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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挨批沒他事 張守良竟跪著吊死了

—跪戕:張守良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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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憲法第一修正案》,人人有權過他嚮往的幸福生活。」——某國電影中律師的一句台詞

張守良歿於1968年夏,時年二十二、三歲。只知道他原籍河北,根據他牙床顏色估計是河北任丘一帶人氏,因為水土的關係,那兒的男人牙床多呈紫色。

大約是文革初期、1966年吧,張守良被安置到我們連,正好我們住的草房宿舍還有空位,就讓他住進來了。他大約一米七八的個頭,臉色發黑,很壯實,一看就是好勞力。我們聊得熱火朝天他就聽著,從不插話,聽到有趣處就咧嘴憨憨地笑,露出兩顆虎牙和紫藥水色的牙床。

張守良其實和我的接觸時間並不長,前後不到一年光景,後來他回老家娶了媳婦,帶媳婦回來就分開單過,很快有了孩子。他是「清邊」過來的。那時中蘇關係緊張,靠近邊境的地區就把認為不可靠的人向內遷移,我們農場距邊境直線距離75公里,就安置到我們連農業排乾活。他父親是「勞改新生」即因「右派」問題被判勞改的刑滿釋放之人,那時候是要歸入「地富反壞右」即「黑五類」之列的。刑滿不讓回原籍,就地就業。幾年前他從河北農村投奔父親而來,也被勞改農場吸收為臨時工。其父亦被「清邊」,但不允許父子在一起,就被安置在不同的連隊。

文革一起,極左思潮泛濫,「階級鬥爭」、「血統論」甚囂塵上,跳「忠字舞」、唱「語錄歌」,搞「早請示、晚匯報」、「三敬三祝」,「憶苦思甜」,天天晚上開會先唱「天上布滿星,月牙亮晶晶……」,還吃了一次「憶苦飯」,麥麩子加豆餅熬成糊糊,一人一碗,都咽不下去,就偷偷倒了,白白糟蹋了很多豬飼料。

奪權、打派仗剛消停了一會兒,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簡稱「清隊」)又興起了,各基層單位紛紛成立了「群眾專政指揮部」,代行被砸爛的公安機關職能,可謂權傾一時,那些出身好的貧下中農子弟背著槍(那時農場各連隊為了「護秋」和防備狼熊什麼的,都配備了少量步槍,晚上還有民兵荷槍巡邏的傳統)、神氣活現地大抓「階級敵人」。作為成績,當然抓出的敵人越多越好。

我那時因為搖唇鼓舌地為「炮轟派」(我們連的少數派)當吹鼓手,寫了很多「打派仗」的東西,很傷大多數老職工的感情,所以到了「清隊」運動一來,就被掌權的多數派抓起來,關進了托兒所,罪名是「『三股妖風』黑幹將、炮轟派黑筆桿子」。

文革以來生產陷於停頓,大家都不幹活,老職工也不往托兒所送孩子了,托兒所遂成為關押「牛鬼蛇神」的臨時監獄。一時間,因為各種「問題」被關進去的「敵人」有二十來個,凡是參加過國民黨軍隊的均屬歷史有問題,朱站長曾是國民黨軍的軍需下士;黃、湯兩個副站長當過國民黨騎兵的馬術教官;鄭副站長曾上過英國皇家海軍學院,軍階少校,只不過年齡大了,是個死老虎;王醫生曾是國民黨軍的衛生兵,被俘後加入解放軍,雖算不上真正的醫生,但在我們連醫務室幹了十來年了,是個責任心強的、醫德高尚的人,別的不說,我們連七百多口人,老職工及家屬占五百,其中育齡婦女至少二百多吧,這麼多的嬰兒出生,幾乎全是由他接到世上來的。本來他是有很高聲望的,不知是怎麼回事,借著這次運動,竟也給抓進來了……這樣的占了三分之一左右。

另外一些是所謂「出身不好」——真正的地主、富農是沒有的,但「慰情聊勝無」吧,沒有真地富,他們的兒子也算,哪怕捕風捉影也行,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所以像我們園藝排的孫陽武,出身其實是個上中農,因為得罪了排長,也給抓進來了。這樣的也占了三分之一。

另外,平時愛說個牢騷怪話的、有男女關係問題的、小偷小摸問題的屬於「壞人」、流氓,也抓了進來。我自恃出身好,堅信「毛澤東思想的陽光終究會照到這個角落」,所以雖關在裡邊心裡卻很樂觀,每天滿不在乎,還和那個「亂搞男女關係」的唐姓青年嘻嘻哈哈的——其實還是靠「血統論」撐腰。但別的人關在托兒所里卻是心態各異:朱站長沒了春風得意的勁頭,一臉愁眉不展;鄺浩泉早就有精神病,他被抓進來,照例一言不發;孫陽武每天面朝牆壁,流淚不止……裡面的人是這樣,托兒所外面可嚇壞了一個人。作為運動,一定要造成浩大聲勢,所以連隊的高音喇叭天天在那裡喊「深挖」、「追窮寇」、「不獲全勝決不收兵」,而且今天抓兩個,明天抓三個,老職工多是農民,哪見過這個陣仗?那些出身有問題的人誰也不知哪天會輪到自己,更加惶惶不可終日。

我是在托兒所里聽到張守良的死訊的,據說那天他一夜未歸,媳婦天亮醒來不見他的影子,心裡發慌,就向連里報告。「群眾專政指揮部」派一姓李的「老鐵兵」和外號「小黑牛」的山東青年一塊去找,找來找去找到連隊住區最靠北的一排廢棄的破草房,發現有一把破椅子擺在灶屋中央,上面還有新鮮的鞋印,懷疑張守良會不會躲在頂棚里,那會兒還沒想到自殺的可能性,就找了一架木梯,一人扶著一人爬上頂棚,黑咕隆咚的,用手電一照,哇!赫然看到張守良跪在三角形的房梁下上吊了。大概死人的樣子很可怕,離得又近,他們又沒有精神準備,上面的人嚇得大叫一聲「有鬼!」,慌亂中一腳踩空,從梯子上摔下,砸到下面的人,兩人魂飛魄散、連滾帶爬地跑了出去……

當時正值六月底,大批知青即「老三屆」蜂擁而至,所謂「六一八批示」批准組建的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已宣告成立,五十個北京知青剛到我們連沒幾天。「群眾專政指揮部」的人平時耀武揚威,這時卻都「麻了爪」,誰也不敢上去把死屍弄下來,還是幾個新來的男知青膽子大,自告奮勇鑽進頂棚解開繩結,把張守良抬了下來。

張守良突然自殺,大家都覺意外:「咋也沒咋的(讀音地)他呀,怎麼就上吊了呢?」而且跪著吊死,眾人也很駭怪,身子沒有離地,居然也能吊死!這死法,大家都沒見過。他的班長高振波操著一口河南范縣口音很惋惜地說:「張守良身大力不虧,幹活不惜力(肯賣力氣),平時少言寡語的,班裡的人都很待見他。」

當時有人分析,張守良一個是因為出身問題,本來心裡就有壓力,又和郭小林住過一個屋,受郭蠱惑傾向於「炮轟派」,只不過礙於他的身份,「炮轟派」沒要他。「炮轟派」被定性為「反革命組織」,我等幾個「炮轟派」骨幹被抓,他就覺得大難臨頭:「連郭小林這樣的都被抓!」他覺得下一個就會是他,於是越想越害怕,越想越睡不著覺……如此說來,我竟有點兒「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干係哪!

其實,我後來覺得,最主要的還是他害怕,怕自己被抓連累了無辜的年輕媳婦和孩子。至今我連他媳婦的姓名都不知,只知她長得還清秀,但來到我們連隊與張守良過得並不愉快,生了一個娃娃之後,她整天唉聲嘆氣、哭天抹淚的。估計她可能出身還不錯,到了這裡才知道嫁了一個出身不好的,覺得受了騙,更要命的是會跟著「吃掛落」;張守良回老家到鄰近的縣裡找媳婦,大概也沒敢講自己是右派「勞改新生」的後代,如果講了真話,恐怕沒有女人會嫁給他。女方家裡肯定會問到出身、成分之類,張也只好硬著頭皮以「農場工人」搪塞過去,女方貪圖彩禮也沒有過多計較。這也是時下常說的「信息不對稱」,幾千里之隔,女方一聽是國營農場農工,看男方年輕力壯、相貌周正,也就同意了。畢竟在關內農村,出身好並不能解決溫飽問題,北大荒雖然偏遠,起碼吃得飽啊,還能掙錢!

那女子的家鄉離北京不算遠,北京文革初期那種「紅色恐怖」、駭人聽聞的大興縣集體屠殺「黑五類」的消息不會不有所耳聞,所以出身成分在那時成了攸關生死的非常嚴重問題。而我那時蝸居邊陲草屋,信息反而不如張守良靈通。大興、湖南道縣、廣西等地殺人事件一概不知。不過,這些畢竟只是猜測,關於張守良死因的秘密,大概是永遠埋藏在那個女子的心裡了。

高振波後來告訴我:張守良的媳婦在張死後帶著孩子嫁到別的分場去了。他說,張守良回老家娶媳婦曾向他借了一百五十元錢(那時候這可不是小數目),高以為人死了,這錢也「死」了。沒想到,他跟別人嘮叨,不知怎的就傳到那媳婦耳朵里,她還專門回了我們連一趟,把這筆錢還給了老高。

初作於2009年冬,2016年4月14日—25日重寫

責任編輯: 趙亮軒  來源:記憶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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