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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許多人聽不懂的話:我是69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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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69屆是上下夠不著的一屆、是被遺忘的一屆、是付出巨大犧牲的一屆、是最受不公待遇的一屆、希望69屆的同學們聯合起來--讓歷史為我們這一屆作證,載入知青運動史冊。

北京的69屆

北京的69屆是應當提一提的話題。關於上山下鄉的研究文獻或文學作品幾乎沒有專門關於69屆的評論或描述,當「老三屆」這一專有名詞載入知青運動史冊時,同時代的另一個專有名詞「69屆」卻一次次被人忽略。在上山下鄉大軍中有相當數量的69屆學生,35年過去了他們卻仍然這樣的默默無聞,也許這本身就是訴說。

69屆指69年上山下鄉的初中生。66年文革禍起時他們是6年級小學生。那年6月小學相繼停課,他們受的正規教育就到那時為止。小學不再管轄他們,亂世中,中學也沒有及時接納他們。直到67年10月這些人才被收編,進入了就近的中學。

69屆的中學課程大致三部分,學習毛著、批判學校造出來的階級敵人、到京郊參加農業勞動。他們既不像上邊幾屆的學生有過名副其實的中學文化課程,也不像後來幾屆的學生「復」了文革改編教材的「課」;他們幾乎沒有上一天文化課。偶爾,酷愛自己學科的教師可能借題發揮傳授過一點文化知識,比如,借讀語錄之機講講修辭,借讀詩詞之機講講古漢語,指著場院上的糧食囤講講體積計算……就是這樣的初中69屆也只上了不到兩年,69年8月這批學生就開始大規模上山下鄉。他們在中學逗留時間之短真是空前絕後。

對待北京69屆的上山下鄉政策不知為什麼特別絕,沒有像別的屆那樣的留京名額或因特殊困難的照顧名額。69屆的去向是黑龍江、內蒙古、雲南生產建設兵團和嫩江國營農場。從8月下旬到9月中旬,北京站和永定門站每天都有北上、南下、西去的列車,把混沌的小不點兒們運送到遙遠的邊地。那時他們多數是16歲,我的同班同學梁必業將軍的女兒上學早,就只有15歲。

由於69屆學生這樣的背景,他們在上山下鄉的群體中註定是弱勢。在生產勞動中他們還能一拼,和大同學一樣干繁重的體力勞動,可是每逢在當時盛行的會上表態、「講用」學習體會時,他們就相形見拙。他們的發言常常通篇抄襲文理不通。後來討論「儒法鬥爭」,他們的發言更是常常把人物、年代、史實張冠李戴。聽眾中總有高年級同學無可奈何嘆息,「唉,真是69屆!」

口頭的工夫在當年特別要緊,知青中的風雲人物先得能口若懸河。由於69屆口頭和書面表達能力的差距,他們中出人頭地的就少。當然,有些69屆天姿國色的小姑娘被安排在師、團首長身邊做打字員、機要員、電話員,從而脫離繁重勞動倒是可能的。

77年恢復高考的時候,69屆又一次呈現群體的弱勢。老三屆有原來的文化基礎,在艱苦勞動中往往保持了一定的學習習慣,功課說撿就能撿起來。69屆完全沒有學過數理化等文化課程,他們在長達8年的勞動中知道留心彌補的人很少。高考制度恢復的消息傳來,他們卻早變成壯壯的姑娘和強悍無比的男勞力了。忽然要靠學習成績入學,69屆的便望塵莫及全都傻了眼。風雲變幻機遇擦肩,但歷史鑄成的錯誤卻無情地碾碎了69屆這群人騰飛的夢想。

在風雨如磐的蹉跎歲月中,69屆的人即使犯錯誤也犯得丟人。老三屆憂國憂民,問題常常出在政治言論上,比如《血色黃昏》的主人公原型47中的馬波。可69屆的犯事兒卻屢屢犯在刑事上。74年我所在的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2師15團有兩起要案轟動一時,作案的、受害的都是69屆的。

北京108中一個69屆的深秋時為了一隻價值120元的上海手錶,殺了北京116中一個69屆的,當夜把屍體沉進深潭。13天後受害人的屍體面目全非地浮出水面。次年2月2日召開公審大會,槍決了21歲的凶手。

2月里是大部分知青回城市探家的時候,公審大會很是冷清。我所在的連隊尚有沒有回家的勞動力在,所以男生被派去為死刑犯挖坑,女生被派去維持會場到刑車之間10來米距離的秩序。

我和同學們到刑車跟前時公審大會正在進行,禮堂的側門關著,我們聽不見什麼,就踢沙包就地取暖。忽然,保衛幹事高喊「拉手拉手」,門嘩地開了,氣氛一下森嚴起來。帶重銬的死刑犯被帶白手套的軍人拖著,跌跌撞撞走向刑車。

近距離地看見自己的同學那沒有血色的死灰般的臉,聽見鐐銬發出的讓人毛骨悚然的聲音,一個69屆的同學忘了她的任務,哇地叫了一聲撲進我的懷裡,緊緊地摟住我。我個子大些,但同樣是69屆,看到這樣的場面也手腳冰涼牙齒打顫。死刑犯不知為什麼流了許多口水,前襟都是濕的。他被拉到兩里地以外的7號地槍決。天氣過於寒冷,據說連里去的男生用鎬頭破土很困難,坑就挖得草草了事,長度不夠,受刑的人下葬時相當費勁,足端埋得過淺,棉鞋當晚就讓當地的老鄉脫去了……

也是74年,我所在的連隊一個69屆同學在4月的一個夜裡忽然在菜窖里生了個足月的嬰兒。她是門頭溝井下礦工的女兒,身材瘦小,十月懷胎竟瞞住了大家的眼睛。她是伙房的炊事員,懷孕期間仍抬得起6層的籠屜,沉默寡言,勞動非常出力。生產是在夜間,沒有人發覺。天蒙蒙亮時,她照常通開了食堂的爐火幹活。不過天亮時,我們看見了滿地鮮血和她回宿舍後才娩出的胎盤,那血乎乎的東西放在臉盆里,用枕巾蓋著。更讓人難以相信的是,嬰孩之父是在磚窯燒火的那個勞改就業職工,一個幽靈般的70歲老頭。

這個同學在集體宿舍過了「月子」,後來安排在磚廠干碼濕坯的活兒,開除了團籍。再後來,她以「病退」名義回到北京門頭溝,據說一直沒有正式工作,靠給單身礦工洗衣為生。

歲月流逝,69屆最終沒有出現徐友漁那樣的學者,沒有出現老鬼、史鐵生那樣的作家,我的同班同學《龍年警官》的作者魏人好容易有點起色,卻對警匪的故事情有獨衷。一度好象有「老四屆」的提法,但「老三屆」馬上割席,誰願意和魚龍混雜的小可憐兒們一起進入史冊啊。

直到今天,我們這些人在某些特定的場合還會懷著自卑和遺憾無限辛酸地說,「我是69屆的。」不過,這是一句許多人聽不懂的話。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和訊家園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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