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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兒童:我們最幸福 最後被槍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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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甫列克恨他的父親,因為父親拋棄了家庭,和別的女人去過了。據報紙報道,1931年11月,特羅費姆在村裡學校受審判的時候,衝著他兒子大聲叫喊,「我是你父親啊!」巴甫列克對主審員說,「是的,他曾經是我的父親,但我現在已不把他看作我的父親。我現在不是他的兒子,而是一個少先隊員。」特羅費姆被送到很遠的北方去勞改,後來被槍斃掉了。

二戰時期的蘇聯兒童(網路圖片)

1932年9月3日,蘇聯西伯利亞一個叫吉拉西摩夫卡(Gerasimovka)的村莊附近的樹林里發現了兩個男孩的屍體,其中較大的一個是巴甫列克.莫羅佐夫(Pavlik Morozov),15歲,是少年先鋒隊員。巴甫列克曾向警察檢舉過父親,富農特羅費姆.莫羅佐夫(Trofim Morozov)的罪行。據報紙報道,莫羅佐夫家的人是因為怨恨巴甫列克揭發他父親而將他殺害的,同時遭害的還有他9歲的弟弟。因此,這是一次階級報復的殺害。調查一開始,蘇聯報紙和警方就把巴甫列克的死確定為一樁政治性犯罪案件,巴甫列克是模範少先隊員,而殺害他的人則是「富農反革命」。

吉拉西摩夫卡是一個很偏僻的村莊,離烏拉爾的斯維爾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東北350公里。這個村莊的附近有一些勞改營和流放「富農」的「特別居民點」。吉拉西摩夫卡村是個窮地方,窮的人家只有一頭牛,富的人家也不過有兩頭牛。全村只有9戶人家擁有俄國人喝茶用的那種茶炊。村裡直到1931年才有了一所小學,只有一位老師,13本書。就象在西伯利亞西部的許多別的村子一樣,吉拉西摩夫卡村的人獨立性很強。19世紀的時候,他們從俄國中部移居西伯利亞為的就是自由和土地。他們對蘇聯的農村集體化運動抵觸很大,1931年8月村裡建立集體農莊時竟然一戶也沒有報名,蘇聯報紙因此將這個村點名為「富農窩」。

巴甫列克的父親特羅費姆是一個很勤快的農民,日子算是村裡的中等水平。在蘇聯內戰期間,他受過兩次傷。村裡的人都很敬重他。1931年8月他兒子揭發他的時候,他已經擔任了三任的村蘇維埃主席。巴甫列克向警察檢舉說,他父親把假證件賣給特別居民點的富農。

報紙上宣傳說,巴甫列克是優秀少年先鋒隊員,但其實吉拉西摩夫卡村裡當時並沒有少先隊組織。1931年吉拉西摩夫卡村有了小學,巴甫列克成了積極分子,他喜歡檢舉鄰居們的「錯誤行為」,好多年以後村裡人還是稱他為「爛貨」。巴甫列克恨他的父親,因為父親拋棄了家庭,和別的女人去過了。據報紙報道,1931年11月,特羅費姆在村裡學校受審判的時候,衝著他兒子大聲叫喊,「我是你父親啊!」巴甫列克對主審員說,「是的,他曾經是我的父親,但我現在已不把他看作我的父親。我現在不是他的兒子,而是一個少先隊員。」特羅費姆被送到很遠的北方去勞改,後來被槍斃掉了。

巴甫列克檢舉父親以後,膽子更大了,又開始檢舉那些對集體農莊有怨言和私藏糧食的鄉親。他9歲的弟弟費沃多(Fyodo)也學他的樣。村裡的人都不喜歡這兄弟倆。他們的親爺爺謝爾蓋・莫羅佐夫不准他們進他的家門,其他的親戚也勸他們不要再干那些缺德的事情。但是,要說莫羅佐夫家的人殺害這兩兄弟,其實並無實在的證據。巴甫列克和村裡一些別的少年,包括巴甫列克的堂兄多尼拉曾有過爭執,所以村裡人懷疑是那些少年殺掉了巴甫列克兄弟。

二戰時期的蘇聯兒童(網路圖片)

巴甫列克兄弟死亡的事剛剛由當地報紙報道,就立即變成了政治事件。多尼拉說是他爺爺謝爾蓋乾的,巴甫列克的母親和表兄伊萬・普特切克(Ivan Potupchik)也這麼說。最後,莫羅佐夫家有五口人被定為「富農家族」,於1932年11月受審。巴甫列克的叔叔和教父被定為策劃者,堂兄多尼拉和爺爺被定為直接凶手,奶奶被定為將巴甫列克兄弟誘入樹林的協從罪犯。審判一開始,起訴官引用了斯大林關於在全國強化階級鬥爭的講話,凸現事件的政治性質。除了巴甫列克的叔叔之外,其餘四名人犯都被判處死刑,由行刑隊槍決。巴甫列克的表兄伊萬原本就是一個積極分子,因為在事件中表現出色,加入了共產黨組織。

巴甫列克很快成為蘇聯報紙宣傳的英雄和人民學習的榜樣。1933年秋,高爾基呼籲為少年英雄巴甫列克建立一座紀念碑。高爾基說,巴甫列克懂得,「你的血親可能是你的精神敵人,不能放過這樣的敵人。」巴甫列克成為一位完美的少年英雄,電影、故事、詩歌、傳記、歌曲都稱頌他的高度覺悟和對黨的忠誠。他那大義滅親的英勇壯舉成為所有蘇聯兒童學習的榜樣。

巴甫列克的事迹宣傳影響了整整一代蘇聯兒童的道德意識,由意識形態規定的國家利益高於變得高於一切家人朋友間的親情和信任關係。背叛和出賣這些關係不但不再是羞恥的事情,而且更成為公共精神和政治先進的表現。忠誠和信任原本是以活生生個人為對象,現在個人的對象被抽象的國家、人民、黨、無產階級所代替。切斷了個人與個人間信任和親情的聯繫,個人變得前所未有地孤獨,前所未有地依戀和隸屬於抽象的集體,害怕被這個集體拋棄,害怕被它排斥為異己或敵人。這種惶恐和不安又使許多個人更加不擇手段地劃清一切「壞」的個人關係,以爭取「進步」來表現對集體的忠誠。

當時,到底有多少蘇聯青少年真的揭發了自己的父母,現在已經不得而知。但是,當時蘇聯報紙刊登的材料卻是不斷給人以巴甫列克式少年英雄輩出的印象。有一個叫索羅金(Sorokin)的孩子揭發他父親偷集體農莊的糧食,警察逮捕了他的父親。還有一名叫西爾沃察・法蒂耶夫(Seryozha Fadeyev)的學童向班主任報告,說他父親私藏了馬鈴薯。13歲的普羅尼亞・考里賓(Pronia Kolibin)告發自己的母親在集體農莊的地里偷糧食,他的母親被送進了勞改營,而他自己則因為揭發有功,受到了去克里米亞著名的少年先鋒隊度假營度假的獎賞。

少年先鋒隊號召兒童們學習巴甫列克告發父母的「不法」行為,少先隊基層組織派隊員到集體農莊監視農民是否偷盜糧食。《少先隊真理報》定期刊登揭發有功者的名單,表彰他們的事迹。「學習巴甫列克」掀起了熱潮,少先隊號召隊員不僅要揭發父母,而且還要揭發親戚。有的地方甚至提出,不揭發的隊員是缺乏覺悟,其他隊員應該揭發這樣的隊員。在這種氣氛下,家長甚至都不敢在孩子面前說話。有一位醫生回憶道,「我從來不在孩子面前提到斯大林。出了巴甫列克的事情後,誰都生怕稍微有一點出言不慎,就是在兒子面前也不行。萬一他一不小心在學校說了什麼,輔導員就會報告上去。他們會問孩子,『你是哪裡聽到的?』孩子會說,『爸爸說的。』你一下子就倒霉了。」

二戰時期的蘇聯兒童(網路圖片)

亞歷克山德・馬利安(Alexandr Marian)的父親就是這樣倒了霉的。亞歷克山德是他村子裡的共青團領導人。1932年,他17歲那年揭發他父親反對合作化。亞歷克山德在1931年6月8日的日記中稱「富農」是「蘇聯最後,也是最大一個剝削階級。」1932年,他17歲那年揭發他父親反對合作化。由於他的揭發,他父親被逮捕並被送去勞改。1933年,在一則日記中,亞歷克山德記載了一段與共青團一位同志的交談,這位同志說,亞歷克山德的父親有「反動觀點」,他不應再擔任共青團領導。亞歷克山德就此在日記中寫道,「我向這位同志解釋,逮捕我父親是我自己要求的。他的反蘇立場與他[一次大戰時]在奧地利當俘虜的經歷有關。……他後來喜歡奧地利的秩序,認為他在奧地利見到的那種資產階級小農[經濟]可以帶來農業財富。……他把集體化初期的缺點看成是混亂,而不是暫時的挫折。如果他能懂得辯證法,有政治覺悟,他就有可能認識錯誤和改正錯誤。」

責任編輯: 江一   來源:網路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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