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蘭多・費格斯(Orlando Figes)在他2007年出版的《耳語者：史達林俄國的私人生活》(The Whisperers: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中記錄了許許多多象上面說到的前蘇聯往事。在俄語中，「耳語者」有兩個意思，第一個意思是指出於恐懼和害怕被人偷聽而壓低了聲音(shepchushchii)，第二個意思是指在別人背後竊竊私語地告密(sheptun)。耳語成為史達林時代日常生活的特徵，整個蘇聯社會都變成了這個或那個意義上的「耳語者」。
《耳語者》是一部揭示史達林時代普通蘇聯人家庭生活的口述歷史。這部歷史是在零零碎碎的口述中構建起來的。這些零零碎碎的口述具有「拼貼藝術」(collage)那樣聚零為整的敘述效果，「把它們放在一起，便可以從中看到一幅前所未有的景象，那就是普通蘇聯公民生活在史達林專制下的內心世界。」這是《耳語者》與許多關於史達林統治的歷史著作不同的地方，「許多歷史著作都是描述恐怖的外部現象——逮捕、判刑、古拉格式的囚禁和殺害，而《耳語者》是第一部深入探索史達林統治下個人和家庭生活的著作。在史達林統治下，蘇聯人過著一種怎樣的私人生活?他們的真實想法和感受是什麼?在擁擠的共同公寓中……一家人擠在幾個或者甚至一個房間裡，隔牆就能聽到隔壁人說話，這時候過的是一種怎樣的私人生活?當國家把法律、監視和意識形態控制的觸角伸向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時，所謂的私人生活指的又是什麼?」
成千上萬的普通蘇聯人在史達林時代沾上了各種各樣的「壞社會關係」，成為身世不清白的人。他們因此過著一種「雙重生活」，他們一方面覺得受到不公正的對待，對蘇聯制度有離異感，一方面又努力地自我調節，要在蘇聯制度中找一個安身立命之地。許多人儘管家庭成員中有的飽受迫害，自己卻仍然努力進步，爭取入黨、入團。在對待家庭中的「人民敵人」時，普通的蘇聯人在信任他們所愛的人和相信他們所怕的政府之間經受了各種內心掙扎和道德煎熬。他們有的痛苦，有的麻木，「在史達林統治的道德真空中，人要怎麼才能保持人的感覺和感情呢?那些塑造百萬人生活的是怎樣的生存策略呢?是沉默、謊言、友誼和背叛，還是道德妥協和曲意迎合?」
經歷了史達林恐怖統治的蘇聯，幾乎沒有家庭不留下它的印痕。據保守估計，從史達林獲得黨領導權的1928年到他去世的1953年，大約有2500萬人受到過政治迫害。這2500萬人有的被槍決，有的成為古拉格的囚犯、特殊圈禁處的「富農」罪犯，有的成為無數勞改營地的奴工，他們占了蘇聯人口的八分之一(1941年的蘇聯人口大約是2億)，平均每1.5個家庭就有1個「人民的敵人」。這還不包括在大饑荒和戰爭中喪生的人們。這些直接受害者的家屬數以千萬計，他們的生活充滿了恐懼、偽裝和絕望，他們不顧一切地向史達林表現忠誠，爭取按他的意志做蘇聯的「好公民」。
史達林1953年去世的時候，留下的是整個一個被他成功改造了的新人民，「史達林統治留下的沉默而順從的人民延綿不絕。」塑造一國人民的國民性就象培育一個新物種，只要一次性成功就足夠了，剩下的便是它的自動延續，除非環境因素的劇變為它的再度變化提供了條件。正是這個沉默而順從的「史達林的人民」成為費格斯口述史想要從中尋找隱秘聲音的對象。費格斯說，他的書談的不是史達林本人，但每一頁上都閃現著史達林的幽靈。他寫道，「(這本書)探討的不是史達林和他的統治政策，而是史達林主義如何滲透到人們的心靈和感情之中，左右著他們的價值觀和人際關係。這本書並不想就此揭開恐怖統治根源之迷，也不想描述古拉格的興衰。它要解釋的是，警察國家是如何在蘇聯社會中紮下了它的根須，把成百萬的普通人變成恐怖統治的袖手旁觀者或者積極幫凶。史達林制度綿延不絕的魔力和遺產不在於國家結構，也不在於對領袖的個人崇拜，而在於，用俄國歷史學家米海伊.蓋夫特(Mikhail Gefter)的話來說，『滲透到我們心靈之中的史達林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