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的青少年以「斷絕關係」而不是直接揭發來表示進步。在親人家屬「出了問題」，成為「敵人」之後，一個人自然會感覺到各種壓力，有的會被少先隊或共青團開除，有的進不了大學，找不到理想的工作。1938年，列夫・澤爾莫諾夫斯基(Lev Tselmerovsky)18歲，他的父親，一位蘇軍工程師，在列寧格勒被逮捕。列夫是共青團員，正在接受飛行員訓練。他一心想參加紅軍，但他父親被捕後，他也被定為「異類分子」，並被流放了，成了工廠的工人。1938年9月，列夫給蘇聯主席加里寧寫信，表示與父親劃清界線，並為自己申辯。他寫道，「關於我父親，我稍微說幾句。據我母親說，他是因為表示不滿而被送到北方勞改營去的。我本人不相信這個說法，因為我聽父親對他的妹妹談起過他在北方與白軍作戰的事情。他跟我們講他的光榮經歷。當基洛夫被暗殺時，他都哭了。……但這可能是他的偽裝。……我認為，我父親應該為他自己的行為負責，但我不應該因他的緣故蒙受恥辱。我要參加紅軍，我要成為一個擁有平等權利的蘇維埃公民，因為我配得上這個稱呼。我在蘇聯學校接受的是蘇聯精神的教育，我的觀點顯然與我父親完全不同。我對自己被定為異類分子感到很傷心。
與「堅決揭發」不同，斷絕與「有問題」家人的家屬關係是一種既能保護自己，又不太傷害家人的辦法。當時蘇聯報紙上有成千的「斷絕關係」聲明，差不多都是一個格式:「我，尼古拉・伊凡諾夫，斷絕與父親的關係。他以前是一個牧師，多年欺騙人民，謊說有上帝存在。為此，我與他斷絕一切關係。」有不少父母為了子女的前途，提議或者鼓勵子女與他們斷絕關係。1932年，一個16歲的猶太男孩寫信給他家當地的一家意第緒語的報紙斷絕與父親的關係:「我從此不再是這個家庭的成員。我覺得，我真正的父親是教育我人生大事的共青團。我真正的母親是祖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和蘇聯人民是我現在的家庭。」後來有人採訪了聲明人的妹妹，她回憶道，「當時我14歲，我父親把我哥哥和我叫到房間裡，對我們說，他的生活方式已經跟不上現在的時代。他希望我們不要重複他的錯誤，不要再遵守猶太宗教傳統。他說我們應該跟學校編黑板報的人說，要聲明過自己的新生活，不再與父親的宗教有任何關係。父親叫我們這麼做。他說，這對他沒有什麼，但這樣可能為我們開創光明的未來。」
揭發家人，斷絕與他們的關係，換取榮譽、信任和光明的未來，巴甫列克式的「大義滅親」成為蘇維埃兒童的新精神，也成為蘇維埃人的新精神。在那些揭發者心裡，除了功利的考量和生怕被連累的恐懼，不能不說還有一種真實的羞恥感和榮譽心。他們以「壞蛋」父母為恥，以努力爭取「進步」為榮;以舊家庭為恥，以新集體為榮。
1937年，安娜・克里夫科(Anna Krivko)17歲，她的父親和叔叔都是卡考夫(Kharkov)市的工人，父親和叔叔被逮捕後，安娜被卡考夫大學和共青團開除，定為「異己分子」。她到處找工作，為了養活母親、祖母和一個還是嬰兒的妹妹。她在一個養豬場工作，後來有人說出她父親被捕的事，她丟了工作。她找不到工作。1938年1月，安娜寫信給蘇維埃代表、政治局委員邱巴(Vlas Chubar)。她表示與父親斷絕關係，央求邱巴幫助她家。她說，如果她不能在蘇聯過上好日子，那就不如帶著幼妹一起去死。她表示自己絕對是忠誠於史達林同志，痛恨她那個把災禍帶給家庭的父親：「我不知道我父親和他弟弟犯了什麼罪，也不知道他們被判了幾年刑。我感到羞恥，根本不想知道。我深信不疑，無產階級法庭是正義的。如果他們被判刑，那一定是罪有應得。我對父親完全沒有女兒的感情。我感到的是作為蘇聯公民對祖國、對教育我的共青團和共產黨的義務。我全心全意支持法庭的判斷和1億7千萬無產者的聲音，為這個判決感到歡欣鼓舞。我父親自己坦白，1919年他被徵召到鄧尼金的隊伍里，當了三個月的白衛軍，為此，他在1929年被判2年半的勞改。我所知道的他的往事就是這些。……如果我觀察到他有反蘇聯行為的跡象，就算他是我父親，我也會毫不遲疑向內政部人民委員會報告。邱巴同志!請相信我：我以稱他為父親為恥辱。人民的敵人不是我的父親。人民教育我憎恨一切壞蛋、敵人，無一例外，毫不留情。只有人民才是我的父親。我堅信，無產階級、列寧的共青團、列寧和史達林的黨會象愛護自己女兒一樣愛護我，在人生的道路上給我幫助。」
以當蘇維埃人為最大的光榮，對於沒有前蘇維埃記憶的青少年，要比對有這種記憶的前輩容易的多。新的一代人從小就相信，他們是世界上所有國家中最幸福的人民。米哈伊・尼可萊夫(Mikhail Nikalaev)在1930年代經歷了好幾個孤兒院的生活長大。據他回憶，孤兒院一直教導他們，蘇聯是最好的國家，蘇聯的兒童是全世界最幸福的，而史達林就是這個國家的父親。「要是我們出生在別的國家，我們早就餓死、凍死了。……他們是這麼教的，當然我們也是這麼信的。孤兒院怎麼教，我們就怎麼信。我們的所有關於世界的想法都來自蘇聯的政權。」
米哈伊很欽佩巴甫列克，也想有機會揭露敵人和姦細。當他加入少先隊的時候，他感到特別光榮，覺得真正踏進了蘇聯社會。在這之前，他一直生活在羞愧之中，因為生養自己的父母覺得抬不起頭來。其實，他對父母並沒有確切的記憶。他只記得四、五歲時，以前家裡的一位保姆到孤兒院來看他，告訴他，他的父母是「人民之敵」，已經被槍斃了。她對他說，「他們本該象對你父母一樣，也把你槍斃了的。」米哈伊從此一直感到十分羞恥。參加了少先隊，他才算擺脫了這種羞恥感。他感到，史達林象父親一樣在關懷他，一切的幸福都是來自史達林，「我們有得吃，有得穿，有學習的機會，可以去少先隊營地，還有新年樹——所有的一切都是來自史達林同志。」1930年代成為青少年的蘇聯新一代，從小受到的就是絕對相信史達林和蘇聯政府的教育。他們相信，報紙上登載的都是真實的，報紙說好的一定是好的，報紙說壞的一定是壞的。這種信念使得那些父母在大清洗的年代(1937-38)被定為蘇聯敵人的年少年相信，錯一定在他們的父母。
在人性和人情的荒漠中，有的青少年運氣好，偶爾也會遇到一片小小的綠洲，年紀小的時候還不覺得什麼，後來記起來，卻是終身難忘的記憶。伊娜.蓋斯特(InnaGaister)小時候就讀莫斯科的第19中學，學校地處莫斯科中心地帶，附近住著不少蘇聯領導人。這所學校的學生中有的在1937年的大清洗中失去了父母。在19中學不遠處是莫斯科實驗學校，許多官員的子女都在那裡就讀，但誰一旦遭到清洗，子女就會被強迫揭發父母，或者被開除。但伊娜的學校氣氛則不同，老師們儘量保護學生。伊娜的父母都在1937年被逮捕，但她開學時還是去上學了。她一直不敢告訴老師家裡發生的事情。她回憶道，「我們都是聽巴甫列克的故事長大的，」所以很怕學校要她揭發父母。最後她鼓起勇氣對老師說了實話。老師說，「好了，那又怎麼呢?回到班上去吧。」
老師不但不替她聲張，還用自己的工資替她付了學費。19中學有不少象伊娜這樣「人民公敵」子女的學生。伊娜記得當時班上有一個很頑劣的男孩，他寫了一份班上25個「托派分子」(「人民公敵」子女)的名單，貼在班級的牆上，遭到很多同學的憤恨。伊娜還記得一件與圖恰切夫斯基元帥被審時有關的事情。當時的蘇聯學校都接到指示，把「人民公敵」圖恰切夫斯基的圖象從教科書里抹掉。伊娜回憶道，「有的男孩醜化教科書里的圖恰切夫斯基的相片，在他的臉上加上鬍子或在他頭上畫上一對犄角。我們的老師格里高羅芙娜(Rakhil Grigorevna)對他們說，「我給你們每人一張紙，好好地把紙貼在書里圖恰切夫斯基的臉上。貼的時候要小心一些，因為今天他可能是一個壞人，一個人民公敵，但明天他和別的人又會回來。我們可能又會把他們看成好人。到那個時候，你們可以把紙從他沒有醜化的臉上揭掉了。」伊娜記得她這位老師，因為她讓伊娜看到，即使在極端險惡無情的環境中，一個人還是有可能不隨波逐流，還是有可能保持自己的理性和良知。在她那個時代的蘇聯，這些都是太難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