了！我孤零零的呆坐在荒涼的山崗上，萬念紛集，百感叢生。
略一定神，月亮已在偏東天空上，才辨清了方向，估計此地離樂昌我的家鄉約有一百多華里。便決定先回家去療治火傷，休息些時，再作打算。於是便拖著疲憊和傷痛的身軀，一步高一步低地走著。晝伏夜行，在天未亮前便躲到偏僻山間的稻田草堆中。飢餓時，只靠喝些泉水來維持這一線的生命。艱難走了兩個通宵，總算幸運的抵達家門。母親見我歸來，含淚為我裹傷塗藥，慈愛與憐惜，使我忘記了一切的痛苦。
我的母親受的是舊式教育，她很鍾愛兒子，並了解我正從事革命工作，她不但不反對，而且還鼓勵我要謹慎行藏，因之，她對我的行動極端的保持秘密，只將我回到樂昌的消息秘密地轉告樂昌縣共黨的地下工作同志。所以我很快的便和中共北江特委取得連絡。
最難得是我的同村青年和朋友們，他們並不因我參加中共連累他們，使他們遭到政府的罰款和其它的損失而發生怨恨，反而在我療傷期間，他們為了我的安全，夜間輪流在村外放哨，提防敵人的搜查。熱情厚誼，使我感到無限的安慰。
我從一九二五年六月十日加入中國共產黨，便將生命投入一個不斷高漲時革命浪潮中，由組織北江農民運動，農軍北上，南昌暴動，潮汕失敗，湘南斗爭，開展井岡山蘇區工作，以迄汝城山店附近的火海餘生。在這過程中，每天都在緊張而危險的情況下工作，唯一的願望是怎樣地去完成黨所賦予我的任務；從沒有能靜靜的去反省過一下，究竟我所做的工作，它的代價是什麼？在這廿一天的病榻中，使我想起了許多問題。
我參加革命的志願，是希望能創造一個幸福美好的社會，在當時社會存在的各種不合理的現象，更支持了我的思想繼續發展，可是，在這幾年的鬥爭過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時，農民向地主豪紳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紳伺機向農民的慘酷報復，在循環不已的鬥爭中，既違背了人道主義的精神，也沒有增進社會人類的幸福，反而使生產萎縮，農村經濟破產，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壞了，新的生活根本沒有建立起來，人與人之間彼此猜忌，彼此防範，除了聽從中共的命令之外，簡直變成了一個奴隸社會。人性毀滅了，人道毀滅了，人格也毀滅了，自由平等，更談不到，這樣的革命手段，難道是我所應追求的理想嗎？這些問題，使我感到無限的困惑和煩擾。
同時，我更想到我們的紅軍，是共產革命的武裝，它的任務是要以戰爭來消滅敵人的軍事力量，以推翻舊的統治，建立蘇維埃政權，但是在不斷的戰爭中，戰死沙場的，並不是高級統治者的本身，而是破了產的工農貧苦大眾計程車兵和中下級的軍官。戰爭的結果，還不是貧苦工農的自相殘殺嗎？誰無父母，誰無兄弟，螻蟻尚且貪生，何況人類？
我睡在床上，反覆的想著，越想越想不通。我對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開始發生了懷疑。不過，這時候國民黨方面，已出了二萬元賞金通緝我，勢成騎虎，不得不繼續跟著共產黨走。
在病榻中，我派了一位汝城籍的老工人楊聾古，到汝城去打探在山店附近被捕同志的情況，他回來告訴我：在山店附近被捕的紅軍，都解到汝城槍殺了，其中一位女同志，她在臨刑時，還高呼共產黨萬歲！我聽到這個消息，心裡非常難過。對那些在生死患難中的親密同志悼念不已。雖然我這時對黨的作風，已有了懷疑。但卻給這一消息激起了我的憤怒。
在慈母的愛護下，休養了廿一天，身體已經復原，臉上的傷痕也已經褪去。當時我接到廣東省委的通知，要我到樂昌黃圃鄉，出席指導全縣黨代表會議。那時樂昌縣委書記李光中，已建立了三個支部。我參加了兩天會議，檢討了過去的工作和擬定了發展組織的計劃，便又乘夜趕回家中。母親告訴我：剛才接到在縣府工作的親戚通知，韶關的中共秘密機關已被破獲，捕去負責人二名，並供出你已潛回樂昌。縣長劉應福（第二次來樂昌當縣長）正在派人查緝你。我聞訊之後，立即搬到一個親戚家裡藏匿，並派人與韶關東河壩北江特委通訊連絡站連絡；確知韶關黨的機關已被破獲，搜出印刷機和很多印刷文件，捕去兩個向志。但特委通訊處未受影響。當晚我步行到韶關，匿居在東河壩一個農民劉福家裡。由一位廣西籍的共產黨的國軍軍官處，借了一套軍服及胸章，於第二天早晨，我化裝成國軍軍官乘南下的火車經廣州到達香港。至於我被調的湖南省工作職務，此時黨中央已另行派人充任了。
共產黨員對黨齡與階級成份（工人為主）及其歷史關係，是很重視的。那時中共廣東省委書記黃超，組織部長盧永次，他們兩人都是工人出身。在當時黨中央雖未指定我在省委擔任什麼職務，但一切重要決策，他們都和我商量，徵詢我的意見。在這一期間，我主持了一個軍事研究班。積極培養軍事幹部。訓練的科目特別注重大城市中暴動時的巷戰戰術，與夜間作戰的通訊連絡之研究。
一九二九年一月，這時，黨中央已注意在國軍內進行策反的工作，廣東省委由廣州及各縣調來了二十個同志接受滲入國軍府策反工作訓練，這項訓練工作，亦由我和石遲鋒同志負責（石是四川人，出身於黃埔軍校）。石的軍政理論很好，但缺乏實際工作經驗，所以我的工作特別繁重。同時，為了展開宣傳工作，首先籌辦了一張小報「正義報」，在一九二九年二月，又創辦「香港日報」，這都是我暗中策劃的，由於我沒有公開出面，所以很少人認識我的真面目。
我在香港工作的這段時間，使我認識了中國社會上存有許多普遍品質上的毛病，中國工人階級也不能例外，黨認為工人階級的革命品質最好，只有由工人階級領導的革命，才能徹底實現，我對這種理論覺得很有問題。
因為中國是個落後的農業國家，由於農村經濟破產與雛型工業的興起，農民才流入城市，蛻變為工人。所以他們仍保留著濃厚的農民意識和半封建的保守觀念。所以他們的無產階級思想意識是薄弱的。因此，他們在革命鬥爭的過程中的表現，有時反而不及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富於革命性和堅強的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