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69屆是上下夠不著的一屆、是被遺忘的一屆、是付出巨大犧牲的一屆、是最受不公待遇的一屆、希望69屆的同學們聯合起來--讓歷史為我們這一屆作證，載入知青運動史冊。
北京的69屆
北京的69屆是應當提一提的話題。關於上山下鄉的研究文獻或文學作品幾乎沒有專門關於69屆的評論或描述，當「老三屆」這一專有名詞載入知青運動史冊時，同時代的另一個專有名詞「69屆」卻一次次被人忽略。在上山下鄉大軍中有相當數量的69屆學生，35年過去了他們卻仍然這樣的默默無聞，也許這本身就是訴說。
69屆指69年上山下鄉的初中生。66年文革禍起時他們是6年級小學生。那年6月小學相繼停課，他們受的正規教育就到那時為止。小學不再管轄他們，亂世中，中學也沒有及時接納他們。直到67年10月這些人才被收編，進入了就近的中學。
69屆的中學課程大致三部分，學習毛著、批判學校造出來的階級敵人、到京郊參加農業勞動。他們既不像上邊幾屆的學生有過名副其實的中學文化課程，也不像後來幾屆的學生「復」了文革改編教材的「課」；他們幾乎沒有上一天文化課。偶爾，酷愛自己學科的教師可能借題發揮傳授過一點文化知識，比如，借讀語錄之機講講修辭，借讀詩詞之機講講古漢語，指著場院上的糧食囤講講體積計算……就是這樣的初中69屆也只上了不到兩年，69年8月這批學生就開始大規模上山下鄉。他們在中學逗留時間之短真是空前絕後。
對待北京69屆的上山下鄉政策不知為什麼特別絕，沒有像別的屆那樣的留京名額或因特殊困難的照顧名額。69屆的去向是黑龍江、內蒙古、雲南生產建設兵團和嫩江國營農場。從8月下旬到9月中旬，北京站和永定門站每天都有北上、南下、西去的列車，把混沌的小不點兒們運送到遙遠的邊地。那時他們多數是16歲，我的同班同學梁必業將軍的女兒上學早，就只有15歲。
由於69屆學生這樣的背景，他們在上山下鄉的群體中註定是弱勢。在生產勞動中他們還能一拼，和大同學一樣干繁重的體力勞動，可是每逢在當時盛行的會上表態、「講用」學習體會時，他們就相形見拙。他們的發言常常通篇抄襲文理不通。後來討論「儒法鬥爭」，他們的發言更是常常把人物、年代、史實張冠李戴。聽眾中總有高年級同學無可奈何嘆息，「唉，真是69屆！」
口頭的工夫在當年特別要緊，知青中的風雲人物先得能口若懸河。由於69屆口頭和書面表達能力的差距，他們中出人頭地的就少。當然，有些69屆天姿國色的小姑娘被安排在師、團首長身邊做打字員、機要員、電話員，從而脫離繁重勞動倒是可能的。
77年恢復高考的時候，69屆又一次呈現群體的弱勢。老三屆有原來的文化基礎，在艱苦勞動中往往保持了一定的學習習慣，功課說撿就能撿起來。69屆完全沒有學過數理化等文化課程，他們在長達8年的勞動中知道留心彌補的人很少。高考制度恢復的消息傳來，他們卻早變成壯壯的姑娘和強悍無比的男勞力了。忽然要靠學習成績入學，69屆的便望塵莫及全都傻了眼。風雲變幻機遇擦肩，但歷史鑄成的錯誤卻無情地碾碎了69屆這群人騰飛的夢想。
在風雨如磐的蹉跎歲月中，69屆的人即使犯錯誤也犯得丟人。老三屆憂國憂民，問題常常出在政治言論上，比如《血色黃昏》的主人公原型47中的馬波。可69屆的犯事兒卻屢屢犯在刑事上。74年我所在的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2師15團有兩起要案轟動一時，作案的、受害的都是69屆的。
北京108中一個69屆的深秋時為了一隻價值120元的上海手錶，殺了北京116中一個69屆的，當夜把屍體沉進深潭。13天後受害人的屍體面目全非地浮出水面。次年2月2日召開公審大會，槍決了21歲的兇手。
2月里是大部分知青回城市探家的時候，公審大會很是冷清。我所在的連隊尚有沒有回家的勞動力在，所以男生被派去為死刑犯挖坑，女生被派去維持會場到刑車之間10來米距離的秩序。
我和同學們到刑車跟前時公審大會正在進行，禮堂的側門關著，我們聽不見什麼，就踢沙包就地取暖。忽然，保衛幹事高喊「拉手拉手」，門嘩地開了，氣氛一下森嚴起來。帶重銬的死刑犯被帶白手套的軍人拖著，跌跌撞撞走向刑車。
近距離地看見自己的同學那沒有血色的死灰般的臉，聽見鐐銬發出的讓人毛骨悚然的聲音，一個69屆的同學忘了她的任務，哇地叫了一聲撲進我的懷裡，緊緊地摟住我。我個子大些，但同樣是69屆，看到這樣的場面也手腳冰涼牙齒打顫。死刑犯不知為什麼流了許多口水，前襟都是濕的。他被拉到兩里地以外的7號地槍決。天氣過於寒冷，據說連里去的男生用鎬頭破土很困難，坑就挖得草草了事，長度不夠，受刑的人下葬時相當費勁，足端埋得過淺，棉鞋當晚就讓當地的老鄉脫去了……
也是74年，我所在的連隊一個69屆同學在4月的一個夜裡忽然在菜窖里生了個足月的嬰兒。她是門頭溝井下礦工的女兒，身材瘦小，十月懷胎竟瞞住了大家的眼睛。她是伙房的炊事員，懷孕期間仍抬得起6層的籠屜，沉默寡言，勞動非常出力。生產是在夜間，沒有人發覺。天蒙蒙亮時，她照常通開了食堂的爐火幹活。不過天亮時，我們看見了滿地鮮血和她回宿舍後才娩出的胎盤，那血乎乎的東西放在臉盆里，用枕巾蓋著。更讓人難以相信的是，嬰孩之父是在磚窯燒火的那個勞改就業職工，一個幽靈般的70歲老頭。
這個同學在集體宿舍過了「月子」，後來安排在磚廠干碼濕坯的活兒，開除了團籍。再後來，她以「病退」名義回到北京門頭溝，據說一直沒有正式工作，靠給單身礦工洗衣為生。
歲月流逝，69屆最終沒有出現徐友漁那樣的學者，沒有出現老鬼、史鐵生那樣的作家，我的同班同學《龍年警官》的作者魏人好容易有點起色，卻對警匪的故事情有獨衷。一度好象有「老四屆」的提法，但「老三屆」馬上割席，誰願意和魚龍混雜的小可憐兒們一起進入史冊啊。
直到今天，我們這些人在某些特定的場合還會懷著自卑和遺憾無限辛酸地說，「我是69屆的。」不過，這是一句許多人聽不懂的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